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钱江的出场。随后钱江初遇洪秀全，便给他分析天下大势，定策由间道转广西，“然后取长沙，下武昌，握金陵之险要，以出幽燕，天下不难定也。”颇似孔明与刘备之隆中对。此后洪秀全与他结交，对他言听计从，而钱江也总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太平天国所有起义将领一律听他调度，如同诸葛亮指挥关张赵云。洪秀全克武昌称天王后，敌军围困，义军不知所向，举棋不定之际，钱江进《兴王策》，称：
夫草茅崛起，缔造艰难，必先有包括之心，寓乎宇宙，而后有旋乾转坤之力。知民之为贵，得民则兴；知贤之为宝，求贤则治。如汉高祖之恢宏大度，如明太祖之风夜精勤，一旦天人应合，顺时而动，事机之来，莫可言喻。否则分兵而西，武昌固不能久守；且我之势力一涣，即彼之势力复充。久之大势一去，不能复振。噬脐之悔，诚非吾属所忍言者矣！江自论文于寒贱之中，奔驰于患难之际，外托君臣之义，内联兄弟之情，义重恩深，方粉身不及图报；况乎误国之谋，何忍坐视。兹透观大势，力审机宜，谨就管见所及，拟定兴王之策十有二条，伏乞采择施行！
随后所列十二策既包括军事上进取金陵，占据江南腹心然后北伐的主张，也有官吏、财政、外交、安民、科举甚至开矿的计划。这些多数后来被太平天国所采纳。是他拥立洪秀全称“天王”，竭力陈述众将士推戴之意，不可“冷众兄弟之心”，并带领石达开等一班人俯伏同呼万岁，其情状几同于诸葛亮拥戴刘备称帝。钱江在军中先任“军师”；太平天国建立后受封“靖国王领丞相事”、“军师兼军中大司马”。
《洪秀全演义》卷首《例言》指出：“读此书如读《三国演义》，钱江、冯云山、李秀成三人，犹武侯、徐庶、姜维也。云山早来先死，又如徐庶早来先去；钱江中来先去，如武侯中来先死。”钱江后来突然离开了太平天国，隐居峨眉岭，书中描述：
只当日群臣会议，独钱江未到，李秀成退朝之后，独造访之，只见刘统监已在。李秀成先回道：“军师今天安往？”刘统监道：“某昨夜蒙军师召至府内，告某以归隐，某大惊，为之挽留，力劝以国家为念。军师道：'方今大局之成败，系于北伐之胜负；然北伐军权，操于杨党，非吾所能号令之。此后大权，当在秀成，吾当退而让之，以成其名也。军师言至此，某复苦劝。军师又谓某道：'秀成临乱有智，深识大体，和于上下，胜吾十倍。他必能继江之志，不劳多嘱。至于成败则天也。早晚如见秀成，为江致谢，努力国家，勿学江之有始无终也。某此时见军师之意已决，某遂问以何往？军师道：'江自起兵以来，相得者，莫如翼王；将与相会于峨嵋山上矣。’说罢大哭，此时某亦哭不成声。军师又徐徐叹道：“江昔日读书，深恨范增之无终始；不图今自为之矣。’”刘统监说罢，李秀成挥泪不止。刘统监道“某昨夜三更回府，今方才来，探军师消息，适与将军相遇。”少顷只见一老翁出道：“昨夜五更，军师将府内历年所存的金银器件，分赐我们；只身出门而去。我们又不敢动问，只有一函，着老汉若见李忠王，好转致于他。”说罢遂将原函呈上。李秀成接了，忙拆开一看，书道：北伐之军，虽胜亦败；金陵之业，虽安亦危。末又有隐语数句道：
李秀成看罢，不懈其意，不觉放声大哭。刘统监道：“此非将军哭时也！军师一去，将军责任愈重耳！且进朝商议大事。”李秀成方才收泪。有分教：见机而作，顿教豪杰遁山林，大举兴征，又见英雄平苏省。……洪秀全听说之后，叹道：“自吾得钱军师，谋无不中，计无不成；自入金陵，屡称有病，吾正望他调养就痊，大兴北伐。今一旦舍我而去，是天丧长城也。”说着捶胸大哭。
