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工资一分不能少，医院不裁掉一个人」

3 月 27 日，上海寒风凛冽，普陀区略显陈旧的古浪路上，零星走过几位行人。上海德济医院橙红相间的门诊大楼赫然而立。

 

3 个多月来，作为上海市疫情间为数不多保持开放的民营医院，上海德济医院经历了多次「危机」和挑战。

 

在会议室见到院长郭辉时，他神采奕奕，全然看不出疫情期间连轴转带来的疲倦。白大褂下面着正装、打领带，好像昭示着一种硬朗的性格。

 

郭辉为我们讲述了他在疫情期间经历的果断、揪心、紧张与欣慰。当然谈起这些时，他总用幽默来化解，显露出一种真诚而罕见的微笑。

 

以下为郭辉院长的自述：

1 月 18 日，我要求订购两万个口罩

 

1 月 10 日左右，武汉一些大医院的四位同学告诉我说有 SARS 后，我便开始关注疫情。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报道和医生转发的帖子，那时候出来「毛玻璃肺」这样的术语和人传人的猜测。

 

1 月 16、17 日，武汉那边不断有消息传过来，同学说很多医护人员都已经被感染，科室无法正常运转，这让我提高了警惕。

 

1 月 18 日，已经很晚了，我睡不着觉。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不详的预感，觉得这是 SARS，是传染病。

 

当晚我决定开一个小会，和大家讨论要不要储备物资。一是过春节；二是万一是传染病的话，物资是不能少的。我要订几万个口罩、防护服和隔离衣。

 

大家对此产生质疑，不明白为什么要订那么多物资。

 

我说大不了退货，必须订，然后就自己拍板决定了。

上海德济医院正门

摄影：史晨瑾

 

1 月 19 日到了 8000 个医用外科口罩，我感觉不太够，继续采购了口罩 20000 只、防护服 1000 套，一次性手术隔离衣 3000 套，防护镜 500 个。这些物资一直到 23 日全部到货，24 日想追加再进货的时候，整个上海都已经买不到了。

 

只有这五六天给了我们反应的时间。

 

千里迢迢连夜送来的武汉患儿，救还是不救？

 

物资刚刚储备好，考验就来了。

 

1 月 21 日 00：30 左右，我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得知武汉市 120 急救车辆要将一位颈部脊髓损伤的高位截瘫患儿送到我们医院。

 

这一家三口是从武汉同济医院神经外科转来的。

 

我一听完蛋了，这个麻烦。同济医院是新冠肺炎爆发的重灾区，我有医生朋友在那里，他们 13 位医生护士被感染，神经外科要关停，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那辆 120 急救车当天在武汉拉过什么人都不清楚。

 

我赶紧起床，往拉杆箱里装了些东西来到医院。当时因为上海德济医院不是定点发热医院，所以我就上报区防疫中心，上报区卫健委，最后上级决定让我们就地隔离治疗。

 

由于院内还有 20 多位气管切开的危重患者，我要求全院升级为一级防护：把整个病区半层楼腾出来，作为隔离病房，专门收治武汉患者；1 个患者最多允许 1 个陪护；封闭 ICU，严禁家属探视。

 

天快亮的时候，急救车风尘仆仆地赶来。等他们抵达之后，我才知道三位医护穿的都是普通的工作服，一点防护准备都没有。我送给他们每人一套防护服和护目镜，送他们离开。

 

患儿刚来的时候，胸部呼吸肌肉完全瘫痪，纯粹靠挺起身子辛苦地进行呼吸。我们没有核酸检测的条件，就当 SARS 进行抗病毒治疗，上呼吸机，开刀手术。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孩子现在可以扶着床边走动，气管封住，呼吸机也撤掉了。

 

后来我们有了条件之后，给孩子做了 IgM、IgG 测试，发现他是有抗体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感染过，当时很有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但我们切断了传播途径，进行多方面治疗，最后他被治好了。我们和他的家人都很开心。

 

如果孩子留在武汉，那真的，凶多吉少。

 

患者「碰瓷」，死于多器官衰竭，急诊封闭

 

我面临的第二次考验，也发生在深夜。

 

那天我走的很晚，从办公室经过急诊，就看到一个人拿着医保卡说：我只有医保卡，我没有钱，你们要给我看病。

 

我想都半夜了怎么还有人耍无赖，让值班的麦医生打 110 叫警察把他赶出去。

 

但麦医生是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很有经验。他觉得此人不大对劲，脸色苍白。一番检查过后，发现患者双肺湿罗音，也就是肺炎，而且他已经发烧、咳嗽、咳痰三天了，是高度疑似患者。

 

然后我们赶紧给他看，结果一测血氧饱和度很低，只有 80 多了。我说，快点去地下一层做肺部 CT，结果到了肺部 CT 门口还没进去，人突然呼吸心跳全停了。先停的呼吸，然后停的心跳。

 

这就更害怕他是新冠肺炎患者，但已经没有机会做 CT 了。所以从地下一层又回到一楼抢救室紧急抢救。18 个人扑上去协调，给他抢救。

 

因为上了呼吸机，没有机会做 CT，只能边抢救边给区里防疫防控指挥部汇报。

 

