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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老友读到《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报道：《22年资深ICU医生口述：生死时刻，医生需要帮助家属决策吗？》，百感交集。正是这篇报道，促使她重新回忆爸爸进出ICU的经过，整理头绪，写下了她的真实感受。
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写过，在父亲弥留之际，他最大的错处是听从了迷信的长辈的错误说教，以致未能让父亲安静平和地离世。他不会知道，时移世易，即便在迷信破除、科技昌明的今天，在至亲临终之时，人们依然需要在各种信息中艰难地拣选，苦痛地做出抉择：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试问，又有几个人能一语说清？
这不是一个令人舒服、快活、有交流欲的话题。如果感到不适，不建议你往下读。
当然，面对恐惧，你也可以选择：正面，直视它。
ICU，进还是不进？
文｜张恺
2023年初，几乎全民感染新冠的那段时间，我爸爸也中招了，咳嗽得厉害。他本身是癌症病人，正在接受免疫治疗。感染新冠，无异于雪上加霜。
有一天凌晨，他咳得喘不上气，我打了120急救电话。到医院后，往急诊室走的途中，地上有通往各个科室的标识，其中一个箭头指向重症监护室（ICU）。爸爸用脚点了点那个标识，对我说：“以后千万不要把我送到这里去。”
当时急着去做检查，我并没有多想。更何况，除了医护工作者，这世上有谁会主动进ICU呢？不可能有。想都不用想。
倏忽一年。2023年12月，爸爸去世。料理完他的身后事，生活如常。时间不为任何人暂停。在琐碎、忙碌的工作和家务事间歇，静下来的时候，亲身经历的许多场面，当时由于被巨大的恐惧、悲伤笼罩着，那么慌乱、痛苦，不忍面对，时过境迁之后，竟也在脑海中渐渐沉淀、定格，细节都还清晰——现在回想起那一幕幕，我可以冷静地面对它们了，其中就包括送爸爸进ICU的经过。对于一个深深困扰过我，相信也困扰过无数人的问题，我有了真切的体会。这个问题就是：
在亲人生命垂危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他/她送进ICU？
现在，我可以认真地来说一说了。
其实，早在2020年，爸爸就进过一次ICU。
那年10月，爸爸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我当时对许多医疗流程还完全不懂，又怕妈妈留在医院陪夜照顾不过来，就跑到护士站打听怎么请护工。没想到手术结束后，爸爸直接被推进了ICU观察。医生说，ICU里24小时有护工，什么都不需要家属准备。我和妈妈懵懵懂懂地在病房等待。两天后，爸爸转入了普通病房。
当时，我对ICU的认识主要来自看过的小说、纪实文学作品或影视剧。在虚构或非虚构的故事描述下，ICU似乎是个可怕的地方，总有家属在ICU外焦虑等待，甚至痛哭流涕。
那时的我确实过于无知了。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料到，三年零两个月后，生活给了我一顿暴击，我成了在ICU外崩溃大哭的那个人。
现在回想起来，像爸爸这样动了切除肿瘤大手术的人，需要进入ICU留观。当时他的身体情况是慢慢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有康复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ICU是一个给病人家属带来无限希望的地方，它不可怕。
但是，当我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2023年初爸爸要对我做出那样的交代，叮嘱我千万不要把他送进ICU？
这样一想，万千思绪就枝枝蔓蔓地发散出来：他是不是2020年在ICU里看见了一些比较可怕的景象？比如有的人拼命挣扎结果被绑在床上，有的人穿着纸尿裤毫无尊严，有的人痛苦地经受着有创抢救，甚至有的人抢救失败孤零零地在ICU里离世……当年正是疫情时期，家属连去ICU探望都不被允许，所以我们并未走进那间在普通人看来神秘又可怕的地方。
2023年12月，爸爸病重。在重症抢救室里，我从医生口中得知，下一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拔管回家，要么进ICU。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常识：重症抢救室不同于重症监护室（ICU）。