从此，钱江在《洪秀全演义》中便销声匿迹。《洪秀全演义》最早是1905年6月在香港《有所谓报》和《少年报》连载发表，旋即引起轰动，作者黄世仲边连载小说，边陆续发表此书所引据的史料，并说明，此书所述故事，皆有史实依据。小说中描述的洪秀全、钱江等人建立太平天国的壮举，极大地激发了革命党人推翻满清的热情。
然而时过半个多世纪，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罗尔纲先生撰《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第一篇就考证钱江史事，爬梳文献，完全否定了钱江参与辅佐太平天国起义的小说家言，并对钱江其人做了新的评述。
按照清代中后期的文献记录，现实中的钱江是湖州府长兴县人（一说归安人），科考不第，遂花钱捐了监生出身。论其性格，当时人黄钧宰《金壶遁墨》中曾说他“小有才，口多大言”，陈其元说他“负才使气，跅弛不羁，有俯视一世之慨，故无乡曲之誉”，汤纪尚说他“负隽才，好为无顾忌语，锋势凌人若遏逋”，而王韬《记钱江事》最为生动：
“钱江字东平，浙之长兴人，少时读书，目十行俱下，颖悟冠常儿，皆曰'此钱家千里驹也’。稍长习帖括，不肯竞，曰：“此徒足以困顿英雄耳。”喜涉猎卜筮术数之学，最好兵家言，于孙、吴之书皆能洞其底蕴，偶得许洞《虎钤经》，如获拱璧，昼夜研读不释卷，久之，曰：'吾得之矣！’于是所学益进，顾里中人未之奇也。君益发愤自雄，旁究地理，于天下扼塞险阻之处，常反复致意。为人负奇气，以豪侠自命，肯济人之急，数千金可立致，被酒谈兵，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没有史料证明钱江与王韬有过从交往，所以王韬的笔法显然还是太史公一派，人物跃然而出，个性凸现，但未必真实。而同乡施补华有《钱江传》，描述最为可靠：
“钱江，字东平，长兴人，生而长身瘦面，手垂过膝，使酒负气，不事生产，好谈经世之略，习拳，勇技击，客行半天下，识其山川道里舆地之材贤。”
施补华与钱江既是同乡，又尝同学，所述钱氏形容应当为实。然而即便是亲眷挚友，疏隔多年，也未必知晓其行迹，所以施补华这篇三十多年后的追述又跟时人所言相抵牾。如汤纪尚、陈其元皆记录钱江在广东参与了鸦片战争中抗英斗争，而施补华则说钱江是因为上书给奕经“大言不逊，多指斥”而遭下狱遣戍，显为误传。
据大量中外文献考实，当鸦片战争肇端，钱江在广东参与并领导了民间的抗英斗争。1841年初，英军攻占广东沙角、大角炮台。清军仓促抵抗，伤亡惨重，炮台失陷。英军又进逼虎门。接任林则徐的琦善妥协求和，不积极备战，结果导致虎门失守，关天培殉国。英军进攻广州，广州城外的泥城、四方炮台又相继失陷。面对英国军队的野蛮入侵，广东士民自发组织了抗英义军，尤其是三元里抗英后，民众在士绅领导下，以“社学”形式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反侵略斗争。传世所见作于1842年的《粤东义勇檄文》即为钱江等士绅领衔而作。钱江在文中对于抗英组织的形式、训练和战法作了详尽说明：
