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帝下诏：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这，与宣布“不征之国”为同一年。
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不征之国与朝贡有关，陶瓷是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中沉甸甸的分量，朱元璋心里有杆秤。他对景德镇不只熟悉，而且亲切。
曾经有近半个世纪，学界对明代御窑厂的设置时间颇有争议，一说洪武二年（1369），根据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 卷七·建置，景德镇厂署条》；一说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根据明代王宗沐《江西大志》卷七《陶书》（明万历二十五年木刻本）。中国硅酸盐学会编的权威性《中国陶瓷史》亦偏向后说。
直到1999年9月方有定论。那是御窑厂遗址东麓修建台阶时，刘新园率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人员在5米深处发现了许多建筑瓷，如浮雕方胜纹瓷砖、白瓷水管等；同时，还发现洪武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大盘残片。特别有意思的是出土中有一块尺把长的瓷瓦，上用黑褐色铁料书有46字题记：“寿字三号 人匠王士名 浇釉凡道名 风火方南 作头潘成 甲首吴昌秀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 监造提举周成 下连都”铭，烧制瓦片的工匠、监造官员昭然其上。其中，“浮梁县丞赵万初”在浮梁县志中有记载，咸阳人，恰恰是洪武早期的县丞。于是，洪武二年说成定论。这很重要，反映出明太祖对瓷业的重视和急迫之心。
开国之初，还有战事，买马置军火要钱；大明王朝急需大量铜材用于铸币，而铜材紧缺，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凡祭器皆用瓷”。百年前的元世祖忽必烈就是这样做的。朱元璋不会不知道，忽必烈匆匆设立浮梁磁局为的是给他带来真金白银！元代浮梁磁局并无固定窑口，镇窑和湖田窑都曾烧制过元官瓷。而朱元璋看中的是珠山。据《浮梁县志》载：“珠山，在景德之中独起一峰，高数十仞，绵亘数里，峰峦遥列，俯视四境。”环绕珠山的群峰如同五龙争抢这颗明珠，于是，祥瑞的龙珠阁方圆五里地便为明皇家御器厂。南临珠山路，北接斗富弄，东止东门头，西止东司岭。明初御器厂的规模是宏大的。洪武窑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20余座。官匠凡300余名，有23作334名工匠。
斗转星移。新中国成立后，旧址成了景德镇市政府所在地，明清御窑厂地面遗物已荡然无存，只有市政府大院南门的一口古水井，还静静地滋润着这方土地这方人。21世纪初，景德镇市政府搬离，一片被还原的明清御窑厂已见规模，恢宏壮观。
洪武时期御器厂管理体制，大致承袭元浮梁磁局的管理系统，由朝廷命官、太监和地方吏三方组成监管，也依旧是匠籍制度，将元官窑中执役的工匠编入“匠籍”，但是，对在籍匠人的态度和待遇却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至少，民族歧视有所改变。元时，人分四等，一等蒙人，二等色目人，三等北方汉人，四等南方汉人。而明廷的匠籍废除了元代对匠人的工奴制度，推行的是轮班制和住坐制。轮班和住坐，仍是一种劳役制。
《中国陶瓷史》中有：所谓轮班制，即规定工匠每3年只须为官做工1次，每次不超过3个月，其余时间官府不再派差。所谓住坐制，即规定工匠每月只须为官府做10天，其余时间则由工匠自己支配。不过如此优惠的待遇似乎难以让今人相信，想必其中还有种种奥妙，但是，果真如此的话，无疑使瓷匠们获得了时空和心灵上的自由。《明会典·卷一八九·官匠·二》中确实记载“轮班各匠无工可造，听令自行趁作”。
总之，这些或世代相传的瓷匠，或从民间招募而来的高手，不再是前朝匠奴，其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从洪武到永宣、成化时期匠人制瓷态度中可见一斑，那种对瓷的精益求精、创造革新、你追我赶、心仪绝品极品的精神，透视出瓷匠们执着沉静中的自信，热烈激越中的自重，这就叫匠心，以瓷为生命者才有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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