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党氏同属冯翊堂夏氏后裔。而“河”南党氏是“冯翊堂夏氏后裔”之一支，是否一脉相承，同源同宗，多年来多有存有疑义，随着研究的深入基本趋于认同。
郾城党湾《党氏茔中碑记》的解读助推认识趋同
豫东（周口市、漯河市郾城区、驻马店市东部、山东省荷泽市等）党氏因于元末从晋移豫后族谱多次修残补缺，入谱党氏各支均认同为冯翊堂夏氏后裔以后的之一支的党氏宗亲，一脉相承，同宗同源，统一字派。该党氏族谱史谓之“党李氏族谱”。而豫中许昌（禹州）党氏是否属于“党李氏族”系，多年不得其解。
2016年河南党氏研究人员认真研读雍正七年（1729）郾城县党湾村《党氏茔中碑记》后，疑窦释然。《党氏茔中碑记》为雍正七年禹州生员党方午撰写。若不是一脉相承的宗亲，党方午缘何为党湾村先祖撰写碑文；碑文曰，“吾之始祖率其兄弟数人”从晋移豫后，其中四兄弟“而大老则在乎（在意，选择）钧洲（即今禹州）也；三老则在乎商水也；四老则在乎上蔡也；而吾之始祖惟（只，仅）迁居于此。”。其他兄弟的再迁移去向没有述及之原因，一是时劳资匮乏，二是也没必要一一列举。据此可知，党方午及禹州党氏来豫始祖亦是碑文中之“吾之始祖”，其后裔亦为党李氏支裔。禹州党氏之所以与“党李氏”字派不同，亦是因续家谱时劳资匮乏、音信不通而未走到一起。
碑文中“四老”之称谓在有文记载中第一次出现。虽然“‘四老’之称”赫然碑上，但熟记碑文且广而宣之并不是宗亲们生活之必需，事后逐渐被人淡忘。一至形成，“河”南党氏不知自己的直系始祖。恐怕郾城党氏也未必知道自己为“二老”的后裔。禹州党氏也不知自己为“大老”的后裔。上蔡党氏也不知自己为“四老”的后裔。就连周口党氏至今仍有人称从未知道“三老”之说，只知道周口市商水县巴村镇党寨村（古称冢寨）为河南党氏从晋移豫的始居地。显然，1996年豫东党李氏续家谱时将该碑文载入第一册之内，也未引起入谱宗亲对“四老”称谓的注意。乃至造成周口市等地党氏宗亲误解。直至2016年“河”南党氏研究人员仔细研读郾城县党湾村《党氏茔中碑记》后，“河”南党氏才对“四老”之称谓趋于认同。
周口市商水县巴村镇仅为河南党氏从晋移豫的始居地，而非“三老”始居地吗，非也。元末明初，中原大地多为“泽国”，可耕地相对较少，故有数位有各建家园能力的兄弟各自选择久居地事件的发生。正因耕地相对较少，数兄弟各选久居地，唯“三老”久居冢寨，不但数兄弟不会同意，恐怕在那个家长制盛行的年代，始祖或后世长老也不会允许。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三老”在冢寨之外在商水县之内另择吉地建立家园。故而有党湾村《党氏茔中碑记》中“三老则在乎商水也”一说。
《碑文》记载的“三老则在乎商水也”在2016年之后在河南党氏宗亲成中达共识后，部分宗亲误解为商水县仅是“三老”始居地，并不能确信为“河”南党氏始祖的始居地。亦即“河”南党氏从晋移豫抑或数兄弟而已，数兄弟的始祖未必迁来。为解宗亲之疑惑，2017年12月31日，《党氏家族报》主编党波涛、河南党氏宗亲会秘书长党永超和笔者专程到周口市商水县巴村镇党寨村始祖墓地了解详情。直是“不看不知道，一看顿明了”。至今已有几万后裔的始祖坟茔仅有始祖和两个儿子的坟墓。党寨宗亲介绍“从来如此”，即仅有始祖党九功之墓和长子党大公、次子党二公之墓。可想而知，其后裔各选吉地去也。郾城县党湾村《党氏茔中碑记》中的记载属实无异。
各支碑文及编修家谱时间及传世代数可证明“河”南党氏同源同宗
豫南党氏三翁堂于清乾隆伍拾年（1785）敬修《党氏家谱》，距元朝末年（1368）已达400余年，首次提出豫南“三老”概念。
鄢陵《党氏家谱》（2016版）序言类文字摘编史上族谱资料述既及与豫南三翁堂的关系，又曰“吾辈族居豫有禹州、党沟、商水之八村、杞县十里岗”。虽说史上族谱产生时间不详，但认同与“河”南其他党氏的同宗关系。