“仿轨里连乡之制，先以公正慷慨捐出公资，如力薄者公资其力，可无贫苦之民。次则户若单丁，不许入练，如有二三者听其一二入甲。出练按月两次。上赏银五两，次赏银三两，劣者剔去。得百名为一甲，并八甲为一总，设文武各一。并八总为一社，设文武各二。并八社为义勇，设文武各四。教习按皇朝八旗之制，各守方向，不许紊乱。有事则八面围剿，无事则各守农业。义勇司公饷，发与各社，各社拨各总，各总给与各甲。有事则支公饷，无事则支月给之练赏。一、习练挡避枪炮滚遁截杀法。二、连珠枪炮飞击法。三、喷筒飞箭横截法。四、下海焚击伏水法。五、各路探听飞报法。六、各隘守截暗诱法。七、司造各式利器法。八、蛮勇者各方听遣飞走法。各甲习练八法，不许滋事。”
清政府担心列强入侵，割占土地，更害怕士民揭竿而起，趁乱蔑视朝廷，窥窃神器，所以与英国妥协求和，不愿再战。当《江宁条约》签订后，钱江等士绅又领衔撰《全粤义士义民公檄》，镂板印刷，到处张贴，攻击求和派的投降卖国政策，号召民众抗英，成为一篇著名的抗英揭帖。
1842年10月下旬某日，广东数千士绅集会于府学明伦堂，“齐议团练乡勇”御敌之策，“以荣彩头名、郭焕二名、钱江三名”，“入制台大人禀”，发起请愿活动。随后钱江又参加了十三行口火烧洋馆活动，遍贴檄文，指陈英国侵略者的罪行，号召群众团练反抗。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五曾记其事：
“江苏钱江者，在粤不为士夫所齿。当时以为失待贤智礼，遽肆詈。局绅不可复耐，乃言于官，召而诃斥之，所交多为不平。何大庚者，浙诸生也。为婿于蒋文恪家，尝习申韩，就院司幕，工笔札。则徐始至，保纯延主随员案牍。既而就驻澳道员易中孚幕，病中孚为澳夷诱弄将入省代英夷请释夷俘，先语则徐。既而中孚果诣请，则徐以是信之。久于粤，目击府署幕之有与商人往还者，虑有事必先泄于夷，屡切齿裂眦言之。怀平夷之策，卒不见用，每就江语。会夷恃抚，日益肆，粤中人有思倡义民挫折之而不敢径行者。大庚乃撰为文檄……为江劝，声言将以十月集粤绅府校明伦堂，捐资召勇，示夷以威。时款夷甫数月，船未返国，当事惧有中变，于是以倡乱拘江而戍之新疆，大庚递籍。自是粤绅无敢复言夷事。”
“江苏钱江”自是“浙江”之误。面对到处揭帖反对之声，英国人也不敢进入广州城，当时人就说这是因为“官民同心也”，实则是何大庚在钱江的积极策动下，印刷揭帖到处张贴而制造声势，发动民众共同抗英，所以造成的局面。政府为镇压民众抗英，转而迫害士绅。1843年3月，当大量的地方士绅准备再聚明伦堂，联名向道光帝奏请抗英之时，清政府决意厉行镇压抗英力量，严刑峻法。一时间人人自危。18日，钱江挺身而出，手持名帖，直闯巡抚衙门，“自称明伦堂揭帖，系伊唱首”，所有责任愿意一力担当。这种慨然担责的大义凛然，自然为所有绅民所钦敬。最后钱江被革去监生身份，从重发遣，戍守新疆，“酌拨种地当差，以示惩做”。临行前广东士绅“集赀馈其行”，“自是义声震于岭表”。他一路艰难行进，尚未到达新疆，新疆诸人已经闻其姓名，敬仰之甚。《庸闲斋笔记》写他：
“当未至之先，新疆诸人固已闻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将军以下皆折节与交。江口若悬河，议论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为上客。”
1844年正月初五日，已被遣戍新疆的林则徐在昌吉县，收到钱江自迪化（今乌鲁木齐）发来的信函。林则徐对钱江在广东的抗英行动和个人遭遇深表同情，他在日记里写道：
“钱东屏(江字沛然，归安人)专丁赉书来迎(钱在广东领乡勇，欲与夷战，当局罪之，发遣伊犁)。”
括号内为林则徐自注，显然有错讹。归安县在湖州范围内科名最盛，所以林氏有误也属正常，说明林虽然赏识钱东平，但是对钱的了解并不很多。林则徐这则日记两天之后，即正月初七日，林则徐在迪化邀晤钱江，并共同进餐。直至正月十六日林则徐离开迪化，钱江一直偕行左右，至十七日钱江辞去。
