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独有姿态

时常被情绪左右，于是会因自身的主动权而对身边的人肆意宣泄内心的狂乱，却愈发狂乱。安静之余，反思那种缺乏包容与涵养的不安与失礼，修养及教养不仅仅来自家庭，更需要自身的不断学习与修练。

即便命运将你蹂躏成一张褶皱的纸团，只要没燃成灰，就要一点点把它铺平

郑念，原名姚念缓，1915年出生北京一个北洋政府高官家庭。从小家世显赫，美貌多才，留学英国时不顾家人反对与家境一般但才华横溢的郑康琪相爱结婚。学成归国后，郑康琪在外交部任职，随后被派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担任外交官，期间他们有了宝贝女儿。后来她们一家回国留在上海，郑康琪担任市长的外资顾问，他们住在市中心的三层小洋楼，有仆人数名，出门有车接送，家里陈设都是明清古董，交往名流，居所典雅，生活精致。

1957年丈夫因病去世，郑念悲痛欲绝，自此改名为郑念，意为对丈夫一生的思念。丈夫的离世对郑念来说如天塌般，已是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可命运带给郑念的沉重却远不于此。当时郑念本可以调到香港工作，女儿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不想去香港，而郑念也放不下女儿，便一起留在上海，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的厄运再一次展开。

文革期间，郑念被控为英国间谍经受审讯、拷打，饱受摧残。但，即便在狱中，她仍将狱中住处打扫的干干净净。各种刑讯逼供不仅仅侵蚀着她的肉体更折磨着她的内心，身处囹圄，对女儿的牵挂，对未来的不安令她身心俱疲，在绝望与消沉中甚至病危住院。

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很多人已丧失了自我，但郑念却始终坚持做自己，在苦难中保有自己的倔强与尊严。在她后来撰写的《上海生死劫》中写道：“那时候我觉得，无论我受多大的苦，绝对不能做假供，假如做了假供，这个案子就结了，但以后谁来为我恢复名誉呢？”她从未屈服，坚持为自己抗辩。

1973年，郑念被无罪释放，当她想很快乐就会见到心爱的女儿时，却被告知女儿已自杀身亡。她再也控制不自己：“我竭尽全力，为了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磨难，瞬间失去了意义，我只觉得四周一片茫然，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

那是怎样一种锥心的痛！

后来郑念辗转去了加拿大，美国，定居美国时已是65岁，但她很快让自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驾驶、购物及其它现代技能。生命中的惆怅也一定充斥着她的内心，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1987年已近70岁的郑念以个人经历创作的小说《上海生死劫》在英、美出版后引起轰动。

她不屈服命运给她布的局，用倔强与自尊回应苦难，用勇气与智慧对抗世俗，无论身处何等逆境，从未放弃自我，并执著的坚守内心至尊至美的信念。

著名学者朱大可这样评价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余华在《活着》的自序中对“活着”有这样的一种解释：

“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余华的《活着》，写尽了徐福贵悲惨人生。有人说，读这本书是一次残忍的阅读。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将那么多的苦难都给了福贵，亲人的离去是一种离散的痛，那种对生命迷茫而又枉然的无奈让人们对生命的逝去凭添更多的悲凉，而作者却将福贵生命中所有的亲人一一残忍的从他身边剥夺掉，残酷的让人怀疑生命的意义，而于福贵却渐渐平静了那种别离。或许于他，生命的意义就是活着，面对无奈的生命能做的只有忍受并接受。

生命于每个个体而言都充斥着诸多的无奈与哀痛，那星星点点的快乐会很快淹没在生命的荒凉中。

在忍受与忍耐中分解情绪的执著，弱化有与无、实与虚的界限，生命的存在与否或许是以不同的时空展现，生命的过程就是承载与感受。在苦与乐，痛与非中体会生命的历程，如果以旁观者的心态去参与或许会少了执著心，以达观的意境去感知或许会多了通透感。

活着，以温情相待，以善念相融，或许会感受到生命的与众不同，多几分素养，让生命独有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