禹州党氏于清光绪20年（1894）敬修党庙（即党都堂（党以平）之庙），距元朝末年（1368）已达500余年。虽说撰写碑文时“远遍访残碣、旧志、但传”后，曰禹州党氏“始祖太老明初由山西迁居禹东”。因掌握史料所限，碑文未能述及前世始祖。但郾城党湾《党氏茔中碑记》文中曰“而大老则在乎钧洲也”，显然在乎钧州的“大老”即是前世始祖。与郾城党氏同宗彰显。
杞县党氏于万历年十一年（1583年）敬立《明处士云楼党公墓志铭》碑，距元朝末年（1368）200余年，碑文仅言墓主为懿德子，未言墓主为杞县党氏始祖，也未言始祖名讳及所在，可见始祖另有所在。口碑相传，杞县党氏始祖由今河南上蔡三里党因明朝时期官府强迫调集部分“刁民”为民工修复黄河（古称为“老龙口充军”）大堤后，受官府之命定居于杞县。故，墓志铭曰“其先世居大梁（开封、杞县一带）之云骥桥”。墓志铭又曰先祖“当元季避乱，徙居雍丘（山峰）石陵冈，遂家杞焉”，该说与墓志铭中“其先世居大梁之云骥桥”相互矛盾，规避了“老龙口充军”事件。而口碑之传未矛盾之处，为可信之史实。
雍正七年（1729）郾城县党湾村敬立党氏茔中碑，距元朝末年（1368）360余年，首次提出豫东“四老”概念，碑文仅说吾之始祖率其兄弟数人从晋移豫，未言始祖名讳及所在，可见始祖另有所在。
再看豫东《党李氏族谱》序言中的记载。笔者于2016年在电脑上完整抄录了现存的清朝之前的《党李氏族谱》。清朝之前的族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未分村分枝”部分，该部分在1996年党李氏续谱时或由商水县党桥村家亲提供。此部分族谱以始祖党九功二子党大公、党二公为主线收录其后裔的名录，断代情况很少。第二部分为“分村分枝”部分，其中一部分为“未分村分枝”，该第二部分由上蔡县三里党党旺松珍藏和提供。第一部分虽载明产生时间及序言。第二部分载有完整的多篇序言，最早之序言为乾隆伍十伍年（1790年）党玉书《党李族谱序》，应为“分村分枝”续谱的第一个序言，距元朝末年（1368）400余年。最晚之序言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党如渊继修党李族谱序，距元朝末年（1368）470余年。显然“未分村分枝”党李氏族谱的产生时间早于1790年，也应早于清乾隆伍拾年（1785）的邓豫南三翁堂的《党氏家谱》。应为“河”南党氏的第一部族谱。
那么，“河”南党氏始祖何在？豫东《党李氏族谱》中乾隆伍十伍年（1790年）党玉书《党李族谱序》曰“我始祖原陕西同州府澄城县鸡子凹人也。至元（明洪武元年1368年之前）末避乱，卜居黄河之南商水县疆家寨村（现称党寨）居住”，又曰“迄今四百余年。谱被火焚，碑志无传先人名讳，率多湮没，莫考。犹幸（尤其幸运的是）怀祖之茔（坟墓）有碑一座。略言我始祖讳九功，祖妣毛氏，生子大公、二公”。嘉庆八年（1803年）党玉香《党李世家谱序》曰“始祖武腊公，始祖母蔡氏。其先晋地鸡子人凹（山沟、高原之低洼处）也，卜居黄河之南”，商水县疆家寨村居黄河中游之南地域，即两说一致。该文又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丁酉），已经（党）成功等修残，补缺，昭穆，赖以不紊玉”。可见“河”南党氏的族谱产生于1700年之前，不然，康熙五十六年党成功何以“修残，补缺”。该残缺本党氏族谱距元朝末年（1368）仅350多年，远远早于“河”南党氏各分支的党氏家谱。显而易见，“河”南党氏来豫始祖的居住地即为“黄河之南商水县疆冢寨”。
“河”南党氏各分支的党氏家谱在序言中多曰“事深年久，党氏家谱已失”，或曰“族谱毁于兵乱而失传”，或曰因魔闯之乱“谱系跳脱”，等等，笔者认为多为揣测之词。试想，“兄弟数人”各选吉地建立自己的家园时，族谱不可能人手一册。原始族谱都没有，何来“已失”、“失传”、“跳脱”之说。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原始族谱在始祖处珍藏，她就是康熙五十六年党成功赖以“修残，补缺”的残缺本党氏族谱。经多次对党氏族谱的修残补缺，其成果收录于1996年版《党李氏族谱》第一册之中。