钱江在广东与士绅聚义抗英，又勇于担当，戴罪赴戍，感天动地，再加上得到林则徐等朝野重臣奖掖期许，于是“自公卿逮驭卒贩夫，自岭峤、江、淮，西迄喀什喀尔，北迄山海关，无不知钱江”（汤纪尚《书钱江》），一时声名大振。当时婺源齐学裘赠诗给他说：
钱江《丁未秋日伊江杂感》诗自谓：
又有诗谓：
从诗中可以看出，边塞的艰苦生活并未消颓他壮志凌云的胸怀。道光二十六年(1846)林则徐被赦，钱江旋即也得到赦免。钱江从新疆回到内陆，“挟策走国老之门”，“出其纵横捭阖之说，遂名动公卿间”。这期间，他结交了很多显赫人物和英雄，当然也没有史料证明他曾经与早期传教的洪秀全、冯云有瓜葛。
当太平天国起义军转战广西、湖北、江西，进而直捣南京时，钱江在哪里呢？多数的文献证实他听说太平军起，才离开北京南下，行前很多友人为之送行，陈其元称其“出都日，送者车数百辆，极冠盖之盛。”可见其声名之盛。
中国古代史料，极不重视时间的确切性，几乎没有年月日时的概念，所以事实是有，前后次序错乱，其因果就容易颠倒，史实就不易察明。关于钱江出京是何时，有的说听说太平军起之后，有的说是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说法不一，还有的说当太平军起之时，他还在江南故里，计划赴京应闱试。
确凿的史料证明，道光二十七年（1847）到咸丰三年（1853），钱江并不一直在北京活动。如他曾与太谷学派的多位领袖如李龙川、张积中等交往密切，则在江南扬州一带。有人说他在京出入权贵幕府，或结馆舍于其门下；还有的人说他成为林则徐担任陕西巡抚及陕甘总督的幕僚，直到金田起义爆发，林则徐被委以云贵总督，疾走赴任，客死途中，钱江才离开。总之，钱江在此期间来往于江南、江淮与京师，结交了很多江淮之间的英雄、名士、豪俊，是肯定的。
但是不管之前如何，到咸丰三年五月，钱江竟然殒命于雷以諴帐下！
雷以諴曾经在琦善幕中帮办军务，后官至刑部右侍郎。咸丰三年初，朝廷本来是派他视察黄河口岸，结果南京遭遇太平军势如破竹的进攻，清廷旋改命他帮办军务，驻军江北。随后钱江即来投其幕中。当时人有记录钱江只身入幕的，也有说钱江募集三千壮士入幕的，但据雷以諴后来呈奏，则钱江以只身入幕为确。
钱江加入雷以諴幕后，做了几件重要的大事，一是邀请太谷学派领袖李龙川领军投雷以諴，后来未果。这大概是雷以諴未曾按照钱江的想法行事，扩军未成，可能是导致雷钱矛盾激发的原因之一。二是为雷以諴创设“厘捐”之法，解决了雷的军费开支问题。
厘捐即遇物抽税的征税方式，征于货物生产、过境和落地销售过程中。咸丰三年，清廷国库空虚，军费开支日益高涨，军队无法取得财物接济，往往士气低迷，军无斗志。钱江建议，与其从农民那里获得一年一度远水不解近渴的地丁银（此外三项税收如钱漕、关税、盐课所占比例极少），还不如新设税种，让富庶的江南商人从豪奢的商业利润中分出一小份助军，设立厘捐。雷以諴听从钱江之法后不久，清廷在全国大多数地方效法设厘捐税，从而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财力物力，得以募兵招勇，恢复元气，又苟延残喘延续了近六十年统治。
钱江创设厘捐，影响深远，咸丰之后，厘捐之制一直在中国施行，后来弊端益显，成为各路地方政府苛捐杂税的名目，极大地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直到1930年国民政府才下令彻底取消厘捐税的名目。当然当日为解燃眉之急而创厘捐，其后日弊端和后果，并非钱江所能逆料，更非该他担责的范畴。
