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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的历史真相

          清代小说《说唐全传》中,杨林杀死了秦琼的父亲,强收秦琼为义子,秦琼委曲求全,认杀父仇人杨林为义父,但秦琼意欲杀死杨林、替父报仇的决心未曾改变。

          另一部清代小说《说岳全传》中,陆文龙父母在金兀术攻城后殉国,他则被金兀术收为义子并养大成人,变成对抗岳家军的猛将。但当陆文龙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决心为父母报仇,向金兀术展开了斗争。

          类似的故事情节,在中国的戏剧小说中十分常见,通常围绕“恶人杀了孤儿全家——孤儿被恶人抚养长大——孤儿最终向恶人复仇”的叙述模式展开。由于这一模式最早、最成功的文本来自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所以被后世统称为“赵氏孤儿型故事”。

          《赵氏孤儿》堪称中国传统戏剧小说悲情叙事的经典,自问世以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并经过戏曲、电影、电视剧的不断重演而至今妇孺皆知。在欧洲,经过伏尔泰、歌德等大师的转译,《赵氏孤儿》同样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王国维说过,元杂剧《赵氏孤儿》列入世界大悲剧中,毫无愧色。然而,《赵氏孤儿》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在一次次的传播和转述的过程中,它所讲述的故事已经变成了历史,而历史的本来面目反而被遗忘了。在这段忠奸对立、正邪较量的震撼人心的“历史”背后,是被掩盖掉的另一段无关忠奸和正邪、只关乎政治阴谋和利益分配的历史。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历史上“赵氏孤儿”的真相,跟忠诚和正义完全没有关系的一段历史。

          元杂剧《赵氏孤儿》一般认为作者叫纪君祥。但这个故事不是纪君祥凭空想象出来的,他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史家之绝唱”《史记》,更具体来说,是来自《史记》中的《赵世家》。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势力最大的卿大夫家族——赵氏家族惨遭灭门,史称“下宫之难”。只有赵朔之妻、晋景公姐姐赵庄姬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友人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在15年后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而复兴赵氏家业。

          在司马迁笔下,这起赵氏灭门事件被写得大起大落,荡气回肠。具体情节如下:

          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并开始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弑杀一案,借题发挥诛灭赵氏家族。韩厥劝赵朔逃走,赵朔不跑,并说:“你一定不会让赵氏香火断绝,我死了也就不会有遗恨。”韩厥答应了赵朔的要求后,谎称有病不出门。屠岸贾不请示晋景公,直接率诸将进攻赵氏,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并将赵氏灭门。

          赵朔之妻赵庄姬是晋景公姐姐(司马迁错写为晋成公姐姐),当时怀有赵朔的遗腹子。变乱中,她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友人程婴说:“你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回答:“赵庄姬有身孕,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

          不久,赵庄姬生下一个男婴。屠岸贾获悉后,便带人入宫搜寻。由于婴儿如有神助,不哭不闹,没有一点儿声响,屠岸贾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对策。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你就勉为其难,而我去做那件容易的事,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裹上漂亮的小花被,藏到深山里。程婴偷偷找到搜寻赵氏遗孤的将军们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将军们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派兵攻打公孙杵臼。

          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你不能随赵氏家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呢?”骂完,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赵氏孤儿何罪之有?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将军们不答应,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程婴则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正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15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而死。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氏族人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赵武愿意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回答:“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说完,拔剑自刎而亡。赵武则为程婴“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司马迁的故事讲得相当精彩,也相当完整,后世的戏剧《赵氏孤儿》在情节上仅做了几点改动:一是将事件时间由晋景公期间改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因为晋灵公比较昏庸,可以随便黑;二是将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程婴自己的孩子,以增强程婴自我牺牲的悲剧力量;三是增加了程婴带着赵氏孤儿投身屠岸贾门下的情节,让赵武认屠岸贾为义父,以此增强复仇的戏剧冲突。