从“河”南党氏各分支后裔传世代数看，豫南三翁堂（含鄢陵党氏）从支本始祖传至2016年为24世，豫东党李氏（含漯河郾城）从始祖党九功始传至2016年为28世，禹州党氏从支本始祖传至2016年为23世，豫东党李氏之一枝上蔡党氏从本支始祖传至2016年为23世。“河”南党氏各分支后裔传世代数基本相同的事实，证明“河”南党氏各分支的始祖为同年代出生，即是由“吾之始祖率”领从晋移豫的“兄弟数人”。
杞县石陵冈《党公墓志铭》及其后的族谱序言
揭示出“河”南党迁豫时社会原因及生态环境
杞县石陵冈《明处士云楼党公墓志铭》于万历年十一年（1583年）由庚辰年科进士同邑槐墅李茂春撰文，由当朝礼部铸印局习字儒士兰谿王郭鐈书写。墓主党公，名讳党梅，字朝粹，别号云楼。墓主党公是为一介布衣，其墓志铭由当朝知名进士撰写，由当朝礼部铸印局习字书写。党公墓志铭行文中，称党云楼为“无轩冕之贵，无旗常之绩”，“不恃爵而荣，不赖功而立”的君子，赞党公对社会“有陶朱氏之能，且有宣曲任民之风焉”，持家“有俭道焉”，居家“有孝道，有弟道焉”，待乡村邻里“有惠道焉”。可见云楼公在当朝名望甚高。
《党公墓志铭》称党公始祖“十世祖讳十三者，当元季（元朝末期）避乱，徙居”“河”南。古人云“得中原者得天下”。元明之战在中原斯杀多年，致中原大地人口“十死八九”、“十室九空”。到元朝末期元明战场西移，故有“河”南党氏始祖为“避乱”而有“卜居黄河之南”之举（1790年《党李族谱序》语）。是为“河”南党迁豫的社会背景。
《党公墓志铭》揭示了“河”南党迁豫后再度迁移的主观原因。《党公墓志铭》曰“君（指墓主党公）……冲抑恪守先人遗业，益拓大之连疆（即尽量扩大垦殖面积），越阡（“陌阡”指田野中的纵横交错的小路和沟渠，东西向的为“阡”，南北向的为“陌”）稼穑”，追求的是”物饶集致，金（钱）万镒”。“河”南党迁豫后再度迁移的原因亦然。
《党公墓志铭》还揭示了“河”南党迁豫后再度迁移时自然生态环境。《党公墓志铭》曰，党公“涝如陈陈而庾（庾，yǔ，居高依势盖房）菑（菑，zī 1.初耕的田地。2.开荒）”。即在涝灾接连沼泽遍野的环境中择高处建家园，择可垦处事稼穑。党氏家谱序言及口碑史实亦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河”南党氏迁豫始祖始选“商水西疆冢寨”居住。“寨”应为后来党氏所建，故取村名“党寨”，而非它名。《党公墓志铭》揭示了“河”南党迁豫后再度迁移时自然生态环境。正因遍野泽国，“四老”才自选利地迁往它乡。同因，淮阳党路口祖辈因与他姓争夺建村高地发生械斗致伤人命，上蔡三里党祖辈与他姓经多年械斗、讼争和解后双方“退避三舍”，居住现处。是时，遍野泽国的景象也为传诵几百的民谣和志书记载的地名而证明。上蔡东北部至周口地区至19世纪60年代农村民谣曰“鄢陵扶沟，蚂虾泥鳅”，“蚂虾泥鳅”随地可见，足见史上更甚。明朝上蔡知县杨廷望《上蔡县志》中自然村名录称“三里党”为“东湖党、中湖党、西湖党”，显见“三里党”处沼泽了水面之阔之深。君不见，从始至今两村相距不远而不通婚之世象，多半是明朝移民时期因争夺高地，或因水患械斗结下了世仇。
“豫南三翁堂”家亲一直来传说，“河”南党氏从晋升移豫后，数兄弟居南阳者有之，居豫中者有之，居豫东者有之，居鲁者亦有之。此说与郾城县党湾村《党氏茔中碑记》中“四老”择地分居说完全一致。
综上，“河”南党氏在同样的年代，同样的历史背景，同因同样的生态环境，导致数兄弟再次迁往各地，且后裔传世代数基本相同，或可认为“河”南党氏同源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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