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者居上 伍家三代造就19世纪跨国财团怡和行

原标题：后来者居上 伍家三代造就19世纪跨国财团怡和行

■伍家花园，关联昌作。引自《莫伯治文集》。

论加入行商的时间，伍家要比广州十三行首领潘家晚，但是他们似乎更精于投资之道，很快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两千六百万银元，据估算这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银元。伍怡和家族能积累这么多的财富，绝非偶然。

起步时获东印度公司扶持

伍家来自福建，其祖先世居莆田、晋江、安海等地，康熙初年入粤，籍隶南海。伍氏入粤以后，早年的情况比较模糊，大概与多数从福建来粤的人士一样，是从事商业的。到了伍国莹这一代，开始参与对外贸易。在没有承充行商之前，伍国莹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有商业的往来。到了1783年，伍国莹才在海关监督的要求下承充行商。同年承充行商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只有伍国莹的行号得以维持到鸦片战争之后，这固然因为伍家几代人的经营得法，但也因为他们在起步时得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伍国莹的商名为“浩官”（Howqua），其来历据说是因为他的儿子秉鉴乳名亚浩，所以取为商名。这个商名也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伍国莹进入行商之列不久，就宣告退出，但怡和行的业务不能停顿，按照惯例，他得从自己的儿子中选择一人接替。他的次子伍秉钧成为了怡和行第二代中的第一位行商。怡和行的业务在他的经营下有了稳步的发展。只是这位年轻的行商天年不永，于35岁时病逝，怡和行的业务交给了他的弟弟伍秉鉴，时值1801年。

美国商人眼中最可靠行商

伍秉鉴与人的交往不那么密切，因此也就很难知道他的生活情趣究竟如何。地方文献称他“多财善贾，总中外贸易事，手握货利枢机者数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说他“拥有大量的资本及高度的才智，因而在全体行商中，居于卓越的地位”。

在外国人眼里，伍秉鉴就是财富的化身，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了发财致富的同义词，以至于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也以冠上了“浩官号”的名称而自豪。他曾经亲手撕毁一位美国商人欠他数万银元的借据，也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此人日后成为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他的投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天下第一大富翁”。伍秉鉴非常讲究信用，关于他的趣闻逸事在外商中辗转流传，使他成为了中国商人慷慨大方的象征。美国商人也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

父子俩投资美国证券铁路

伍家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以外，同英国行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伍家的“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英国行号查顿·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称“怡和洋行”。

伍家父子既是封建官商，又依靠同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们同外商联系最为紧密，伍家能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在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也向伍家借贷。

到19世纪中期，伍浩官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与潘有度选择贸易对手时的小心谨慎不同，伍秉鉴很乐意和广州口岸夷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以及港脚商人往来。美国人在广州最大的商号，先有柏金斯洋行（Perkins and Company），接着有旗昌洋行（Russell andCompany），它们与伍秉鉴均有密切的生意往来。伍秉鉴还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买有美国的证券，他的儿子伍绍荣颇有乃父风范，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资。

晚年书信中称想移居美国

据外商的记载，伍秉鉴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话可能说得过了头，大概他不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倒是真的。可他并不是一个缺乏人情味的人。1840年，他给在美国的商人约翰·顾盛（JohnCushing）写信时说：“约一个月前，内子故去了。她72岁了。吾深觉其忧，因吾亦行将就木矣。”商海浮沉，难免有郁郁不得志时，伍秉鉴也晓得运用精神安慰法。上面提到，鸦片战争期间，为了让英国人不攻打广州城，行商付出了600万银元。伍秉鉴承担了其中的110万元，当初撕掉7.2万元期票的他，对于110万元的付出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于是他就设想，付出巨款是为了转换风水。

潘有度惮于行商一职之辛酸，不愿意培养自己的儿子当行商。伍秉鉴却不一样，他很有计划地培养自己的儿子参与到贸易中去。1826年，他就将行务交给了第四个儿子伍受昌（即伍元华）掌管，自己退到了幕后。此时伍受昌只有26岁，显然伍秉鉴是要培养他日后接掌怡和行。伍受昌因为帮助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商馆前面搭建码头而为巡抚朱桂桢所恶，要将他处死。只是他长跪一小时，再加上粤海关监督说项，始得豁免。

从1809年起，伍秉鉴多次谋求摆脱行商身份，但当时行商退休成了官府勒索的财源。伍秉鉴曾三番两次想要退休，都得不到官府的许可，1826年他曾想出资90万两或相同的代价，将官府注册的怡和行行商的名字改由他的儿子顶替，官府仍然要他负担行商的一切责任。他甚至说愿意把十分之八的财产捐给政府，只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十分之二的财产，但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

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陈国栋在《东亚海域一千年》写道。1843年9月，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家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买卖鸦片影响了伍家名声

最后接替伍受昌出面处理怡和行业务的是其五弟伍崇曜，承商时23岁。与他不苟言笑的父亲不同，伍崇曜以及伍受昌与广州的士人关系密切。伍受昌不仅著有《延晖楼吟稿》，更出资镂刻了多部丛书。伍崇曜以其乐善好施著称。地方志称他是“自有劝捐以来，最为得力者”。在科举之途上，伍崇曜无所建树，但凭着多次捐输，他也得以跻身士流。

伍崇曜虽然靠着大笔大笔地花钱而得到了“三世一品封典”，却还只是一个有顶戴的商人，而不是持“尺寸柄”的官员。尽管如此，伍崇曜因为是行商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在中外交涉日趋紧张的年代，还是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伍崇曜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确实有奔走之劳，但外交事务，岂可赖商人之力而达成？因此其家族要付出大量的金钱，他本人又受到了侮辱，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其死后，“省垣（即省城）官吏及泰西官商成往祭奠，有欷吁泣下者”，说明他确实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

要指出的是，伍家之所以能积累那么多的财富，除了因怡和行的主持人们经验得法，眼光独到外，还因为他们参与了当时最赚钱的贸易——鸦片的买卖。倒卖鸦片的暴利固然使得伍家的财富水涨船高，但也使伍家的名声不那么光彩了。虽说当时的行商基本上都参与了鸦片贸易，但不能因此而免除他们的责任。伍秉鉴父子与印度的大鸦片商人有业务往来，他们的责任，更是不可以推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