          其他主要情节和人物设定,基本都是《史记·赵世家》内容的翻版。

          但很可惜,这个代代流传的精彩故事,从《史记·赵世家》本身开始,就大概率是虚构和美化出来的,跟真正的历史几乎没有关系。

          元杂剧《赵氏孤儿》增加了程婴带赵氏孤儿投靠屠岸贾的情节

        《赵氏孤儿》历史真相是这样的,赵盾死了,他的儿子赵朔承袭了爵位,晋景公三年,赵朔作为晋国的大将率兵救援郑国,并在与河上与楚庄王大战一场,因为这场战争,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赵庄姬做了夫人。而后边的故事,分为了两个版本,《左传》版和《史记》版。其实,《左传》的版本要比《史记》版本更加可信一些。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史记》版本的故事,不是因为它的戏剧性,而是因为它诠释了一个在人的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品德,那就是承诺。

      《左传》中的《赵氏孤儿》

      公元前587年,赵朔也死了,他的妻子赵庄姬就和赵盾的异母兄弟赵婴齐有了私情。在春秋时这种乱伦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是赵家人大部分都是比较看不惯这种事的。赵朔的另两个叔叔赵括和赵同看不下去了,便把赵婴齐放逐到了齐国。赵婴齐临走时说:“有我在,栾书虽然执政,也不敢对赵氏家族怎样,我一走,只怕就麻烦了。”

      此事气坏了赵庄姬,她也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把账都算在了赵氏的头上,她联合了对赵氏有积怨的栾氏、郤氏,共同对付赵氏。几股势力在晋景公面前轮番诬陷赵同和赵括要谋反。晋景公信以为真,杀死了赵同、赵括。

      杀了人,赵庄姬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杀了赵同和赵括,赵家可就剩下自己的儿子赵武了,而此时栾氏、郤氏力量壮大起来了。这不是自己一顿忙乎给别人做了嫁衣吗?明白过来就好,赵庄姬把赵武带到了晋国的王宫之中,保护了起来,以免受到栾氏、郤氏的杀害。

      晋景公杀死赵同兄弟后,就想把赵氏的土地赏给祁奚家族。而此时,终于有为赵氏家族说话的人了。晋国执政大夫韩厥说:“赵氏家族的赵衰、赵盾、赵朔都对国家有大功,却没有了后代,也失去了土地,这样让后来的人会怎么想呢?还怎么愿意为国家尽忠?”这一句话,挽救了赵氏,也最终成就了战国时代。赵氏的土地被留下了,后来又封还给了赵武,赵氏家族才得以复兴。

    《史记》中的《赵氏孤儿》

      赵盾死后,赵朔袭职辅佐晋景公,屠岸贾准备发动对赵氏的攻击,大将韩厥让赵朔逃亡,赵朔不肯,说道:“只要将军答应我你不绝我赵氏后代,我死而无憾。”(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可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后果有多严重。屠岸贾不经晋景公允许便带着军队围攻赵朔居住的下宫,杀死了赵朔和他的几个叔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并且尽灭其族。

      而这场大灾难中,只有三个人侥幸活了下来:赵朔的夫人,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的好友程婴。程婴把一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了公孙杵臼:“赵朔的老婆怀孕了。”而赵朔妻在晋宫中躲了几个月后,终于分娩,生下了一个男婴。

      屠岸贾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便向宫中索要这个孩子。很显然,此时的晋景公已经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屠岸贾守住宫门,自己亲自进来搜索,赵朔妻毫无办法,只好行了一步险棋,她把男婴夹在胯下,祷告说:“如果天要灭赵氏,你就哭吧,如果天不想灭赵氏,你就别哭。”一顿彻底的搜查后,屠岸贾只看到了一旁默默伫立的赵朔妻,却没有搜到婴儿。屠岸贾认为孩子肯定被偷偷转移走了,便向城外搜去,这样赵氏母子才得以幸免。

      程婴得知此事赶快找来公孙杵臼商议。公孙杵臼突然对程婴发问:“抚育这孤儿成人与死,两者哪件难?”(立孤与死孰难?)程婴回答说:“死容易,抚育孤儿难。”公孙杵臼坚定地说:“那请你承担难的那件事,我去承担容易的,让我先死去吧。”