ICU专门负责监护病情危重的患者，由医护人员全程监控生命体征的变化情况，保证及时接受有效的治疗；ICU是无菌环境，防止外界感染。
抢救室则主要用于抢救危重患者，挽救患者生命。相比ICU的环境，抢救室的设备、设置相对简单；相比ICU的长期监护和治疗，抢救室提供的是短期的紧急救治措施。
一般突发严重疾病患者会先送至抢救室，经过初步抢救后，根据病患具体状况判断是否需要进ICU。
那一刻，我的心情无比纠结。所有的常识和经验，在那一刻都不够用，无法指导我做出更优选择。
我去找本来约好要评估爸爸能否做气管支架的医生，又给当医生的发小打电话，综合大家的意见后，再跟妈妈商量。最后，我们的想法是进ICU赌一把。因为摆在眼前的情况很残酷，如果这就拔管回家，不再救治，说不定在回家路上爸爸就不行了。试问谁能眼睁睁地看着至亲就这样突然离去？谁能接受这种结局？
治疗疾病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不可逆转，不可重来。在同一个时空里，选择了方案A，就不能选择方案B。作为家人，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做出一个将来不留遗憾的选择，不能事后回想起来再一遍遍后悔与自责：要是当时怎么怎么就好了。很多事情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选择，普通人只能努力让自己的选择无限接近正确。
我在上一篇文章《还有一些话，想对爸爸说》里提过，插管后，爸爸曾短暂清醒过，他看起来非常痛苦，拼命挣扎，想把管子拔掉，后来护士注射了镇定剂让他安睡过去。到了中午，他有过片刻回光返照，当然，我们都以为那是好转的迹象，所以，我们最终决定还是进ICU。我们当时想的是可能有三种结局：1.好转；2.拖延；3.身故。
我们当然是抱着第一个希望，希望爸爸好转，才决定把他送进ICU的。但是进去后，坏消息不断。发小跟我说，在其他人看来，你们是在做无谓的挣扎，但是自己的至亲，哪那么容易放弃，任何人在这个时候都很难选择不救。
我记得我和妈妈坐在ICU外面等待时，来了一对送东西的母女，她们面容愁苦，抹着眼泪。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我和妈妈的重影。那些挣扎、焦虑、纠结，都是亲人之间最深、最痛的不舍和羁绊啊！
老天留给我们纠结的时间并不久，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接到了医生的电话，爸爸的病情在不断恶化，在持续用药、用器械的情况下，他的很多指标都不好。前一天我签了很多同意书，其中有一份是同意插管等有创治疗的。第二天医生又问我，如果情况危急，是否同意做电击除颤、按压等有创抢救，这些治疗可能会烧焦皮肉，或导致肋骨断裂。这一次，我果断地摇了摇头。
再后来，我就是在纠结：是继续让爸爸在ICU里独自走完生命最后一程（ICU每天有固定的家属探视时间，非探视时间家属不得进去陪伴病人），还是回家在我们的陪伴中离世？
发小跟我说，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时候的救治意义不大；从情感角度来看，肯定是想挽救。当时我也清楚爸爸这样的情况，救治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很害怕拔管后缺氧会让他很痛苦。我反复问医生，又问发小，医生和发小都安慰我，说拔管不会加重病人的痛苦。
从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他们所接触的病患家属中，到这种时候，无非也就是做出两种选择，一种是不顾一切全力救治，他们只要ICU里的亲人还活着就好；一种是选择落叶归根，让病人回家临终。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过，我做出的是后一种选择。
爸爸去世后，我在整理医院的发票时，看到进ICU后一张发票明细里写有“束缚带”，那一刻，我是揪心的。用上束缚带就说明爸爸在ICU里清醒过，并挣扎过。他在短暂清醒的片刻里会想什么？会不会想起曾经交代我的事？会不会埋怨我？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惶恐？会不会感觉孤单？
后来，妈妈回忆起这件事，有时也会懊悔，说，爸爸去世前一天下午不该把他送到ICU。我只能宽慰她说，当时也是没办法，如果不进ICU，我们，包括医生，都不知道爸爸的病情已经恶化得那么厉害了；如果那天下午就拔管回家，可能爸爸当晚就走了。我最终可以接受病魔夺走了爸爸生命的现实，但是我不想他走得不是那么明白。