钱江随后不久竟然被雷以諴杀死。雷以諴上奏朝廷，详尽报告此事，说钱江“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狂夫畸士，多有与之交接者”，“听其言则狂诞不经，观其行则跋扈恣肆，复敢乱陈图谶，亲笔书出，且建议欲令壮勇换真白帽。”据雷以諴讲，钱江呈给雷以諴的图谶四句为：“满地红缨子，须防白帽来。若要此河开，必须刘基才。”
如果雷以諴所呈图谶属实，可从中窥视钱江被杀前的一些玄机。清代官员头上才可以有顶戴花翎，所以“满地红缨子”，暗喻满清官员死伤遍地。“白帽”暗指丧服，丧事。而最后两句“若要此河开，必须刘基才”，是借用元末农民起义时用过的“石人一只眼，挑动天下黄河反“的谶语，揭示如果要想造反成功，必须有刘基一样运筹帷幄、才华横溢的人才。显然钱江以此自况。而逆推之，则钱江有策动雷以諴趁乱夺取天下的意思。
罗尔纲先生想证明雷以諴上奏朝廷是编造谎言。但是依照常理，战乱时期，一名统军将领，杀区区一个功名只有监生的士子，不需要扯这么大的谎，也没有理由编造这么多的故事。而据与钱江差不多同时在雷以諴幕府中的人的描述，钱江之死实际是一场意外的口角之争。汤纪尚、陈其元都记录钱江狂傲不可一世，借酒使气，触怒了雷以諴，雷于是动了杀机，于是一代豪杰，竟命丧不测。但是这样的描述，大概只是当局者迷，而误以为是雷以諴一时动怒的结果。欧阳兆熊《水窗春呓》有篇“奇士被害”，描述最为生动：
“钱东平，名江，吴兴奇士也。少从官粤东，英人据香港，君草檄集壮士三万人，订期往袭之。洋商大惧，迫督抚拘囚之，以滋事发新疆。林文忠在戍所深赏之，赐环时，属将军免其罪，同入关。在都遨游公卿间，斥弛好大言，黄树斋司寇引为同志。咸丰三年，贼陷金陵，江北震动。雷鹤皋星使奉命防河，君怂恿起义师于里下河，驻仙女庙，数日间得勇数千人，饷数十万，军威甚振。其戚沈姓，君荐之入幕，屡以文字被谯让，心衔之，谗于雷，谓君将夺主其军，左右细人复萌蘖之。雷乃设伏邀君至，语小不合，群刃交至，遂被害。乃以谋叛入告，亦沈所作也。”
如果沈姓告密者为实，则钱江志不在小，而罹难于壮举未成之时，也是他所遇非人而使然。且可反证雷之杀江，是蓄谋而为，绝非一时冲动。对于钱江死难的情节还有多种说法，总之，钱江是在咸丰三年五月被杀，与此后的所有太平天国的战事毫无关系了。
钱江投雷以諴慕的时间，按雷的说法，不过“两旬”有余，罗尔纲先生考证则以为在两旬到两月之间。在这之前钱江是否如《洪秀全演义》里所写参加过太平天国？罗尔纲先生爬梳文献，是持否定的态度的。但是有几个疑点不能让人消除，其一是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有天地会“万大洪布告”抄件，其中附洪秀全等名职一件，其中赫然写着“钱江封三法大司马，浙江人，年方五十岁”。而北京图书馆藏《粤匪杂录》钞本内，也写有咸丰二年之前，清军捉获太平军一名叫做长白清的细作，据其供词，钱江是被太平军分封为“三法大司马”的。罗尔纲先生一面根据太平天国官制中并无“大司马”一职来推翻文献疑点，一面推测太平军实际是以钱江名震一时的声势来“遥封以此职”。这个判断未必妥当。咸丰二年的太平军官制与后期官制有所不同，也很正常，而遥封之说，似无前例，很难据此断定钱江就不曾参加过太平军。