      二人找了一个婴儿,将其穿上赵氏孤儿的衣服……一切安排妥当后,程婴突然向参与这次杀戮的将军告密:“谁能给我千金,我马上把孩子的藏匿之处告诉他!”这些将军非常高兴,最高兴的当属屠岸贾,屠岸贾马上拿出千两黄金给了程婴,程婴二话没说带着这些叛乱的军人到了公孙杵臼的家门前。

    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破口大骂:“程婴你这个小人!当初下宫之难你没死,口口声声说要与我好好抚养赵氏孤儿,今天又把我卖了。你纵然是不能抚养孤儿,又怎能忍心出卖他呢!”说完公孙杵臼抱起孤儿大哭道:“天哪天哪!这个孩子有什么罪?请你们放过他吧,只杀我公孙杵臼就可以了。”

      这出双簧演到这个程度怕是没人会相信此中有诈了,而公孙杵臼最后的那次求情也是一种忏悔,虽然死的不是赵氏孤儿,却也是个无辜的孩子。可是那些将军们没有给公孙杵臼留下这个希望,杀死了公孙杵臼和这个可怜的婴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已死,皆喜,赵氏孤儿就这样被留存了下来,被程婴藏匿在了山中,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赵武。

      晋景公十五年,晋景公突然病了,韩厥把一切实情和盘托出。当年参与杀赵氏的诸位将军来问安时,都被韩厥的人拿下。不久赵武率军攻打了屠岸贾,屠岸贾就此被灭了族。

      赵武成人后,程婴辞去公职,向诸大夫辞行,然后告诉赵武说:“当年你家遭遇大难,我没有死,就是因为要抚育你成人,今天这个愿望达到了,赵家也复位了,我有脸去见赵朔和公孙杵臼了。”赵武哭着对程婴说:“您怎么能忍心离我而去呢?”程婴说道:“公孙杵臼把生的希望留给我,他自己选择了死,就是认为我能把你养育成人,今天事情办完了,我也该履行我之前的承诺了。”说完,程婴就自杀了。《史记》上称:“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清代小说《说唐全传》中,杨林杀死了秦琼的父亲,强收秦琼为义子,秦琼委曲求全,认杀父仇人杨林为义父,但秦琼意欲杀死杨林、替父报仇的决心未曾改变。

        另一部清代小说《说岳全传》中,陆文龙父母在金兀术攻城后殉国,他则被金兀术收为义子并养大成人,变成对抗岳家军的猛将。但当陆文龙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决心为父母报仇,向金兀术展开了斗争。

        类似的故事情节,在中国的戏剧小说中十分常见,通常围绕“恶人杀了孤儿全家——孤儿被恶人抚养长大——孤儿最终向恶人复仇”的叙述模式展开。由于这一模式最早、最成功的文本来自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所以被后世统称为“赵氏孤儿型故事”。

        《赵氏孤儿》堪称中国传统戏剧小说悲情叙事的经典,自问世以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并经过戏曲、电影、电视剧的不断重演而至今妇孺皆知。在欧洲,经过伏尔泰、歌德等大师的转译,《赵氏孤儿》同样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王国维说过,元杂剧《赵氏孤儿》列入世界大悲剧中,毫无愧色。然而,《赵氏孤儿》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在一次次的传播和转述的过程中,它所讲述的故事已经变成了历史,而历史的本来面目反而被遗忘了。在这段忠奸对立、正邪较量的震撼人心的“历史”背后,是被掩盖掉的另一段无关忠奸和正邪、只关乎政治阴谋和利益分配的历史。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历史上“赵氏孤儿”的真相,跟忠诚和正义完全没有关系的一段历史。

        元杂剧《赵氏孤儿》一般认为作者叫纪君祥。但这个故事不是纪君祥凭空想象出来的,他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史家之绝唱”《史记》,更具体来说,是来自《史记》中的《赵世家》。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势力最大的卿大夫家族——赵氏家族惨遭灭门,史称“下宫之难”。只有赵朔之妻、晋景公姐姐赵庄姬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友人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在15年后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而复兴赵氏家业。

