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钧窑红釉出戟尊
自古以来，“祭红”都是最难烧的品种之一。
“祭红”是高温还原焰烧成的铜红釉，铜离子在高温下很不稳定。而铜元素与氧元素结合的价位对呈色也相当重要。铜的氧化物只有在氧化亚铜时才是红色的，一旦火温升到一千二百六十摄氏度以上，氧化亚铜便更加活泼而不易控制，烧失的几率很大。有时候还原气氛过度、持温太久，产品会变得失去红色而近于白瓷；铜分若大于千分之三，又会得到极难看的猪肝色；如果氧化气氛太过了，不但得不到红色，反而会得到氧化铜的绿色。所以，祭红釉的烧成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明朝初期虽然已经试烧成功“祭红”，而且到了永、宣年间成器趋于完美。
永乐年间，鲜红器正式烧制成功，这种红釉具有鲜艳的红色，也有人把它叫做“宝石红”。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红釉高足碗，印有云龙纹饰，釉色鲜艳，碗心有“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
明永乐鲜红釉高足碗
到了宣德时期，铜红釉制作进一步发展，在生产数量上有明显增加，而胎釉较永乐时期略厚，红色偏深。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红釉菱花式盘，通体鲜红，十个菱瓣的出筋处，露出洁白的胎釉，是件十分成功的艺术品。宣德“祭红”制品造型多样，常见有盘、碗、高足碗等。
明宣德祭红釉菱花式盘
宣德以后，铜红釉制品就极少烧成，成化、正德时期虽力图烧好红釉，但从传世品来看，除极少几件外，大多是不太成功的制品。到了嘉靖初年，由于工艺失传，就用矾红来代替铜红了。矾红是氧化铁着色的低温红釉，烧成相对稳定，成品率高。但矾红发色呈偏橙色的砖红色，没有铜红那样纯正鲜艳。
根据《大明会典》记载：
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
在这以后，宫廷可能又一再要求烧造鲜红器，因此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和隆庆（1571）有关官吏又相继请求改烧矾红。在《浮梁县志·陶政》中提到：
明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内，江西布政司呈称，鲜红陶器，拘获高匠，重悬赏格，烧造未成，欲照嘉靖九年日坛赤色器皿改造矾红。
在《江西大志·陶书》也说到：
鲜红土未祥出何地，烧炼做红器，正嘉间断绝，故嘉靖二十六年（1547），诏造里外鲜红瓷器，都御史徐栈请转查改矾红例。
由此可知，铜红釉瓷器“祭红”到了嘉靖年间失传，这也为康熙时期郎廷极复烧“祭红”失败而诞生“郎窑红”埋下了伏笔。
“郎窑红”是康熙年间仿制“祭红”失败后而诞生的红釉品种
康熙四十四年（1705），江西巡抚郎廷极到景德镇主持御窑厂工作。当时的康熙皇帝十分热爱陶瓷，尤其是喜好古代瓷器，于是为康熙帝仿制古瓷的任务就落到了郎廷极的身上。但是在烧造“祭红”的时候郎廷极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清康熙郎窑红凤尾尊
众所周知，铜红釉对烧成的温度要求苛刻，最理想的温度是在1250℃到1255℃之间。在上世纪80年代，景德镇建国瓷厂用现代化的气窑烧制铜红釉时，都是经历多次失败后再更改釉料配方、升温曲线、甚至是入窑时的码放位置后才烧制成功。这种情况对于没有测温装置的古代柴窑来说，想要烧制成“祭红”可谓难上加难。
在当时，郎廷极对于研制“祭红”釉料配方可谓是不惜一切代价，如珊瑚、玛瑙、寒水石、甚至黄金等均被列入配方，而且为了保持温度，烧一窑瓷器需要数十吨木材，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明永宣“祭红”怎么也烧不出来。
清康熙郎窑红穿带直口瓶
功夫不负有心人，郎廷极最终研制出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铜红釉瓷器，“郎窑红”。相比“祭红”，“郎窑红”的发色更鲜艳，透明度强；口部釉面有明显的流动，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由浅入深的颜色过渡；器物里外开片。在徐谨斋诗稿《郎窑行，戏呈紫衡中丞》中对“郎窑红”称赞道：
“比视成宣欲乱真，乾隆万象归陶甄。雨过天晴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
“郎窑红”瓷器大小件均有，器型都是康熙时期独特的式样，如俗称的斗笠碗、观音尊、油锤瓶等，在康熙的彩瓷中也有这些造型。而康熙朝器物的底足旋削工艺保证了流釉不过足，所以人们以“脱口垂足郎不流”来形容“郎窑红”瓷器。
清康熙郎窑红观音尊
如果说陶瓷是火的艺术，那么“郎窑红”就是铜与火的艺术品。中华民族对红色的热爱体现在一代代陶瓷匠人的手中，从“钧红”到“祭红”，再从“郎窑红”到后来的“胭脂红”，制瓷工艺的千变万化呈现出陶瓷红釉的绚丽多彩，古代陶人用他们的执着和热情，在火的艺术道路上不断追逐极致的“红”。
清雍正胭脂红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