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的“明月当空叫”说起
文/张维舟
编辑/落英小桥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北宋高官，也都是诗词大家，尽管政见不同，但个人之间交情还挺深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职到广西合浦，王安石还特地到合浦探望苏轼。
一次苏轼不在场的时候，王安石无意发现苏轼的书房案头上有两句没有完稿的诗句“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这不合逻辑吗？明月怎么会叫，黄狗又怎么能在花心中躺卧？”才思敏捷的王安石提笔改写成“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改完，又审视一遍，自我感觉良好。他决定，苏轼回来，自己不提及此事，看苏轼有啥反应。
再看苏轼，苏轼从外边回来，不经意发现经王安石改过的诗句，也没有吭气，装作没有看见，却提议要王安石一道出去散步。王安石跟着出来，到一片花丛中，看见一群儿童在其间游戏，有几个孩子对着花蕊喊：“黄狗出来！”王安石暗暗惊讶，原来合浦话中“黄狗（黄犬）”竟然是经常在花心中栖息的一种小虫。苏轼是对的。苏轼又领着王安石到一棵榕树下，听见树上有清脆的鸟叫声，这声音不同于别的地方的鸟叫。王安石向身边的老农询问，老农道这是“明月鸟”。王安石又暗自叫苦，怎么自己又错了？
回来以后，王安石坦诚地向苏轼赔不是，检讨自己自以为是，胡乱改人家的诗，贻笑大方。苏轼也客气了一番，而后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的《石钟山记》中就提到郦道元、李勃想当然解释石钟山之所以叫石钟山的来由，人们都无异议，我要不是亲自到实地考察，也被忽悠。当然，要实地考察，搞清情况，表述清楚并不容易，要有毅力，要有吃苦精神。你老兄的《游褒禅山记》中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说的不也是这个理吗？苏轼言之凿凿，王安石则频频点头。
这件事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美谈。人们都称苏轼见多识广，批评王安石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弄巧成拙，当然人们在这同时也普遍肯定王安石虚心接受意见，态度还是好的。云云。
对此我持不同意见。我认为苏轼两句诗语义混乱，王安石改的并不错，不必向苏轼检讨：苏轼借题发挥的一番宏论纯系多余。广西合浦方言称狗为“明月”，真正的狗（“黄犬”）竟然是一种花间的小虫。苏轼用这种极为罕见的方言词语入诗，除了合浦人，几乎无人能懂。王安石把它改过来，何错之有？
这里涉及到方言能不能入诗的问题。我认为方言（口语）出现在书面语言（当然包括文学体裁诗歌）是有条件的。书面语言，特别是论文、文件、宣言、合同等是严肃严谨的文体，不能有方言。小说戏剧影视剧等艺术作品，为了刻画人物、营造氛围和渲染地域特色，可以有条件地用些俗话俚语歇后语，包括方言词语。而这里的方言词语要比普通话的近义词更生动、更贴切、或者更幽默、更风趣、更有感染力。举例说现在“靠谱” “不靠谱”，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率较多，这是因为它们比普通话中“合乎要求”“不符合要求”更通俗更能够显示地方特色，也更有表现力。方言中还有更多同普通话中意思完全相同的词语，如江西贵溪人把女婿叫“姐夫”，把叔叔叫为“佼佼”，这类词语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现在在贵溪当地几乎都要绝迹了，倘用到文学作品中，就更为可笑。诗歌，特别是格律诗，风格高古典雅，遣词造句缜密严谨，讲求平仄。更不能用方言。闽南地区有顺口溜：“起厝无荣（忙碌）一工，种田无荣一冬，娶细姨（小老婆）无荣一世人。”这话只有闽南人能懂，是无法写进诗歌里的。当然能不能用于小说、戏剧等作品中那要看怎么用，离开具体作品是说不清的。
行文至此，我想起成语“指鹿为马”。这通常指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用心险恶。如果我们去掉用心险恶这层意思，苏轼的“明月当空叫，黄犬窝花心”，像不像“指鹿为马”？
鹿就是鹿，马就是马，不能指鹿为马。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不能随意。
语言是用来交流思想、表情达意的，说话者、写作者要多为受众者着想，要目中有人。
要多用普通话，谨慎地使用方言，充分发挥汉语——我们母亲语言的表现力、感染力，亲和力。
母亲的语言——我们最甜美最有魅力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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