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开始勃兴，以戏剧、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体裁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这些文学体裁主要是讲故事的，其中有一类便是讲才子佳人故事的，并且一度出现模式化的写作通病。这类故事的情节设置大都是：才子和佳人一见钟情——遭遇波折——巧用计谋化解挫折——大团圆结局。
比如戏剧有王实甫《西厢记》、白朴《墙头马上》、汤显祖《牡丹亭》；小说有天花藏主人的《平山冷燕》《玉娇梨》等。
这类爱情故事多半是以“一见钟情”开始的，“一见钟情”从科学的角度看无非是一种激素在起着作用，鉴于不是我的专长，就不再班门弄斧了。那么，从传统背景上看，“一见钟情”的写作模式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在小说、戏剧中有许多自由恋爱的男女，但这并不能代表现实生活中就是常态。婚姻自主，在中国古代从来都不是主流。
正如陈鹏在《中国婚姻史稿》中的说法：
盖封建制度下婚姻，乃“合二姓之好”。男女一经嫁娶，二姓便成姻戚，故婚姻复为两家亲党之称。综而言之，嫁娶基于婿妇，故婚姻之初义为婿与妇，婿与妇以礼嫁娶，好合而成夫妇，故婚姻之礼，好合之际，亦称婚姻。又婚姻依“父母之命”，结“二姓之好”，故婿与妇之父母及亲党复相谓为婚姻。
说白了，在古人的观念中，“婚姻”就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很明显，一场婚姻中的两位主角的个人意志不在考虑范围内。
这也就是为什么夫妻之情本是一种很正常的感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却极少有人描写。李清照在词中写过与赵明诚相处的细节，被骂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宋·王灼《碧鸡漫志》）
正式夫妻之间都不能有普通的情感交流，更何况未婚男女呢？在一些故事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家中父母对女儿这方面的限制颇多，甚至连男性仆人都没有。
而正是由于封建礼教下对男女之情的防范太深，那么一见钟情才有它的合理性。试想，当时的青年男女没有机会逐渐接触、慢慢了解的，看个电影、喝杯咖啡啥的是不存在的，只有一见钟情才能顺理成章地引出后面的故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在墙头看到外面骑马的书生就一见倾心，《西厢记》中崔莺莺在普救寺见张生一眼便芳心暗许……
当然，由于文化上长期受压制，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是非常普遍的。王实甫《西厢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关汉卿《拜月亭》：“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白朴《墙头马上》：“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等等。在这种强烈的愿望指引下，许多创作者当然也会创作出大量让受众“上头”的故事。
因女子的外貌从而一见钟情，是一种直觉思维，似乎比较感性，却也是人之常情。试想，我们普通人去商场买东西也会倾向于选择包装比较精美的商品。
而从一见钟情发展下去，我们会发现，女主不仅人美，而且心善，甚至能诗会赋。也就是说，“一见钟情”模式下，对女子的要求首先是有貌，其次是有才；而反观男子，却是首先要有才，其次是有貌。
正如《玉娇梨》中的苏友白认为：“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换句话说，这种故事的发生是有隐性要求的：女子是要才貌双全，而对于男子也是如此。你看，李逵这个人物形象在诸多版本的话本、小说、戏剧中具从来没听说过他有谈恋爱的戏码。（当然不是黑李逵，就事论事，李逵的粉丝别拍我。）
但是，不得不承认，有才华的俊男美女谈恋爱的戏码真的很有市场。否则，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为何被大家津津乐道至今呢？类似情节还是比较容易满足大多数读者的心理需求。就连曹雪芹写《红楼梦》也未能免俗，宝黛初次相见，贾宝玉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话听起来很傻，但确是一种很真实的感受。没错，这种没来由的心灵契合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而这种隐约朦胧的感觉，不仅给读者带来遐想的空间，更给人以美的体验。
明末清初最早的才子佳人小说是天花藏主人的《平山冷燕》与《玉娇梨》，并一度成为这类小说的“标杆”。正如后来的小说《驻春园》，其作者清代吴航野客在序言中评论道：“历览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独让《平山冷燕》《玉娇梨》出一头地，由其用笔不俗，尚见大雅典型。”
明末清初，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小说作为一种商品进行销售。尤其是这类小说，有着一批如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专业作家及专门的刊刻销售的书坊，拥有广大读者群，非常受欢迎。从而导致商人们从中看到商机，趋之若鹜，争相刊印类似故事。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创作者一味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主体意识淡薄，往往采用读者已接受的小说套路和框架编创故事，难免出现一批类型化作品。