        在司马迁笔下,这起赵氏灭门事件被写得大起大落,荡气回肠。具体情节如下: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并开始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弑杀一案,借题发挥诛灭赵氏家族。韩厥劝赵朔逃走,赵朔不跑,并说:“你一定不会让赵氏香火断绝,我死了也就不会有遗恨。”韩厥答应了赵朔的要求后,谎称有病不出门。屠岸贾不请示晋景公,直接率诸将进攻赵氏,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并将赵氏灭门。

        赵朔之妻赵庄姬是晋景公姐姐(司马迁错写为晋成公姐姐),当时怀有赵朔的遗腹子。变乱中,她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友人程婴说:“你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回答:“赵庄姬有身孕,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

        不久,赵庄姬生下一个男婴。屠岸贾获悉后,便带人入宫搜寻。由于婴儿如有神助,不哭不闹,没有一点儿声响,屠岸贾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对策。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你就勉为其难,而我去做那件容易的事,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裹上漂亮的小花被,藏到深山里。程婴偷偷找到搜寻赵氏遗孤的将军们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将军们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派兵攻打公孙杵臼。

        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你不能随赵氏家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呢?”骂完,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赵氏孤儿何罪之有?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

        将军们不答应,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程婴则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正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15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

        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而死。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氏族人和公孙杵臼知道。”

        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赵武愿意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回答:“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说完,拔剑自刎而亡。赵武则为程婴“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司马迁的故事讲得相当精彩,也相当完整,后世的戏剧《赵氏孤儿》在情节上仅做了几点改动:一是将事件时间由晋景公期间改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因为晋灵公比较昏庸,可以随便黑;二是将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程婴自己的孩子,以增强程婴自我牺牲的悲剧力量;三是增加了程婴带着赵氏孤儿投身屠岸贾门下的情节,让赵武认屠岸贾为义父,以此增强复仇的戏剧冲突。其他主要情节和人物设定,基本都是《史记·赵世家》内容的翻版。

        但很可惜,这个代代流传的精彩故事,从《史记·赵世家》本身开始,就大概率是虚构和美化出来的,跟真正的历史几乎没有关系。

    历史真相无比残酷

        《左传》以其惜墨如金的风格,被认为是春秋史料最靠谱的第一手资料。它对“赵氏孤儿”事件的记载,看不到半点儿《史记·赵世家》的影子。相反,在它寥寥的几句话中,呈现了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事件起源于晋景公十三年(公元前587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这是赵氏家族的大丑闻,赵朔之妻赵庄姬,跟赵朔的叔父赵婴齐通奸。

        奸情败露后,第二年,“原、屏放诸齐”。赵婴齐的两个哥哥赵同(原)、赵括(屏)将赵婴齐逐出晋国。

        又过了三年,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这段话信息量很大,简单翻译一下:赵婴齐被赶出国境三年后死亡,赵庄姬因此借通奸情人之死,向自己的弟弟晋景公进谗言,说赵同、赵括将要起兵作乱。晋国其他两大家族栾氏和郤氏,同时为赵庄姬作证。于是,当年六月,晋景公出兵灭了赵同、赵括。当时,年幼的赵武跟着母亲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中,并未受任何影响。事后,晋景公想把赵氏家族的田邑封地转赐给祁奚。这时,韩厥向晋景公进言说,赵氏家族对晋国居功甚伟,如果让他们没有继承人,这会让功臣们都害怕呀!晋景公于是立赵武为赵氏宗主,将赵氏的田邑封地返还给他。

        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事件(下宫之难)的全部内容。这个版本,跟后世流传的“赵氏孤儿”故事全然不同。

        在《左传》这个版本里,晋景公所诛灭的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赵氏中的其他支系未受任何牵连。

        这个版本,根本没有奸臣屠岸贾的身影,“赵氏孤儿”赵武也没有遭到追杀,相应地,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也并未现身。

        这个版本,根本不是一个忠奸双方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晋国几大强卿家族之间,以及赵氏家族内部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也没有哪一方有资格以道德相标榜。

