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公元1234年，蒙古铁骑一路将金哀宗从汴京、归德府追至蔡州。在蒙宋联手合围下，正月中，金哀宗自杀，金末帝于城破之日死于乱军，在中国北方统治多年的金朝灭亡。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遗族开始了加速汉化的过程。
事实上早在金国建国伊始，在强大的中原文明的影响下，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姓名还是推广使用的女真文字，以及其他生活细节，女真族的汉化已经悄然开始。金太宗晚年时期管理上推行的汉地和北方的双轨制，及海陵王时期对汉文化的尊崇，更加重了进入中原的女真族的汉化进程。等到了罢兵谋发展的金世宗时期，女真族的汉化趋势已经基本形成，“女真为本”的国策也无非螳臂挡车。幸而有金代的猛安谋克军制及国家政策的羁绊，女真族属的概念才勉强得以留存。待到金朝覆灭，猛安谋克军制崩摧，中原女真族终于在元代基本完成了汉化。
元明之际，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其中就有不少笔墨记录了元代女真族完成汉化过程的情况。在卷一氏族条目中，他罗列了元代种族制度划分下的前几个阶层的构成细节：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以及汉人八种。其中汉人八种包括：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书中记载的“汉人”政治属性要大于社会属性，并不是纯粹的民族范畴，反倒因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差异，有些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但是，将八个外来族属归结为汉人，一方面表明当时这些外来族属的汉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为上述民族最终融入汉族制造了条件。
八个归入汉人的外来族属中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据考证都属于女真族系。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存在大规模融合的情况，比如后世的满族，其中就融入了大量的汉族、蒙古族以及其他东北亚少数民族。女真族的形成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金史拾补五种》中乌春曾叫嚣：“狗彘之子同处，岂能生育。胡里改与女真岂可为亲也”。而胡里改人后来就大量融入到女真族之中。此外契丹、高丽、汉等民族融入女真族的人数也非常多。然而这些后融入的民族毕竟和女真人有差异，因而在金朝灭亡、元朝甄别族属时，出现上述4个部族与女真并列的情况。其实同列的渤海族在金代进入中原后，也被编入猛安谋克组织，理论上也属于女真族系。在元代等级划分时按诏令“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定拟军官格例，……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真、契丹生长汉地，同汉人。”所规，旧金朝治下人口一并划入汉人。
《南村辍耕录》中还记录中原女真族汉化的另一个情况，即改用汉姓。元代，由于前代即有融合基础，当时又都划为同一等级，且封闭的猛安谋克组织业已无存，女真族与汉族不断通婚交融，加之汉文化固有的吸引力，使得女真族逐渐放弃了本民族旧有习俗，姓氏汉化即是一种现象。书中记载了三十一个改易的汉姓，罗列如下：
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乞石烈，曰高。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鲁，曰鲁。移剌，曰刘。斡勒，曰石。纳剌，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由。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虎，曰董。古里甲，曰汪。
在元代，尽管还残留着旧有族属的记忆，但改易汉姓后的女真人已经和中原汉族差异不大。应该说《南村辍耕录》这本书保存元代社会风貌的笔记体史籍，更像是时事与传统并举的杂志，作者不经意中用自己的视角，对其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原女真族的汉化情况，进行了现场报道！
明朝以后，中原地区不再有女真人这一称呼，从民族概念上，女真族被汉族彻底同化。而女真的记忆并未全部消失，中原地区的个别由女真族改易的姓氏，如完姓、粘姓还没有忘记自己祖先是女真族。这些姓氏在解放后有不少加入了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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