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名人研究系列之十二 | 胡瑗

一代宗师万古传

“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纵观历史长河，每一个兴盛的朝代无不是文化蓬勃的高峰、学派争锋的高潮、教育传播的巅峰，文人、士大夫以学识为针、为线，编织盛世太平图景，而在他们之中，师者，乃文人之敬仰、太平之良心，犹如孔孟、陈朱，一人在而天下心安。

苏湖一带物产丰饶，宋代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间谚语，足见两地水土丰沃之貌，然湖州府不仅有着天下的粮仓，也是教育的“粮仓”。胡瑗，字翼之，北宋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胡瑗为泰州如皋人，因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又和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仁义礼乐之学”，讲求“明体达用”，创立卓有成效的“湖州学法”。但是我们不禁疑惑，出生于江苏的胡瑗是如何与湖州产生深厚的渊源，他由何而来，又因何扎根湖州？

一、学宗孔孟，教行苏湖

胡瑗出生于官宦之家，家族始祖乃曹魏车骑将军胡遵，《三国志》注解晋诸公赞曰：“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籓镇，至车骑将军。”胡氏一门煊赫尊贵，曾出过两位皇后、太后，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十余人。然而，家族的荣辱兴衰与朝代更替类似，没有一个朝代永盛，也没有一个家族能永葆辉煌，胡瑗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至父亲胡讷任宁海军节度推官，因俸禄微薄，一家竟步入了“家贫无以自给”的穷困境地。

然正如归有光在《张翁八十寿序》中有言：“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远，能自振于式微之后。”胡氏祖先积有厚德，家门衰微之际出现胡瑗重振门楣。据记载，胡瑗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父亲胡讷也不由赞叹“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

 家境贫寒致使胡瑗早期未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无志之人必自弃，有志之士成大器”，胡瑗他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常以圣贤自任，二十岁时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此间胡瑗十年不归家，潜心研习圣贤经典，为日后的教育事业打下坚实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胡瑗为使自己心志坚定，每见家书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这般笃定的志向与自制力，无怪乎胡瑗能成为一代大家。

学而优则仕，胡瑗也不例外，七次参加科举考试，然而，世间多是难料之事，人生更是万事无不有，胡瑗虽才学过人，却次次应试不中，难掩失意的他在继续科举与另谋出路之间两难。终于，胡瑗于四十岁时彻底放弃科举之路，转而返回泰州城办起了书院，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成为一名淹没于人海的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然而，胡瑗看似抛弃了一条康庄大道——科举，实则是开启了自己的开挂人生。

景祐元年，时年四十二岁的胡瑗在苏州一代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恰逢原朝廷中向来重视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对废后被贬该地任知事，两人相逢宛如千里马遇伯乐，范仲淹十分赏识胡瑗的才学，翌年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胡瑗为首任教席，并送儿子范纯祐拜胡瑗为师。

“父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祐尚未冠，辄白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

胡瑗不负范仲淹的期望，任职期间亲自制定严格的校纪校规，以范家公子为榜样带头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门的学生无一胆敢肆意践踏。知州鼎力支持、教席才学出众、学生尊师重道，苏州府迅速便学风大兴，英才云集，人才辈出，影响力日渐高升，成为地方官学的楷模，“苏学为诸郡倡。”

清同治版《苏州府志》中言：“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中吴，盖范文正（范仲淹）以宅建学，延胡安定（胡瑗）为师，文教自此兴焉。”

出任苏州郡学教习是胡瑗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由此，拉开了胡瑗经世治学的序幕。

景祐三年，经范仲淹推举，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共赴开封，面见正急于雅乐改进的宋仁宗，并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胡瑗凭借一身完美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人的赞许，事成后即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目及此处，不得不感慨胡瑗的戏剧人生，真是“七度科考难中举，一朝改乐天下识”，然而也正是得益于范仲淹的赏识，才使天生之材胡瑗有大展宏图的机遇，使宋朝有文业兴盛之盛况，使九州大地孕育出济济人才。

康定元年，随镇守延州的范仲淹到陕西，被举荐为丹州军事推官。此间胡瑗撰《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

冉冉年华春水逝，胡瑗与湖州却还未曾相遇，究竟是怎样的契机使本不相干的人与地发生关联呢？

北宋宝元二年，尚书祠部员外郎滕宗谅奉命守吴兴郡，这位员外郎就是《岳阳楼记》中“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与范仲淹同科进士。彼时滕员外初来湖州，他“见吏民，问疾苦，披图牒，考风俗”，在了解湖州风土人情与百姓疾苦之后，便立即上书请求开州学。宝元二年滕宗谅进表，宝元三年四月中央的批复下来，州学开办，良师何觅？滕宗谅凭借着与范仲淹的深厚情谊，将胡瑗挖了过来，请他主持州学学政，担任掌学。

至此，胡瑗终于来到了湖州。

胡瑗像

二、教化天下，明体达用

胡瑗应滕宗谅的邀请来到湖州讲学，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期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州学法”，世称“湖学”。

湖学之中，“明体达用”是其精髓，亦是胡瑗最为突出的教学理念。那么，“体”、“用”各为何者？

宋神宗与胡瑗学生刘彝的一次召对中，刘彝对“明体达用”做了一番解释：

“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 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由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

