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3月，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观点，并系统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然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是，劳动分工概念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早已被提出并付诸实践，它的提出人便是春秋著名政治家、齐国名相管仲。
一、劳动分工
管仲早年是个商人，长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他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经验。后来管仲成为齐国国相，他便将自己的这些经验总结成施政举措。
管仲认为，国民杂居在一起，彼此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容易让事情变得混乱。于是便提出了“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将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人四个大类，让同一个大类的人居住在同一片区域，大家平时可以探讨经验，交流信息，互惠互助生产工具。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社会生产效率自然大大提高，这便是中国版劳动分工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初衷只是为了实现分工，提高效率，并没有搞阶层分化的想法。只是后来随着儒家思想的盛行，“士农工商”才逐渐演变成阶层地位划分的标准。
二、盐铁专卖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通过税收的方式获得经济收入，从理论上来说，税收越多越好。但对普通民众来说，税收是从自己身上收取财物，自然越少越好。因此在税收这方面，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分歧的。
管仲认为，“民予则喜，夺则怒”。要避免百姓产生不满情绪，最好的方式便是“取之于无形”。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官营的方式垄断盐和铁这两项古代最重要的资源，并加价出售，最终收益往往比直接向民众收税获得的更多，而且表面上国家没有征税，民众自然不会因为税赋问题感到不满，“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这便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盐铁专卖制度。
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有一句名言：“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句话的含义跟管仲的税制改革异曲同工，最大的差别就是哥尔柏的思想比管仲晚了两千多年。
三、打贸易战
齐国想征服楚国，管仲出了个主意，派人到楚国高价收购楚国特产的鹿。楚国一看到鹿这么好卖，全国上上下下都开始抓鹿、养鹿。管仲又派人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由于楚国全民都在抓鹿、养鹿，耽误了农时，而平时储备的粮食又都卖给了齐国，结果楚国米价疯涨。老百姓承受不起，纷纷从楚国逃到了齐国。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齐国与鲁国并称为“齐鲁”，两国国力相差不大。齐国国君齐桓公想削弱鲁国实力，问管仲有什么好办法。管仲建议让齐国贵族都穿鲁国生产的绨衣（绨是一种高档丝织品），让绨衣在齐国引发风尚。在贵族们的示范效应下，绨衣很快就成为齐国最热门的商品，鲁国也靠着这波风潮狠赚了一笔。眼看绨衣利润越来越高，“聪明”的鲁国人决定放下农活，改行去织绨，并用出售绨衣产生的高额利润去购买相对便宜的粮食，这一来一回就是大赚特赚。可没想到一年多后，齐国突然宣布不再进口绨布，鲁国的织绨产业顿时困顿局面。同时，由于鲁国的粮食基本依靠进口，从而导致粮价飞涨。一边是收入中断，一边是支出成倍，鲁国经济迅速走向崩溃，从此再也无力跟齐国争雄。
四、鼓励消费
中国人一直视节俭为美德，反对奢靡浪费，然而管仲的观点却与之相反。管仲认为，“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如果大家都崇尚节俭，不去消费，那么必然会影响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
管仲鼓励消费，他自己就是个享乐主义者，“其侈逼上”、“富拟于公室”。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富人大量消费，穷人就有钱可以赚。他认为拿钱粮直接救济穷人是一种消极的做法，正确的方式应当是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可以自食其力，过上有尊严的日子。只有国民都衣食无忧，社会才能安定祥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近两年，由于疫情影响，许多国家都将鼓励消费作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许多人也逐渐了解到消费的积极意义，而管仲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假设一个普通现代人穿越到春秋时期，恐怕在经济学思维上，也还是很难胜过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吧！
参考文献：《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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