他们说，你们要发个会诊单。我当时还有点生气了，这个时候发会诊单谁看呀。后来卫健委的领导紧急协调普陀中心医院的叶院长来帮忙会诊。普陀中心医院是三级医院，也是发热定点医院。叶院长说，患者可以转过去，但医院要预备出隔离房间来。

 

从 12 点开始，一直到通知我这个患者可以转过去的时候，已经凌晨五点多了。这期间病人呼吸心率又停过一次，我们又抢救过来，折腾了一晚上。也就说普陀中心医院从凌晨一点开始预备隔离间，弄隔离流程就弄了几个小时，按道理来说是发热定点医院应该早就有了。

 

患者转院后，我们整个急诊和地下一层的空间都被污染了，还有 18 个医护。我说，从现在开始封闭急诊，18 位医护不许出去。我给他们送饭菜、水果进去，大家都很恐惧、害怕。

 

这个时候要进行消毒。

 

凌晨三点，我和郭玉石医生以及两位后勤保障人员一起穿上防护服，背着喷雾器，进入这个空间，进行了完整的消毒，回来以后很仔细的把防护服脱掉，整个过程也五个多小时。

 

很遗憾，后来这位患者转院之后，死于多器官衰竭。他的核酸检测是阴性的，但是也存在假阴性可能。我们 18 位医护全部隔离回家，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没有症状，就来上班了。

 

 

拉上一个半月的物资，援驰武汉

 

武汉市江汉区政府向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求助支援，因为当时国家调拨的人手不太充足。

2 月 4 日，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联系到我们，我们就在上海市率先组建了社会救援队。

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商请协助武汉援助函

 

当初上海市报名的还有另外两家民营医院，不过后来渐渐没有了下文。

 

因为其中一家是莆田系医院；另外一家民营医院没有急诊和重症团队，也没有医疗物资，遂作罢。

 

得益于我们医院平时急诊重症中心的学科建设和充足人手，我们最终建立了一个由 6 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

 

他们与三位后勤人员带着两车一个半月的物资援驰武汉。

 

物资大概有两万多只口罩，五千多套防护服，一千多副护目镜，相当于把医院一半多的物资都带走了。这些物资还是比较值钱的，如果上黑市上卖，那就真的要翻好几倍了。

 

2 月 14 日，他们抵达了距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武汉市红十字医院。这家医院床位不到 400 张，但是去的时候，一天就已经接诊到 1300 人了。那里的医生护士接近 1/3 被感染，人手及其短缺。

 

一线的情况完全超出了想象。比如说，当时刚去的时候我们缺一台呼吸机，问本院的医生呼吸机在那里？他们回答说：不知道，你自己到走廊上去找。

 

走廊里堆满了全国各地捐来的物资，我院医生就到走廊扒拉扒拉，抓着自己要的东西就去用。

 

他们的状态和打仗时候一样。每天九、十点钟上班到晚上七点钟，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

 

武汉市红十字医院临时改了 ICU，没有空调，需要开着窗子通风，非常冷。但防护服密闭不透风，里边非常热。外冷内热，护目镜就会起雾，看不清操作。他们就使劲甩头，把镜片上的雾珠甩掉再去操作。

 

所以那个时候抽血都变得很难，因为看不清。所以这考验，不是平时想象得到的。

上海德济医院援助武汉医疗队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在我们重症监护室里 90% 以上的患者都能治好的，去了那里以后，不管多么努力，最后大多数患者就抢是救不过来，这个时候感受到的挫折感非常强。

 

我每天都会和 6 位医生联系。那时我的睡眠已经完全颠倒了，白天忙于医院本身的运转和武汉救援队的跟进，晚上会和巴西、美国的朋友联系采购物资。作为院长来讲，我的压力非常大，如果我们的医护感染了，我怎么和他们的家人交代？所以我很焦虑，我一个月瘦了 8 斤。

 

门诊急诊照常开放，工资一分钱不少

 

上海德济医院承诺，疫情期间不辞退任何一名员工，按时发放工资。我们所有年龄大的老专家，怀孕期、哺乳期的员工，疫情期间不允许上班，工资一分钱不少。

 

我觉得在疫情期间，民营医院正常的反应是关闭一些科室，甚至关掉整个医院。

 

因为病人很少的情况下，开放着医院，所有的成本都在支出，还要大量的防护物资，亏损是很严重的。

 

但是如果前期做好了准备，此刻还是应该担下责任。我们医院是以脑科为特色，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还有武汉的病人赶到上海看病。那些一天发癫痫 200 次的患者，他在家里是待不住的，这个时候感染对他来说都是小事儿，到医院看病才是第一要务。

 

如果关停医院，患者就走投无路。所以我们考虑更多的是让患者能找到地方看病。虽然要进行新冠的排查，但是我们这里会继续开门，为患者看病。

 

一月份其实我们比去年还略有增长。

 

但是二月份，国家各个地方封城封村封路，绩效就很差了，这没办法。但是这个时候病人少，我们腾出时间精力来，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责任。

 

三月份到现在情况越来越好，我们现在病房里有接近 300 个患者住院，我们也做了很多脑外科手术。

我相信，我们医院会在四月份恢复正常。

作者：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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