首先，钱江有参加或者探访太平天国的主观愿望及可能性。道咸之间，经历了广东鸦片战争之后的士人，对满清软弱屈膝投降的行径多有不满，严谨的士子也由乾嘉穷钻故纸堆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曾经与外商有过接触的士人，窥伺了异域文明的强悍与繁华，不免在个人价值实现与遭逢时事大变革之间寻求博弈。一幅题名钱江作的《宣南六客图》上有诗称：
“浩浩宇宙中，人生本如寄，散处各一方，遇合匪容易。谁为揽八荒，远迩神先契。会逢王子安，感之以臭味。春明人海喧，清风六客至。中有异国臣，观光与胜事。非关香火缘，所聚在方类。结交贵有终，中道慎捐弃。因为一幅图，形神悉睹记。今虽远别离，留作相逢地。从兹广此心，九州联一气。”
倘若诗真的是钱江所撰，从中不难看出其胸怀与志略。钱江与太谷学派的李龙川、张积中的密切交往，也可以为此做注脚。即以同时怀抱天下而与时人郁郁寡合的王韬，也曾化名上书太平天国，多次访问南京、苏州，期待有所作为。留学归来的容闳，更是亲赴南京，与洪仁玕会面，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以求个人价值实现。可见当时士人对于太平天国革命，多数是怀有一种精神寄托和个人理想实现的期盼的。
当年钱江在鸦片战争前线，就曾有《岭南春日述怀八首》，畅抒自己郁闷的心情：
其中所谓“几番长揖入军中”，可见其也曾将希望寄托在清军将领身上，并几番入军中，为当政者出谋划策，可惜都以“痛哭何人知贾谊，上书今日作陈东”做结，一腔爱国热情，终落得无可发挥。英雄落魄的心绪和情怀，如何能不让他感到失落，转而思考另辟蹊径呢？
当钱江自新疆归来，经历人世最悲怆的岁月之后，他心中的壮志凌云是否已经消颓？且看他作于川西的《辛亥闰八月中秋杂感》：
前一首酷似老杜漫游四川时的苍凉沉郁，颇为感人，而后一首则又如李太白一样的轻狂自傲，“扪虱漫谈天下事，卧龙原是草庐人”，暴露了诗人的志向所在，以及毫不为眼前窘境所难的心态行迹。
从钱江的个性胸怀与抱负看，他有更多的理由为追求实现个人价值而寻求契机。当科第不能实现的时候，即以幕府，幕府无法实现的时候，即转投太平天国，是完全可能的。只是从确凿的传世文献看，即便他参予了太平天国，也并未得到重用。如按照“三法大司马”即后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的“两司马”，也仅仅是统率二十五人的下级军官，所以钱江离开太平天国也就有充足的理由了，这跟王韬弃南京而去几乎是同样的道理。钱江离开太平天国军队而转投雷以諴的行迹，一是试图联合太谷学派的李龙川、张积中等人扩军，二是策反雷以諴，想借以获得更大的独立军事力量，趁乱实现个人理想，如他诗谶中的“刘基才”。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变为现实，反而为后人误读。
同治四年（1865），南京失陷半年后民间印行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封面，已经有“钱江演计取金陵”广告语，可见钱江的盛名，是当时王韬所难以比及的。
其次，钱江有投奔太平天国并逗留的时间。附会小说《洪秀全演义》，罗尔纲先生特别指出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太平军放弃武昌到咸丰三年正月初占二领南京的28天里，钱江正在北京，由此否定钱江曾与太平军有瓜葛。但是从《龙川李夫子年谱》来判断，钱江未必是在北京：
