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流沙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什么时候，你能与一个老人待一个下午，饶有乐趣地听完他出色或不出色的人生故事，那说明你已经成熟。”
曾祖母活着时，常常给我讲家属史，说曾祖父如何到上海去经商……当时我筹备高考，没时间听；其后，我奶奶给我讲爷爷在旧当局干事的趣事，讲她与越剧演出艺术家徐玉兰一起上学的故事……当时我在谋事情，也没有时间听。
此刻，我想收集一些家属资料，为后人留下点文字，但她们都已随风而去。
我们正在丧失倾听的姿态、倾听的心态，而且从小我私家心理泛化到了社会意理。酒桌上的杯来盏去、絮絮叨叨，不会有人倾听；布满了官话的陈诉会，也不会有人倾听……倾听需要有一种“空杯”的心态，迎接它，容纳它，消化它，记着它。
崔永元提倡、操持了一部记载片——《我的抗战》，他花了10年时间，走遍大江南北，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长达10万小时。但遗憾的是，他建造出来的记载片电视台不肯意播，因为这样的片子“无人倾听”。
小崔曾经很是愤慨，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是搞工具的节目，而在日本却是严肃的记载片？我们中国工钱什么喜欢那些无厘头的搞笑剧、穿越剧、怪诞剧，却不能“倾听”关于民族的真实故事？
这事不能深思，经典文章，一深思，就会以为可骇。
国粹大家陈寅恪说过，中华民族真是希奇，五千年了，根基上是在混，不外能混五千年真的很伟大，很了不得。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曾来杭州做讲座，说中国人都在混日子。他说混日子不是说现代的中国人混日子，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不混日子的时候。
陈寅恪的话，贬中有褒。顾彬的话，就剩下贬了。不要说顾彬先生是愤青，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思想过于简朴，我们想得最多的是保留，而不是保留的质量和尊严。
记不起哪位作家，把金庸先生《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视作中国人的典范。韦小宝是一个“保留至上”的人，他很是平淡，不重情，他的“义”是随时可以变通的，只要对本身有利，他就会去干。
这就是“混”。
人们以“混”为乐，不需要清醒，也不需要反思，当下“混”得好，励志文章，有酒喝，有饭吃，有房住，有份轻松的事情，一切OK。
顾彬说，糊口中你可以贫苦，可以没有男伴侣或女伴侣，可以买不起屋子……但有一样对象你必然要拥有它、必然要守住它，这就是信仰。
但如今又有几多人还拥有信仰？我们所谓的信仰，也许就是赚大钱、住大房、开豪车、娶美男……
（陈 樱摘自《大公报》，夏大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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