但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多数人是无暇顾及其他的。正如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中说：“将一部作品付诸刊印，意味着他被投入了商品生产、流通渠道，于是它就得接受这方面的法则与规律的支配，至于他的艺术水准、思想倾向等文学方面的因素，只有在转化为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后才会被考虑。”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见钟情”故事的女主通常是非常有才华的。不仅仅聪慧过人、机智应对各种情况，而且琴棋书画几乎样样不在话下。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张扬女子才华，提高女性地位的写作手法，体现了作家们进步的女性观。在男权社会中，女子本是一种依附男性的存在，而“一见钟情”故事中追求的是相对较为平等的婚姻，虽然女子仍然把操持家事作为本分，把婚姻作为自己的最大的追求，但才、美、情同样也被作为一个女子可不可爱的评判标准。
也许在当时，不少创作者已经意识到，一个女子，仅仅是拥有美貌是不够的。美貌终究要逝去，而才华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尤其是在明代中后期，明末清初之时社会更迭，新的政权对思想上的统治还没有正式形成，明代中后期出现的“童心说”以及“心学”，对思想环境产生很大影响，女子面临的束缚有所减轻，女子教育也逐渐得到重视。
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作家自我安慰的创作心理。这些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处于社会下层，大都是“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的落拓文人，他们有着文人的清高和骨气，既对现有的科举选拔考试颇为不满（元代科举考试时举时停；明、清科举是八股取士），又渴望能得到明君贤臣的赏识，能够得到重用。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他们渴望得到知音的理解。投射到创作上，有才情的女子通常就能够担任这一角色。
落魄文人已经是弱势群体了，女子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受到压迫，同样是空怀才学无处施展。创作者们肯定女子才学可以说是对自我的肯定和赞扬。
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个人很难摆脱对儒家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封建时期的文人。他们对于仕途是有着憧憬的，之所以读圣贤书就是要考科举的，一朝得中，便可光耀门楣，所谓“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科举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本身有一定的难度，秩序混乱下的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更是难上加难，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机会十分有限。
因此作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就通过小说表现了出来。才子们“一见钟情”的对象一般出身不俗，历来在文人的潜意识中，娶得“高门女”对仕途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中莺莺之所以被“始乱之，终弃之”有一条原因就是她的出身不高，当然，不仅是抛弃莺莺的张生，连被认为是亲身经历改编的作者元稹也一直遭受唾骂。（当然，莺莺和张生的故事一直被改编成各种版本，后来就逐渐成为大团圆结局，莺莺也变成了相国之女，以王实甫《西厢记》为代表。关于西厢故事的演变，后续专门写文章挖，请保持对我的关注。）
但是到了才子佳人故事里面，才子们虽然依旧有这种想法，但他们会证明他们是配得上的。这类而才子与佳人私定终身以后，就会有落难公子中状元情节，并且科举高中是轻而易举的。由此得到皇帝的赏识，并能够与心仪的女子完婚。
对于读书人来说，科举夺魁、封妻荫子无疑就是走向了人生巅峰，而在创作中作者赋予这类才子具备了文学之才和科举之能，既符合了人们心目中才子的人设，又不会显得市侩功利。
总之，古代戏剧、小说中的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开始的浪漫爱情故事，虽然有许多雷同之处，甚至被抨击为有公式化、模式化倾向；但是其中彰显的女子才华，打破的传统婚恋观的束缚，对社会黑暗的揭露等方面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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