儒家本位的经训大义为“体”，经世致用为“用”，“明体达用”即经义与治事的有机结合。然国家选用人才时却注重诗赋文章的声律与浮华的辞藻，轻视学子的品德与实际才能，胡瑗先于他人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以明体达用为教学理念，为国家培养实干之材。

胡瑗明达体用的思想并非纸上谈兵，他用自己的人生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念。胡瑗讲学不泥于课本，常引当世之事为例进行讲解，原本枯燥的经义礼学成为活的知识，学生在理解之余更明白如何运用所学之物，因而，胡瑗座下多为经世之才。

《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

《安定言行录》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

然而，普通的教学只能教会学生何为“体”，胡瑗以实例入课堂也只能帮助学生在脑海中“达用”，为了真正实现教育之用，胡瑗决心从根源入手。

改革教育是胡瑗在“达用”方面做出的尤为突出的贡献。宋·张镃《仕学规范·为学·胡安定言行录》有载：“安定先生自庆历中教学於苏湖间二十馀年，束脩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事务为先，故学中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

州学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可以被认为是高等学校分系分科的开端。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新颖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既能学习经典义理，又能掌握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这种教育改革的成果也是显著的，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长于政事的范纯仁、钱公辅，长于水利的刘彝等，胡瑗切实有效地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人才。

对于附设小学一事，张方平《湖州新建州学记》在记载的“设附立小学于东南隅”，建州学的同时附立小学，这是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官办小学记录。而官方规定州县必须设立小学一直要到徽宗崇宁元年八月蔡京上言“州县学并置小学，十岁以上皆听入学”以后，湖州官办小学的设立比官方整整早了六十三年。

 胡瑗不只要求学生多方发展以致有“用”，他本人亦可称作全才。

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取胡瑗教学法撰为《学政条约》颁行全国，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   

 皇祐二年，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三年时间完成。此间两人还合作撰就了《皇祐新乐图记》三卷。 

值得一提的是，胡瑗身为儒生，却能意识到武学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兴武学的想法。

  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史防御西夏，他任命刚到湖州的胡瑗为丹州军事推官。在边境期间，胡瑗与少数民族官兵、首领、仆人等了解边防状况，交流意见与建议，供安抚司决策时参考。胡瑗在改革军事制度、改善武器装备、开垦荒地为营地、招募强壮的本地人参军等方面积极贡献，逐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令原本以为只会读圣贤书的武将们大跌眼镜。胡瑗依据此段戍边经历向仁宗上书：“臣曾任边陲丹州推官，颇知武事。若使（梅）尧臣等兼莅武学，每日只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于武臣子孙中选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习之，则一二十年间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学规矩》一卷，进呈。”由自身实践经历联想到国家政策中的不足之处，进而转化为治国之策，更能意识到从教育入手来培养新型人才，胡瑗无愧为“明体达用”之先师。

胡瑗半身像

三、身正为师，德高为范

嘉祐元年，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已为朝廷命官的胡瑗始终保持着师生平等的和谐氛围，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当时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储君、众多知名学者及礼部中的近半官员，故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视他为一代宗师，被神宗称为“真先生”。

言传身教是为师之本，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五百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一百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三百遍。胡瑗对于师生之间的礼仪格外重视，并“以身先之”，诸如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

孔子要求君子修习六艺，要求学生文武兼备、知能兼求，胡瑗作为宋代理学先驱，亦继承了重视体育、音乐等教育传统。胡瑗经常教导学生在饱食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试想：学堂内既有朗朗读书声，又有悦耳的歌声，时不时传来射箭场上少年们爽朗的笑声，这一副学子喜学图是多令人称赞、令人不禁想加入其中啊！

胡瑗在教学中重视实践教学以此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他积极组织学生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实现让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胡瑗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胡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秉承着知行合一的理念，使僵硬的书本知识与活泼的生活实际合二为一，也由此真正培养出明体达用的治世之才。

胡瑗还提出了住宿制等先进的教学观点，胡瑗的教学之法不仅在当时广泛传播，时至今日，依旧令我们受益匪浅。

胡瑗雕像

仁宗嘉祐三年，胡瑗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志康任所疗养离京。“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皆叹以为荣。”

仁宗嘉祐四年，胡瑗病逝，谥号“文昭”，葬于湖州何山，至此，一代宗师落下帷幕。

1072年，胡瑗弟子孙觉知湖州，上疏请建先师安定书院，神宗下诏有司建祠并春秋致祭同孔庙，按《宋元学案》神宗题赞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易治事，以适士用。礼义定乐，以迪朕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的卷一《安定学案》中称胡瑗是开宋世学术之先的人物：“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其实，胡瑗不仅开宋世学术之先，更辟中国教育之先河，他一生尽数奉献给教育事业，其精湛的教育理念、成熟的教育思想时至今日仁使世人受益，无愧被范仲淹、朱熹、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文人尊称为“苏湖领袖”、“东南模范”、“三吴木铎之鼻祖”、“百代帝师之功臣”。

一代教育宗师早已溘然长逝，但其影响千古长存，胡瑗用一生创立湖学，世人以千秋万代传承“明体达用”之志，真正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周可雨，湖州学院人文学院20202432班本科在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