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前者，人们都知道，“打天下”是要死人的。但是，既然“天下”已“打”下了，是自己人“坐江山”了，为什么还要屠杀呢？
这说明，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观点就不同。君王和臣民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蒲松龄曾撰写过一副有名的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它讲的，都是《史记》中的故事，前者说项羽破秦，后者说勾践灭吴。从历史看，后者的成功更艰难，也更不易。
当年吴越两国长期争霸中，互有胜负。但是，总体的国力，明显是越弱吴强。公元前493年，由于勾践的盲目轻敌，吴越交战中，越国惨败，在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由于越国大臣文种卑辞厚礼的游说，吴王夫差终于同意勾践称臣投降，勾践在吴国为质两年，深以为耻。后来，勾践在文种、范蠡的帮助下，忍辱负重，发愤图强，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了吴国。
在举国欢庆胜利的伟大时刻，为勾践服务了二十年的范蠡悄悄地离开了越国，北上齐国做商人去了。他给老战友文种写了一封千古传诵的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文种以为是范蠡多心，于是请了病假不上班。这时，有人不失时机地向越王进谗说文种要作乱，于是越王顺水推舟地赐属镂宝剑给文种：“你曾经告诉我伐吴的七个策略，我只用了三个，就消灭了吴国，还有四个在你心里，希望你到我父王那里去施行吧。”文种只好拿了属镂剑自杀。
此后两百多年，又重演了一场兔死狗烹的历史活剧。
按照刘邦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能够“坐天下”，是因为他有张良、萧何、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但是，这三人，除了张良在刘邦当皇帝后立即离岗休养百事不管才得以安全之外，另两个都没有好下场：
刘邦承认萧何“功第一”，封为丞相，“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但是，对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刘邦一直对他心存疑虑，总怕他有异心。为了自保，萧何不得不自污其名，违心地利用权力强买田地，赢得了百姓背后诅咒和拦路告御状，才让刘邦龙心大悦。为了活命，他在韩信的生死问题上，也采取了落井下石的小人立场。后来，萧何向刘邦提了一点合理化小建议，刘邦马上翻脸将老迈的丞相关进大牢，羞辱了一通，虽然保住了老命，但是，处境一直岌岌可危，从此再也不敢提意见了。
而为刘邦立下最大战功的韩信，却没有如萧何那样谨言慎行，因为功高震主，也因为他所具有的军事天才，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事实上，韩信的谋反，一直是个疑案。他原先因为战功被封为齐王，后来，刘邦怀疑他谋反，将他抓了起来。他当面就对刘邦发牢骚：“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拿不出他谋反的证据，只好暂时饶他一命，将他从齐王贬为淮阴侯。韩信知道刘邦对他不放心，就常常称病不上班，也语露怨气，最后，还是由刘邦的老婆吕雉出面将他杀了，并且“夷信三族”。听到韩信的死讯时，刘邦“且喜且怜之”。
翻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功臣必须死，似乎是一个宿命。君主们当然知道大部分臣下没有谋反之心，但是，只要你有了一定的能力，无论你如何表示效忠，对君王而言，最好的效忠还是到黄泉最彻底。朱元璋一旦当上了皇帝，立马杀胡惟庸、杀蓝玉，也是一种制度的惯性使然。
秦末的那个青年农民陈胜曾对同伴们说“苟富贵，无相忘”，但是在大泽乡起义并自封为王之后，当年的伙伴们真的来了，结果等来的，不是富贵，而是送命。因为旧时伙伴知道他的底细，言谈过去的旧事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影响了他的最高权威。项羽为什么一脚踢开亚父范增，也是同样的原因。陈、项之所以没有成功，也是因为狡兔还在跑的时候，就开始烹走狗了。
“狡兔死，走狗烹”是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铁律。只有宋朝因为以和平演变取得政权，有点例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除了功臣们的武装，以便自己可以安睡。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只是他用的是温柔乡，别人用刀。而且，他的后代，还是依照铁律办事，西湖边的岳飞墓，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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