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组织的传统，政治家负责搞政治，不负责搞政治学，但有一个时期，汉武帝却对这个学术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召集贤良文学之士来对策。
领袖很诚恳地说，你们都是研究“先圣之业”的专家，都懂得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在这个领域里也有丰富的讲学经验，现在，就请你们讲给我听，“其明以论朕”。
不过，这里毕竟是朝堂，不是书斋，希望各位不要笼统泛论，要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要有现实感和针对性，“取之于术，慎其所出”。
如果你们在论述时，可能涉及到组织中一些“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的高级干部，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会替各位保密，不必担心他们事后打击报复，“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很不负责的言论，说各位只是被组织豢养的统战对象，是个摆设，根本没资格参政议政，这是别有用心的。
今天，我们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向天下证明，组织上是真有纳谏雅量的，拜托各位畅所欲言，“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见领袖如此坦率而殷切，精英们都很激动，无不认真对策起来。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来看，这次活动表现最优者，是董仲舒。
董仲舒，广川人，以治《春秋》知名，汉景帝时即被征为博士，但这一批博士在体制内只能算是混个编制，领点薄俸，“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现在形势似乎有了积极的改变。
董仲舒在对策时，充分表现出一个好的谈判者的耐心。
他先用神秘主义的观点吸引住雅好鬼神的领袖，说天人是有感应的，按照《春秋》的大义，天人感应，“甚可畏也”。
如果组织上有什么违反天道的做法，上天会先降下点“灾害”，来“谴告”一番，如果领袖“不知自省”，继续放任干部们胡来，上天就会再降下“怪异”，来“警惧”领袖，如果领袖还不悔悟，“尚不知变”，那组织的末日差不多也就要到了。
汉武帝就问，那要是组织上好好表现呢？
董仲舒说，那上天就会降下“祥瑞”，表示肯定。
汉武帝说，我喜欢“祥瑞”，希望有关部门、史官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以后多注意下这个问题。
董仲舒就说，只要组织上适当调整干部选拔、培养和任用的思路，大兴“德教之官”，不要“独任执法之吏”，多“教化”，慎“刑罚”，“祥瑞”慢慢也就来了。
汉武帝面有忧戚之色，说这个做法会不会太背离组织的传统啊？
董仲舒急忙劝慰道，“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因为上天和领袖在一起，“天不变，道亦不变”。
汉武帝喜曰，你有这么好的理论创新，怎么不早一点让组织上知道呢？
董仲舒就谦逊地表示，臣不敢，如果说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能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那也是因为我们有幸生在一个领袖敢于“解而更张”、“变而更化”的伟大时代。
汉武帝也谦逊地表示，可组织上执政已经七十多年了，还是求“善治”而不得啊，为之奈何？朕夙夜匪懈，反躬自省，问题是出在朕的身上呢？还是出在干部的身上？
董仲舒立刻说，当然是出在干部身上，“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汉武帝喜曰，可。
董仲舒谨对，陛下有明德嘉道，是非凡的政治天才，“悼王道之不昭”，所以才让我们这些平凡的理论工作者来朝堂对策。
臣愚不肖，非常珍惜这次宝贵的机会，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没有说错什么。
政治学和政治毕竟是不同的东西，臣这点拙劣的理论创新能不能真正有益于组织的事业，还要看“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也。
这就有点向组织上要官做的意思了。
汉武帝微微一笑，说你还是继续讲说《春秋》的大义吧。
董仲舒作天人三策，企图说服汉武帝以诸家为邪僻之说，而独尊孔子之术，而其游说逻辑则宛若巫师，使孔子异代同时，不知会作何感想也。
汉武帝是很任性的，这就让儒者们心中七上八下，欢喜过后，一时又茫然无所措手足。
领袖对董仲舒说，中央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但你的理论创新很吸引人，要不你先到实践中检验一下？
