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有才华的人写作、发表书稿、文稿、译稿可以得到一定数目的收益回报，即“稿费”或者说“稿酬”。
在古代，文人受人之托而写作文章或者书法、绘画之类，也会得到财物方面的酬劳，不过，在古代，这叫“润笔费”。
“润笔”一词，最早见于《隋书·郑译传》：“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郑译与隋文帝有同窗之谊，且之后有定策之功，但是郑译却经常贪赃受贿，但隋文帝念旧，决定恢复郑译沛国公、上柱国的爵位。隋文帝让李德林写诏书，侍臣高颎打趣说：“笔干了。”郑译就说“我出外做地方官，这次因病请求回京，承蒙陛下恩准便打马回朝。手头并没有宽裕的钱报答您润笔的功劳啊！”
“润笔”一词由此有了“稿酬”意义并且流传后世。但实事求是地说，“润笔”一词虽然最早见于《隋书》，但“润笔”的相关行为却在隋之前就有。
最贵的“稿酬”那一定是“一字千金”了。
战国时期，秦国相国吕不韦组织手下的门客，各抒所长共同编成一部《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吕不韦将书悬挂在咸阳城的城门上，并发布告示：无论任何人，若能将《吕氏春秋》改动一字，便可获赏千金。（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很快大家争相传阅《吕氏春秋》。一方面书编写得确实不错；另一方面吕不韦权倾一时，谁也不敢轻易指出错误并修改冒犯他。最终的结果就是几年过去了，仍然无人能改动一字。
当然，后世提到这个故事，更多的是说吕不韦是个营销大师，他的“一字千金”的策略让《吕氏春秋》迅速打开知名度。可是，吕不韦首创稿酬之举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一字千金”的文字与金钱的回报虽然没有人拿到，但已经构成了“稿酬”的意义。
到了西汉时期，相传司马相如为陈皇后写了一篇的《长门赋》，为了扭转陈皇后与汉武帝的关系，这篇赋总共六百三十三个字，却得到陈皇后给的黄金百斤，稿酬相当可观。
但是这个故事与《长门赋》的写作均受到了质疑。宋代朱熹考证：“《汉书·皇后》及《相如传》无奉金求赋复幸事”；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曰知录》中指出“陈皇后无复幸之事，此文盖后人拟作”。但他还考证出（《长门赋》）“亦汉人之笔也”。也就是说，即便“千金买赋”的故事并不存在，当时汉代人却虚构了这个故事并有人写了《长门赋》。
既然文章是汉人所作，那么文中提到的“千金买赋”之事，但也从侧面证明汉代已经有了收受稿费的意识了。
比如东汉的蔡邕，即蔡文姬的父亲。他精于书法，最为擅长的就是隶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结构严整，体法多变。许多人说蔡邕平生为人撰写了数十篇的墓志，得到的酬金有“万金”之多。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润笔费”并没有形成一种规定或者说制度。许多数情况下，往往是求文方主动馈送物资或金钱等充当润笔费，作者方有时也会主动索取。
李邕韩愈白居易：唐代碑文写作润笔费获得者翘楚
唐代不少文人喜为人撰写碑志类文章，事成之后，东家会支付“润笔费”，或出钱，或赠物。碑志类文章虽然写起来比较乏味，但是由于实用性比较强，往往能够收获不菲的润笔费。
盛唐时期北海太守李邕就很擅长写碑铭，许多人请求李邕写文，“生意”好的不得了。他前后所写碑文有好几百，稿酬“亦至巨万”。当时文士对此羡慕不已，发出“自古鬻文求财，未有如邕者”的感叹。
李邕的稿费的确很高，不过到了中唐时期韩愈、白居易的“价位”也不甘示弱。
韩愈写这类实用性文体也得到不少好处。他给唐宪宗死去的国舅王用作碑文，后来王用儿子送给韩愈一匹宝马和一条玉带作为答谢。唐朝的宝马，千金难得，和今天的“宝马”在价值上是有可比性的。
韩愈撰《平淮西碑》中肯定了将军韩弘的功劳，唐宪宗将这文章的一块石刻赏赐给韩弘，韩弘便给韩愈五百匹绢作报酬。千万别认为“五百匹绢”就不是很值钱，唐朝的绢也是一种货币形式。墨酱粗略地计算：一匹绢在中唐的价值800~3000文不等，1文钱相当于现在的3.5毛，五百匹绢也差不多是几十万人民币了。复制版的碑文尚且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稿酬，到底是韩愈写得好呢还是韩弘太有钱呢？
但也有拒收高价稿酬的，白居易为好友元稹写过墓志铭。元稹家人感恩，“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贯）”作润笔酬谢白居易。白居易念及与元稹是生死之交，始终没有接受丰厚的稿酬。推却再三，后来把这笔钱以元稹的名义全部捐给了香山寺。（见白居易《修香山寺纪》）
白居易拒绝的这笔钱有多少呢？唐朝的一贯约800文，1文钱相当于现在的几毛，六七十万贯差不多是亿万人民币吧。（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由此可以看出：一，元稹家真有钱；二，白居易与元稹的情谊价更高；三，白居易也不差钱。
宋代官方“稿酬”以及个人以实物支付润笔多样化
宋代的“润笔”分为特定的公文写作可获官方润笔和受人请托所作诗文可获私人“润笔”两种类型。
到了宋代，“官方”很有稿费意识。宋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宋太宗赵炅设了一笔专款作为报酬，亲自制订“润笔”数额，为了赏赐那些御用文人。
有“润笔”回报的公文写作，主要是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词臣奉命起草的制词。清代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考证：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的酬劳，赏赐了不少价值不菲的御用之物。
成书于宋末元初的《武林旧事》中有记载：“（册皇后）先一日，宣押翰林学士锁院草册皇后制词，赐学士润笔金二百两。”一篇制词不会有太多字的，这个稿费性价比还是高的。