        但为什么说《左传》这个版本比《史记·赵世家》靠谱呢?这是因为,《左传》版本在其他先秦史料中,包括《国语》等,被反复记载,而《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则是“孤证”。甚至连司马迁本人,在《史记·晋世家》中,也采用了《左传》版本,与《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同时保留下来。

        而最主要的证据则是,《史记·赵世家》的版本破绽太多,历代史学家对此一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按照《史记·赵世家》的说法,赵氏灭门事件发生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赵同、赵括、赵婴齐、赵朔等赵氏均死于这一年,但事实上,各种史料的记载显示,在这一年之后,这些赵氏族人仍然频繁活跃在晋国政坛上。

        此外,公元前597年,“赵氏孤儿”赵武尚未出生,根据史料推算,赵武应出生在六年后,约公元前591年,可见当时的赵庄姬遗腹子纯属子虚乌有。如果把“赵氏孤儿”事件放到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则此时的赵武是个年约8岁的小孩,也不是所谓的遗腹子和小婴儿。

        清代大学者赵翼因此指出,“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荒诞不足凭也”。为《史记》纠错而扬名的清人梁玉绳也说,“匿孤报德,视死如归,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之世无此风俗,则斯事固妄诞不可信”。

        这几条硬证据,显然足以推翻《史记·赵世家》版本的历史真实性。那么,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司马迁为什么会在《史记》中进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呢?

        众所周知,司马迁撰《史记》旁采博搜传说逸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他生活的年代,显然可以听到和看到更多后来已经佚失的历史传闻与记载,而这些都成为他笔下的素材。

        在《史记·晋世家》中,他延续了《左传》关于下宫之难的记载,从而保存历史之“真”。而在《史记·赵世家》中,他又接受了当时社会上关于这一事件的另一种表述,将下宫之难写成了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赵氏孤儿”故事,从而保存历史之“善”。这样,史书的真实性,及其所承载的道德责任,他都可以兼顾得到。这或许是司马迁经常在《史记》中保留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来捋一捋从“下宫之难”到“赵氏孤儿”的演变真相,这段历史的改写和美化,究竟是怎么开始的。

        春秋时期,晋国逐渐形成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国君与异姓贵族,以及异姓贵族之间、同姓贵族内部,为了操纵政局,取得最有利的地位,经常互相结盟、对抗或倾轧。最终的结果,则是强卿家族的旋起旋灭,任是再强大的家族,一旦踩雷就很容易被灭门,先氏、狐氏、中行氏、邰氏、栾氏等大族,都难逃这一宿命。只有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长盛不衰,绵延不绝。

        公元前654年,晋国内乱,赵衰跟随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重耳后来复位,成为晋文公,身为重要谋臣的赵衰由此跻身晋国政坛最高层,奠定了赵氏家族势力壮大的基础。

        赵衰死后,其子赵盾承袭父职。赵盾执政20年,独掌军政大权,两立晋国国君,期间还发生赵氏族人赵穿弑杀晋灵公的事件,可见赵氏的势力已经极其强盛。

        晋成公继位后,封重臣嫡长子为“公族”,开启了异姓贵族跻身公族的先例。身居高位的赵盾将“公族大夫”的位置转予同父异母的弟弟赵括,这一做法,有利于增强整个赵氏家族在晋国的分量,但却埋下了赵氏家族日后内讧的隐患——赵括这一支取得“公族大夫”身份后,在宗族中的地位比赵盾这一支高,但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却比赵盾这一支低。如果赵括这一支不满足于现有的地位,想更进一步,这种权力不平衡的现状就很容易引发家族内斗。

        公元前601年,赵盾死后,其子赵朔代表赵氏家族占据晋国军政上的位置,但赵朔已无法取得赵盾一样的高位,因为来自晋国另外两个政治家族——栾氏和郤氏强势崛起,分割了赵盾原来的权力,并成为赵氏的政治对手。与此同时,赵朔的叔父辈——赵括、赵同、赵婴齐,则位居更低一级的官位。