有时候妈妈还会后悔，前一天凌晨不该把爸爸送到抢救室。我知道，当时她以为的抢救是和之前有过的操作一样，只是去吸痰、打点滴，让喘不过气来的爸爸能正常呼吸；她也没想到，随着病情的急剧恶化，这一次的抢救是要切开气管插管、用镇定剂让人昏睡。
我安慰妈妈道：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试想一下，假如当时我们在家里，爸爸突然不舒服，我们肯定是打120，那么120把我们送到医院后，能做的选择也只有抢救，一旦抢救，就得签关于有创治疗的知情同意书，难道能不签吗？生命危急的关头，家属内心的想法肯定是不能立刻放弃治疗，看到一丝希望就抓住啊。
何况当时是妈妈独自在医院陪着爸爸，她自己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在爸爸极其不舒服、即将陷入昏迷的时刻，她不管不顾地敲开了抢救室的门，是她的勇敢和果断让爸爸的生命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不然等我赶到医院，怕是见不到爸爸最后一面了。
所以整件事，就像一个无解的方程，病魔与死神已经在前方联手布下陷阱，条条道路都绕不过那个陷阱。
给爸爸办完后事后，我恰好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发了一篇报道：《22年资深ICU医生口述：生死时刻，医生需要帮助家属决策吗？》，看得百感交集。正是这篇报道，促使我重新回忆，整理头绪，开始写下我对ICU的真实感受。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医学小白，对ICU并不了解。一提到ICU，人们普遍联想到的画面就是有人被五花大绑在床上，气管被切开，浑身插满管子，兜着尿不湿，不省人事，生不如死，等等。带着这样的刻板印象，也难怪许多人都会说“万一我以后……绝不插管！绝不进ICU！”这样的话。
而《三联》的报道，从一个资深医生的角度，回答了人们关于ICU的很多疑惑。除了像爸爸当年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需要进ICU留观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状况也需要病患、伤者在ICU接受监护，比如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严重、生孩子时遇到危险等各种状况，对当事人来说，ICU代表着全力救治和极大的希望。
看到爸爸被切管抢救后的样子，我也曾经懊悔、自责，怀疑会不会因为我的决定，又让爸爸多吃了许多苦？当时我有过这样的念头：有创治疗太痛苦，以后绝对不接受有创治疗！我甚至在和老友们诉说内心痛苦的时候，反复告诫她们：记住，要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同意对家里人进行有创治疗！
但爸爸走后，一个多月过去了，慢慢冷静下来，我想，以后等我老了、病了，若是我留下这样的话给孩子，在遇到相似处境时，也会让孩子很为难。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不同情况还是要区别对待：
若是已患绝症，且病情恶化到无可治疗，确实可以早点向孩子交代清楚，彼此做好心理准备；若是还有救治的可能，我想，孩子也会像我当初一样，抱着一线希望尽力救我。
1月19日是爸爸六七，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个时候人就是真正地走了。我始终不觉得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总感到他只是出去散个步、买个菜，稍后就会回来。在街上碰见与他外貌、衣着相似的老人，我也总是会下意识地多看几眼。
至今我仍然坚信，他在ICU里、各项指标那么糟糕的情况下，还坚持了不短的时间，是在撑着一口气等我，他相信我会带他回家，我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事后，我千百次地回忆起爸爸在ICU里手指微微动起的那个场景，我非常庆幸我做出了带他回家的选择。我相信他躺回到自己的床上后，身心都感到了放松。我相信他感受到了我们抚摸他脸庞的温度，听到了我们与他告别的话语。没有让他在孤零零的等待和绝望中离世，是我半辈子人生中写出的最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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