受人请托而作的诗文，由请托人支付“润笔”。在这个文人与文化都极度发达的时代，“润笔”的形式也注定更加多样化。
宰相王旦去世，其子王仲仪请欧阳修给父亲写墓志铭。事成之后王仲仪给欧阳修送来了金子打造的酒器，价值上千两白银。欧阳修大概平时收润笔收得多，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感冒，打趣说：“正欠捧者耳。”——金银酒具倒是不缺，缺的是捧着酒具的美人啊。
王仲仪听了欧阳修的“诉求”立刻让人到京城用“用千缗买二侍女，并献”。最终欧阳修考虑到薛夫人的严厉等因素，只收下器物而没有接受侍女。
有一说一，拿活人赠送充当润笔，是封建时期人权不平等的一种体现。
言归正传，欧阳修在给别人送“润笔”时也是相当讲究。蔡襄为欧阳修的《集古录目序》作书刻石时，欧阳修是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雅物作为“润笔”的。欧公所赠的这些物品清雅不俗，又费了一番心思才能得到，且投其所好，蔡襄收到这些很是高兴。（参考欧阳修《归田录》）
实事求是地说，像欧阳修这种咖位的，自然不用担心稿酬不足，甚至有挑肥拣瘦、坐地起价的权力，而对于一些小作家、不太知名的文人来说，卖文挣钱有一定的难度不说，而且很容易遇到拖欠稿费的情况。
宋人孙觌（音dí，字仲益）有一次给人写墓志铭，求文者事先允诺用上好的布料与粟米等“当以千计”的物品作为润笔，而事成之后却只是拿一些纸笔、香料、茶叶充数。这种做法令孙觌很恼火，但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见《宋人轶事汇编》）
宋代拒绝丰厚稿酬的比较著名的就是苏轼了。苏轼在苏州时，与姚淳是好朋友。姚淳以孝闻于里，先墓上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异，故名堂为三瑞，姚氏请苏轼为之赋诗。苏轼那首《苏州姚氏三瑞堂》由此而来，在诗中称赞了姚氏孝的品质。
姚氏“致惠香（即润笔钱）八十罐（贯）”感激苏轼的题诗，苏轼却因为与姚氏的交情以及念及姚氏的品格高尚而拒绝了。讲真，一首诗付八十贯，姚氏也不算小气。
（宋代：一贯=一缗≈770文）
明清时的“润笔”：逐渐正式化
明代中后期，“润笔”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即便是一些很重要的官员（如严嵩、海瑞、张居正、王世贞等），他们的文集中，也有不少应酬性文章，其中很多都是收费而作的。
而面对一些吝啬的求文者或者没有明说稿酬的情况，作者甚至主动索要：
明代文人桑悦，曾有人请他写文章。这人凭借自己与桑悦的关系，不想给润笔。桑悦就说：“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
还有当时著名的画家祝枝山。有一次有人求文于他，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见精神否？”（当时俗称取人钱为“精神”）
求文者答：“然。”祝枝山才欣然提笔。（此二则见《戒庵老人漫笔·文士润笔》）
可见，以文换财，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没有什么开不了口的。
到了清代，“润笔”费更加正式，甚至明码标价，收取“润笔”的作品范围也更广泛，一些有名气的文人因此卖文度日。
清初，钱谦益（没错，就是那个柳如是的钱谦益）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利用黄宗羲的文笔与自己的名气，写了三篇文章所得润笔一共三千两白银。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墓志铭、诗序、庄子注序，可见，并非实用类文体容易得高价润笔。
又如郑板桥，他罢官后，找他写诗文、作画的人很多。针对人情世故的虚伪，以及与人沟通的繁琐，他自订润笔启示公布于众：
大幅六两（银），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板桥润格》）
这张“润格”，又称“谢客告示”。在当时的乾隆中叶，每两银子约五百文，每斗米价值六十文。郑板桥明码标价，而且标价不低，已经让一些想白拿书画作品的人自觉打了退堂鼓。
而且出于以物作润笔或赊欠的考虑，郑板桥又在“润格”中明白写明：
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弟（郑的谦称）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作无益言语也。
谈钱不伤感情，这才是一个成年人应有的社交能力。给老郑点赞！
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记载：“施胖子，山阴人，写真兼画美人”，“凡求其画美人者，长则丈许，小则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谓之‘施美人’。”
直接用钱支付润笔，没商量。
清末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小说月报》为得到优质作品，连续刊登征稿启示：“中选者分五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戊等每千字一元。”这已经比较接近我们今天的稿酬了。
板桥润格
凡此种种，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生存中是可以依赖自己的才华换取财物的。但是却没有形成完备体系的“官方”稿酬制度，这也许可以看作封建社会官方的重农抑商、忽视个体劳动的思想习惯的折射。
当然，“润笔”没有特定的制度规定，也有一定的好处，赠者与受者均可以不拘一格，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以文换财的门槛，使得古代文人有途径“写作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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