       大约公元前589年,赵朔死后,留下守寡的妻子赵庄姬和一个三四岁的儿子赵武。至此,赵盾—赵朔—赵武这一支,由于赵武年幼,而面临强势的赵括这一支的权力侵夺。

        两年后,发生了赵庄姬与赵朔最小的叔父赵婴齐的不伦之情。这段恋情是怎么发生的,已无法考证。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庄姬从了赵婴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她想在赵氏家族内部找到庇护年幼儿子的力量。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而以此为题材的戏曲、文学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胫而走,风靡天下。这个故事甚至还进入过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视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印证。近年还被拍成电影,让普通民众穿越历史,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本来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总而言之,“赵氏孤儿”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的书斋,更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领域。

        “赵氏孤儿”的故事内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春秋时期晋国武将屠岸贾仅因与忠臣赵盾不和,且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之故,竟设计杀灭赵盾家族三百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二十年后,程婴告诉了孤儿赵武这一切,赵武终于痛报前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这是历史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可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有史实为依据的,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前597)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复兴了赵氏的基业。

        《赵世家》的具体记载是这样的: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他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所弑一案,并有意借题发挥以诛灭赵氏。韩厥劝说赵朔赶快逃走,但赵朔没有答应。在屠岸贾的蛊惑煽动下,诸将进攻赵氏于下宫,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将赵氏灭族。

        赵朔的妻子(史称赵庄姬)是晋景公的姐姐,当时已怀有身孕,变乱中,她仓皇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友人程婴说:“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答:“赵庄姬有遗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不久,赵庄姬生下一男。屠岸贾知道后,便带人到宫中寻找,但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该怎么办?”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你做难事,而由我来做容易的,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藏到山中。程婴偷偷找到诸将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孩子的藏身之处。”诸将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不能随赵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啊!”于是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诸将不应,于是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程婴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遭谴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赴死。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曰:“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拔剑自刎而亡。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说,读来令人血脉偾张、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时期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旁人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中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标榜。

        《史记·晋世家》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庄姬与赵婴有奸情,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赵庄姬因此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谗言加以诬陷,说“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

        变乱发生的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并无遭追杀的威胁。不久,韩厥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的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关于“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的记载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相一致。也就是说,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赵旃则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

        《史记·晋世家》中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就是它更早的出处,即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历史学最忌讳“孤证”,《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因为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述相对平直,却同样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

        史料记载,在赵同、赵括、赵婴齐三兄弟中,赵婴齐比较有远见,做事谨慎,很早就意识到栾氏、郤氏是赵氏的政敌,提醒两位兄长应该加以防范。但赵同和赵括则相对鲁莽激进,好勇而狂,曾在晋楚邲之战中盲目鼓动出兵,导致晋国惨败。

        赵同、赵括借家族通奸丑闻,将赵婴齐逐出晋国,这使赵庄姬母子失去了家族内部的庇护。为了保住儿子的利益,赵庄姬在赵婴齐客死异国后,使了一个毒招,诬告赵同、赵括欲反。

        这起诬告案,很快促成了晋国政坛几股力量的联合:晋景公从自身利益出发,削弱赵氏家族势力有利于加强君权,从个人情感出发,也肯定支持姐姐赵庄姬和外甥赵武,向赵同、赵括实施反击。而栾氏、郤氏也闻风而至,赵氏内讧,对这两大家族而言是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主动跳出来替赵庄姬作证,说赵同、赵括确实要谋反。

        经由晋景公、赵庄姬、栾氏、郤氏的共谋,针对赵氏部分灭族的下宫之难由此爆发。赵同、赵括这两支被灭门,晋景公削弱了赵氏势力,栾氏和郤氏打击了政治对手,而赵庄姬则扫除了儿子赵武继承家业道路上的障碍,三方各得其所。

       二赵被诛灭后,晋景公并未奖赏栾氏、郤氏,而是将赵氏的土地赐予了与此次事件无关的人——晋国另一个要员祁奚。

        晋景公这个决定,很有深意——如果赏赐给栾氏、郤氏,这两个家族会进一步坐大,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如果直接还给外甥赵武,则此次事件的目的就昭然若揭。所以他选择口碑颇佳的祁奚作为一只“白手套”。

