朱熹的修养功夫继承了程颐，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为纲领，涵养贯心之动静、已发未发。就涵养与致知的关系说，致知前的涵养是为了使致知主体获得廓然大公的心理状态，防止先入之见和气禀物欲的侵害。致知后的涵养是为了使格物所得之理经过咀嚼、涵咏、体味成为价值理性的资养。在朱熹这里，涵养与进学、居敬与穷理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二者交相发明。朱熹说：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答徐元敏》，《朱子文集》卷三十八)
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朱子语类》卷九)
就是说，穷理越多，心的遮蔽就越少，性理在心中的显现就越充分，从而道德理性就越是深厚。而道德理性又反过来规范、润饰知识理性，对知识理性的活动起促进作用。虽然朱熹反复强调居敬穷理是同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但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修养功夫中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是断成两截的，二者间存在着疏离。王阳明在龙场之悟后对朱熹的功夫途径有一质疑：
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
按朱熹的说法，格物越多则积理越厚，心地越明，所以，学者应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补大学格物传》)。但遍格天下之物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考索具体事物所得的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具体事物的知识并非直接等同于天理，如果缺乏对二者作投射、类比、化约的自觉和能力，将会造成格物与诚意之间的断裂。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并非有内在的必然的关联，埋头格物而与身心修养无关涉这种状况是可能的。这里王阳明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宋明理学这一道德形上学来说非常尖锐的问题：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是什么关系?在统一的精神活动中，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各扮演什么角色，二者怎样互相作用?这是宋明理学的大问题，也是人的存在的大问题，因为它牵涉到人的精神活动的分类和这些门类之间协同工作的功能和过程。
西方自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即已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但西方由于基督教对世俗的管摄无孔不入，道德教育和宗教信仰密切关联，以及自古希腊就奠定基础后来发展至不可动摇的理性传统，知识得到长期尊崇，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作为两个并行的精神门类延续下来，各自的发展有清楚而严整的线索。而中国自始就是道德和知识密切关联着的。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始终把道德修养作为培养理想人格的首务，而知识作为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起着辅翼道德修养、护持价值理想、提高精神境界的作用。所以就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关联程度来说，中国文化要比西方文化紧密。
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一种锻炼道德理性、教人成圣成贤的学问。但宋明理学的修养途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主张在具体事物的探究中体悟宇宙根本法则。加上中国古代突出的务实精神，轻视纯理论的讲求，所以宋明理学家一般在肯定道德的优先地位的情况下都重视知识对于增进道德的作用。如程朱学派认为，格物穷理是知天理的必要条件，“积习既多，脱然自有贯通处”(《朱子语类》卷十八)。陆九渊主张“先立其大”，但他并非一概反对读书穷理，而是强调读书穷理必须与提高道德修养相关联，否则有“借寇兵、资盗粮”之虞。所以朱陆之争只是尊德性和道问学何者优先的问题，二者都反对将知识与道德截然割裂。
王阳明与朱熹的分歧首先在于，王阳明发现了朱熹的为学之方并非知识和道德时时相关的，朱熹的考索物理和知天理之间有一断裂。因为从物理到天理实际上是一种投射，它是把对宇宙根本之理的觉解经过诠释投射到具体物理之上，使具体物理有了价值的性质。这一转换从逻辑思维上说是一种类比，一种化约，一种想象，它代表主体对他眼前的景物与整个宇宙的关系的体验。这一点是儒家内圣之学的支柱，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的“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除，与自家生意一般”，程颢的“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等，皆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但从物理到天理的投射和转换与主体的精神修养程度、对事物的体验和知识积累中参与这种类比和化约的能力有关，初学者没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和知识素养，也就很难有这样的自觉和识度。王阳明少年时格竹的失败，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关系很早就成了王阳明一个萦回不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他牵系终身的。他一生的每一项重要活动都可以说与这个问题有关。只不过他把道德理性的树立和纯化看做是最根本因而也是最困难的，处处强调在诚意正心上用功，但知识理性作为道德理性不可或缺的辅翼，始终与道德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摘自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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