“咸丰壬子，粤寇跳梁，越人钱东平召集海内名士三十余人宴于扬州湖上桃花庵，纵论天下事”
咸丰壬子就是咸丰二年，可见彼时钱江就在江南，地近南京，是完全有机会赴太平军中一回的。罗尔纲先生得出的结论证据不充分。钱江这样的江湖狂士如果也有想加入太平军，或者甚至还想借助太平军实现个人抱负，似乎有违罗尔纲先生所处的时代将太平天国革命神圣化的主流思想。所以刻意撇清钱氏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也是《钱江考》文章开始就已经立意的。
论证钱江与太平军的确凿关系尚文献乏征，但王韬、容闳这样的饱学之士，都毫不犹豫地奔赴南京，钱江在动机、时间、情势都有可能的条件下，为何就一定不会去太平军里走一遭呢？
只是钱江最终的是被雷以諴残酷地杀害了。封建专制时代，士人没有个人价值实现的通达渠道，所有的聪明智慧往往因为所谓“处士横议”而惨遭虐杀。专制和强权根本不重视人才，甚至故意杀“名士”以恐吓天下，曹操杀孔融、祢衡是以“名教”，刘备杀张裕是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除”，也是这个意思。尤其对于没有功名的布衣阶层，会被更多的权利核心和权贵舆论势力所蔑视，被杀之后，往往既得不到权贵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哪怕是同类的怜悯。如欧阳兆熊《水窗春呓》“奇士被害”篇后记钱江被杀之后论述就说：
“君挥金如土，以布衣名动海内，然处事多疏。余于广座中每诮其无才，特以气盖一世而已。死后人皆咎雷之忍，余则曰：'雷之有德于钱至矣。以钱之疏诞，不出一月，非为贼擒，必为下所杀，一生底里尽矣。今虽冤死，而天下惜之，此其为德乎？为怨乎？’众无以难。”
这几乎是下了钱江该死的结论，令人唏嘘。
钱江死后五十多年，文武双全的辛亥革命功臣黄世仲撰《洪秀全演义》，竭力塑造钱江形象，将其描绘为一个诸葛亮、刘伯温式的人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集智慧与神奇于一身。当发现太平天国革命没有前途时，钱江决计功未成而身先退，隐居峨眉岭，不再过问世事，至于年逾九十多岁才去世，算是在小说中完成了钱江生前梦寐以求的个人价值实现。
撰写《洪秀全演义》的黄世仲，在晚清时期曾经办报、撰写小说宣传革命，又曾冒矢石冲锋陷阵于前线，所以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广东军政府，被选为都督府秘书长、民团总长。南北和议之间，粤督陈炯明拟定裁编民军计划，黄世仲所同情的民军亦在裁撤之列。推翻了满清，辛亥革命胜利，本来该同志相聚欢庆，但是政见不一。1912年4月初，陈炯明还到黄世仲家一起吃饭议事，结果不欢而散。几天后陈就以“遇事欺瞒，辄敢舞弊营私”等罪名逮捕了黄。4月底陈炯明辞职，胡汉民接任，立刻签署立即枪决黄仲则的命令。可怜一代英杰，最后没有做成他书中塑造的钱江及早退隐江湖避祸的形象，而只落得与惨遭冤杀、命丧军中的现实钱江同样的悲剧。只是钱江幸有才人为其在小说中大造声势，笔墨中扬眉吐气；而黄世仲身后，又有谁能为其鸣冤诉状，粉饰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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