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在当时就非常受欢迎，所谓“《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可见，直至明代中期出现《牡丹亭》，人们最喜欢的戏曲当属《西厢记》了，从侧面反映出《西厢记》的传播程度。
西厢故事最早前身是唐代元稹创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小说中张生是个穷书生，莺莺则是没落贵族。他们二人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而莺莺最终是被“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不仅如此，小说中的张生道貌岸然地争辩：莺莺是尤物，正是这种尤物让商纣王、周幽王丧失了江山。他张生的德行不够，不能克制如此尤物，只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张生为了大好前程忍痛割爱，元稹称张生为“善补过者”。
当然，自《莺莺传》问世以后，很多人对于元稹在小说中表现的价值观并不认同。有人对其进行了批判，宋代赵德麟写的鼓子词【商调·蝶恋花】有两句是这么说的：“最恨才多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谴责张生的负心的同时对莺莺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也有人对这个故事进行改写，比较突出的就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董氏赋予张生尚书之子的身份，莺莺为相国小姐，他们二人一起反抗封建势力，追求婚姻自由，可以说西厢故事的框架比较完整了。而到了王实甫的杂剧作品《西厢记》，延续大团圆结局，张生变成了穷书生，莺莺依旧是相国小姐，不过情节更加曲折，莺莺和红娘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两位女子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尤为彻底，而张生彻底变为“志诚种”，王实甫借这个故事表达出“愿普天下有情的终成眷属”的愿望。至此，西厢故事达到了高峰。
去掉中间的过渡环节，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从“始乱终弃”到“大团圆结局”，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文人地位的变化。
在唐代，国力强盛，并且开科取士，文士们表现出对时局的强烈关注和高度的自信。然而，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并不很完善，正如赵彦卫在其《云麓漫钞》中考证：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科举考试制度确实对于唐传奇的兴盛造成不小的影响。有些权贵是可以向考官推荐人才的，因此不少读书人为了在权贵面前刷个熟脸，就把能表现自己才华的作品呈上去，所谓“温卷”，而传奇小说无疑是最合适的文体，它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史传文学、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传奇小说主要是用史传笔法讲述奇闻趣事，史传的笔法注定故事情节清晰简明；而又吸收韵文文学营养，《莺莺传》总共字数不足3000，元稹为了逞才，莺莺的书信以及最后的《会真诗》三十首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
可以说，传奇小说是比较能显示一个读书人的文采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唐代传奇小说的读者大抵有两类人，一是在主流文化圈里比较有话语权的权贵们，他们有机会向上推荐进士；二是想进入主流文化圈或者已经在主流文化圈且想通过科考的学子。总之，这两类人都与科举考试紧密相关。
这也就是为什么元稹敢写这种“三观不正”的小说：读者是权贵，这种“始乱终弃”的故事比较符合统治阶层猎奇心理，而大谈“红颜祸水”论也是比较符合统治阶层的胃口，元稹所在的中唐距离安史之乱不久，杨贵妃不正是被统治阶层的男人们视为“祸水”吗；而读者是想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写这种风流韵事能够增加自身的名气，以便进入上流文化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元稹本人的原因。
当然，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莺莺传》中的莺莺的身份可能比文本中提到的没落贵族身份更低贱，极有可能出自倡门。总之不管怎样，莺莺的身份不算高贵。可是你要说了，张生一个穷书生凭什么嫌弃莺莺的出身呢？真别说，张生抛弃莺莺是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的。
唐中宗时宰相薛元超曾经说过：“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文。”这里的五姓，就是山东士族崔、卢、郑、王、李五大姓。人们争着和有名望的世族大家联姻，特别是新科进士。原本就出身不差的肯定要门户相当；寒门士子好不容易迈出了一大步，肯定也会选择往上走，再者，他们一旦科举顺利，寒门女子也会望而却步。（具体可参考《在唐代，出身不好，想要嫁人是很难的》）
这也是为什么元稹在《莺莺传》最后点出“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说明张生为了前程抛弃情人的做法没什么不妥，至少在唐代“精英文化”看来是如此。
而到了元代，文人的地位与唐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元初，汉族文人向统治者陈述儒家思想是利于统治的好工具但并未引起注意，从整个元代看来，科举考试时断时续且民族歧视政策贯穿其中，汉族文人通过科考实现逆袭十分困难。没有进身之阶，文士的地位可想而知，所谓“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不仅不被统治者高看，而且在世人眼中同样受轻视，从元杂剧中文人经常受商人、鸨母的侮辱就可看出。这种种心酸的现实遭际，都使得读书人失去了以往的骄傲，唐传奇中表现的文人志得意满的精气神儿逐渐被现实抹杀。那么表现在爱情上就是卑微的姿态，甚至我们看一些元杂剧中的读书人性格会比较懦弱，正如从对封建势力的反抗角度看《西厢记》中张生是没有莺莺强烈的，丫头红娘更是一副狭义心肠、有勇有谋。
而女子的个性凸显与女性地位的上升可以看作是儒家文化与元蒙文化冲击导致儒家伦理的松懈，传统婚姻观念开始动摇，女性的独立意识开始萌芽。当然，几千年的女子深受重重压迫的坚冰不可能一下就完全融化（甚至可以说在当今女性依然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弱势一方），我们还需考虑一点是：元杂剧的创作多半是面向市井的“俗文学”，因此作者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弱势一方，那么像“始乱终弃”这样的情节肯定就不再会出现了。
正如《莺莺传》的创作符合元稹的身份，《西厢记》的改写同样契合王实甫的心境。王实甫虽然把西厢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唐代，但是故事所表现的内涵却是元代文人的深刻体验。
最明显的就在于“功名”与“爱情”的排序问题。《西厢记》中很明显倾向于爱情，张生与莺莺最初固然是一见钟情，但经历了吟诗弹琴、张生解救普救寺困境、老夫人赖婚……等一系列情节之后，张生与莺莺反而越发坚定他们的感情了。张生为了流连莺莺身旁甚至已经对科考丧失了兴趣，在老夫人“不招白衣女婿”的压力下被迫应试，得中之后心中想的全是赶快去找莺莺；莺莺在长亭送别时也是同样的态度：“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归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并头连”就是指夫妻恩爱喽），可见，莺莺对功名同样不太感冒。
结合作者本人的遭际可想而知：王实甫早年做过一些小官但仕途并不顺利，后来便离开了官场，根据贾仲明《录鬼簿》中记载，（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鸯花寨明飙飙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可见，王实甫常混迹于下层艺人聚集的行院、勾栏等场所，熟悉市民生活，结交倡优和下层文人，不为封建礼法约束。（没错，这种生活和关汉卿的经历十分相似。事实上，许多元代文人都是靠写杂剧谋生的，他们多半和倡优演员混迹于下层且对于功名没有那么强烈的期许。）
了解到文人地位的下降，就不难理解元代文学中书生对于爱情的忠诚和专一态度，这也正是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为何把“始乱终弃”改写成“大团圆结局”的关键。故事发展到这里，莺莺的相国小姐身份与张生最终考取状元的情节更多的功能作用是增加故事戏剧性。当然，《西厢记》中所表现出的接近我们当下推崇的自由与纯粹的爱情观，同样是一种进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