遂以董仲舒为江都相，辅佐江都易王刘非。
刘非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素骄”，“好勇”，听说董仲舒是喜欢依据历史讲大道理的大师，就对他说，越王勾践得了文种、范蠡这样的人，所以伐吴就成功了，齐桓公得了管仲这样的人，所以就称霸了，看来，仁人志士对那些有远大理想的政治家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啊。
一开始，董仲舒听得还很高兴，时时微笑颔首。
不料刘非又豪气冲天地说，我也很喜欢从历史中领悟道理，齐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以后就决疑于君吧！
董仲舒顿时大惊失色，觉得政坛真是不比学界，凶险太多了。
董仲舒觉得自己还是更适合搞理论工作。
后来，某地祭祀刘邦的一座庙失火了，在刘邦与吕后合葬的长陵，有一处殿也失火了。
这就是董仲舒理论创新中所说的“灾异”。
董仲舒就给中央写信说，这是上天在对领袖示警啊，说明宗室外戚和高级干部里同时出现了坏人，组织上应该立刻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清君侧，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董仲舒很重视这篇文章，从逻辑到修辞，都反复推敲，力求完美。
文稿就放在书案上，未及呈上去。
不料主父偃来拜访时，看到这篇文章，觉得这是整一整董仲舒的机会，就偷偷拿走，立刻奏之领袖。
汉武帝便把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儒者们都召集起来，让他们议一议这篇文章。
儒者们一读，发现此文谈的问题过于敏感，点名也太具体，就说文章的理论论证部分似乎有些牵强附会，近乎无稽之谈。
其中，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完全没有从文风上辨认出这乃是自己老师的作品，更是慷慨激昂地刺讥说，这真是“下愚”之作！如此轻率而拙劣地谈论国家大事，破坏组织内部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简直应该把作者吊起来打！
汉武帝一开始哭笑不得，后又勃然大怒，便下令将董仲舒逮捕。
有关部门依法论曰，董仲舒当死罪也。
领袖考虑到他对组织上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贡献，特别是其对“大一统”思想创造性的建构与发扬，就网开一面，赦免了董仲舒。
劫后余生的董仲舒忽然又感到，理论工作似乎也变得凶险起来，竟一时无语凝噎，而司马迁语焉不详，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当时，内心苦痛的董仲舒是否有人与他执手相看泪眼，个中情景，遂成了一桩历史的悬案。
公孙弘也是儒者，和董仲舒一样，也是治《春秋》，学术水平公认不如董仲舒，但是官却做得比董仲舒大太多，位至公卿。
董仲舒不忿，常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评论，说公孙弘对领袖是“从谀”，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
这个评论虽也切中了一部分事实，但也不能不引起当事人公孙弘的嫉恨。
所以，公孙弘就找了个机会，对领袖说，陛下的哥哥，胶西王刘端，平日里太骄横，经常凌辱地方官员，甚至曾迫害干部致死，在组织内部影响很恶劣，陛下应该帮助他进步啊。
汉武帝说，这事太棘手，我也不方便轻易表态。
公孙弘就说，那眼下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给胶西王找一个既有理论水平，又有道德威望的国相了，有这样的人从旁辅佐，胶西王或许能迷途知返。
领袖就问，你说的莫非是董仲舒？
公孙弘激动地回道，陛下圣明啊！
于是，董仲舒被迫升官，再次离开中央，去做胶西王的国相。
虽然胶西王也尊重董仲舒是个大师，并不为难他，甚至还“善待之”，但董仲舒心神不宁，害怕总有一天会惹祸上身，到底还是寻了一个时机，对领袖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恳请组织上允许我现在就辞去一切公职，仅仅保留大师这个学术荣誉，回家休养。
中央见他说得既诚恳，又可怜，也很不忍，于是经过一番并不复杂的讨论，很快就决定放他回家。
董仲舒终于又做回了一个据说很粹然的儒者，带着后人已不必细究的种种遗憾。
晚年的董仲舒，既不做官，也不发财，完全陶醉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之中。
虽然他再也不敢言“灾异”之事，但是他那“天人感应”学说中的“祥瑞”部分，却大放异彩，不但惠及时人，也为后世一代代儒者顶礼赞叹。
作为一个在官场中失败了的理论工作者，他创造了思想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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