        在宣布赏赐给祁奚之后,此前受恩于赵盾的韩厥像串通好了似的站出来,进谏晋景公,说应该把赵氏的土地还给赵盾之孙赵武,并立赵武为赵氏宗主,这样才不会使赵衰—赵盾—赵朔这一系晋国功勋无人继承。吧啦吧啦说了一通,晋景公表示完全同意。

        于是,下宫之难整个事件的最终受益者出现了——这就是赵武。这起由家族通奸引发的灭族阴谋,从头到尾没有忠奸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参与各方的利益权衡和不良动机。所以,一旦赵氏后人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他们一定会对这起赤裸裸、血淋淋暴露家族丑闻的事件进行重新铺陈。

        修改和美化本家族历史,几乎是每一个家族的本能。《史记·赵世家》讲述的“赵氏孤儿”故事,正是战国时期赵国对“下宫之难”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进行重新修饰和创作的结果。

        下宫之难后,韩厥执政期间,将自己的儿子韩起和“赵氏孤儿”赵武提拔为卿,两家联手长期把持了晋国政权。

        到赵武之孙赵鞅出场时,他已然可以在晋国擅做杀伐,像诸侯一样临朝听政,而晋国国君形同虚设。

        公元前453年,赵鞅之子赵无恤联合韩家、魏家灭掉荀家(智伯瑶),三家分晋,自立为诸侯。

        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赵氏势力最强,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赵国建立后,在编撰国史时需要追溯光荣伟大的过往,神化赵国君主身世,相应地,那些涉及乱伦、诬告、内讧、阴谋和利益转移的不光彩的历史则需要更新。

        在这种背景下,《左传》叙述的“下宫之难”版本——一个私通的母亲,为了替情夫报仇、给自己的孩子争夺家族利益,而诬陷对手谋反,从而假手国君和其他家族将其翦除——显然有损于赵氏一系的形象。因而,很快被服务于赵国的史官改写为“赵氏孤儿”版本——赵氏孤儿一出生,父母就遭奸臣害死,而他在忠义之士的帮助下幸免于难,长大后实施了伟大的复仇,并赢得百姓的承认。

       正如在前面所说,这个带有英雄神话色彩的全新故事版本,人物和事件处处与真实的历史发生抵牾,但为什么还能得到流传,并最终以虚构战胜了真实呢?

        很明显,一个关于忠诚和正义的好故事,更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可和传播。在被改写后的“赵氏孤儿”故事中,充满着忠君报国、抵抗邪恶、知恩图报、舍生取义、有冤必申有仇必报等传统文化十分推崇的思想,同时塑造了程婴、公孙杵臼这一对“生难死易”“一生一死”的英雄形象,很能戳中人的内心。与此同时,历代尤其是两宋时期的官方宣传,让“赵氏孤儿”故事得到了官民的同步认可。

        一方面,宋朝也是赵氏建立的政权,同为姓赵,非常乐意从“赵氏孤儿”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正面力量。宋神宗时,程婴、公孙杵臼获封侯立庙,“以旌忠义”。

        另一方面,南宋开始和结束时赵氏面临的情境,跟“赵氏孤儿”的状态几乎是一样的。北宋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及整个皇室被金人掳掠北迁,赵构成为当时帝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是一个事实上的“赵氏孤儿”。南宋末年,元军拿下临安,押走宋恭帝赵显和太后之后,宋端宗赵昰、宋幼帝赵昺孤悬南海,直至崖山海战,再次出现了“赵氏孤儿”的事实。历史情境的相似性,导致宋人对“赵氏孤儿”故事尤其有认同感。

        进入元朝以后,元杂剧《赵氏孤儿》问世,宣扬为正义而牺牲,向奸邪复仇的精神,这本身就是宋亡后汉民族希望反元复宋的一种隐喻。

        宋元以后,“下宫之难”的历史真相逐渐湮灭,“赵氏孤儿”的故事经过千万遍的讲述则上升为历史。历史重构战胜了历史真实。

        用当代的眼光来看,《赵氏孤儿》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但当我们感动于其中的精神力量时,最好也提醒自己——这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属于文学,不属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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