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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上海老底子情
孙宏彝
1963年我考进同济大学附中读书，在校五年，大部分时间是吃住在学校的。其间，有许多朝夕相处的老师和一幕幕生活、学习的情景在我脑海里留下难忘而深刻的印象。我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在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过程中，学校图书馆的石信卿老师就是一位对我成长过程很有帮助的人。说他是老师，其实他并没有给学生上过课，至于在附中以前的工农速成中学和预科时上没上过，我就不知道了。他虽只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就由他一人管理），但那时我们学生对在教学楼里工作的都是尊称为老师的。
进校不久，学校就给每人给办了一本借书证 ：和大学部的借书证一样，内贴一寸照片，四十八页，每页十三行。规定每次最多可借阅三本书，看完还后再借。
图书馆在教学大楼对面的底层，石信卿是一位年纪比较大、讲北方山东口音的老师。他中等身材、头发有点花白，为人态度和蔼，常穿一件银灰色的中山装，工作时胳膊上还套着深蓝色的袖套。和他熟悉后，有一次在闲聊中，好像听说他年轻时曾从军参加过北伐，因此虽然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但腰板始终还是挺得蛮直的。那时，学校要求每个班推派一到两位同学在图书馆开放时协助石老师管理和进行借阅登记，我因为从小就喜欢读书，我们班我就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地担当起这份工作了。
花岗石小路右边是图书馆
受学校常给学生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的影响，附中同学大部分借的是学习上所需的参考书，因此一般借后要隔好长时间才还。而我兴趣广泛，所借书的内容五花八门，涉猎多项领域知识，且看书速度很快，过一两天就还了再借。因此，当一般同学的借书证小半本还没用完时，我早就已经启用第二本借书证了。我除了看中国古典的、现代的小说书外，还看了好些外国的文艺作品。
图书馆的工作，我原先以为仅仅是办办借书、还书的手续而已，很轻松的，但等我亲自参加进去，才知道并非是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每天中午和下午课余是图书馆开放报刊杂志阅览和图书借还的时间，石老师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这些协助的学生就排班轮流帮助作些管理。即使在平时不对外开放时，石老师工作也蛮忙的：新进的采购图书，要及时做好目录卡片并登记在册，以便尽快上书架让师生借阅；每月的报刊杂志都要整理归档，然后整齐装订；书籍如有破损，还要及时进行手工修补；为保持环境卫生清洁，要定时进行擦拭打扫。尽管工作累并辛苦，但他始终象一头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在图书馆这块田地里默默耕耘。
石信卿老师从骨子里说，其实是个很传统的人。有一次，一位同学要借《三国演义》，他还劝阻说 ：“民间有种说法，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你们现在正在求学，这类书还是以后有时间再看吧。”为什么这样说？我为此琢磨了好几天，后来终于悟出 ：《水浒》讲造反，《三国》讲诡计，也许这就是石老师认为不太适合我们这些涉世尚浅的学生阅读的缘由吧。他这样说虽是出自一番好意，但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早在小学时，这两本古代名著，我就反复看过几遍了。
图书馆放在外面书架上供挑选的书其实并不多，大部分的书籍是藏在里面书库里的，而书库一般同学是进不去的，要借那里的书，得通过查目录卡片，把书名、编号抄下来，然后由石老师到里面去取。我因为跟石老师比较熟悉，可不受限制地进入到书库内自由挑选书籍。下课之后，我常常遨游在浩瀚的书海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一看就是好长时间。那里好些书我以前都没看到过，有的甚至没听说过。梁启超的全套《饮冰室全集》一长摞地摆放在书架上，虽没仔细看过，但粗粗翻阅后，感到很有收益和大开眼界。如他有一篇文章写古今中外历史上建都地方的选择，我看后才知道有这么多的讲究。同时对梁启超的博学多才和满腹经纶也甚为佩服。在图书馆石老师办公桌的座位后，有一个红木的特制放二十四史的古色古香书柜，柜面用隶体刻着二十四史的书名。因为十分珍贵，所以里面的书是不轻易让人翻看的，但我例外，石老师允许我自由翻阅。曾听我们的语文老师王栖霞说过，广州中山大学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非常有学问，能背出二十四史中的许多内容，他在英国看书做学问时，用功过度，把眼睛都看瞎了。因此，我对二十四史始终抱有一种敬畏的感觉。
书库藏书
高三的时候，石老师为把图书馆办得更好，找我商量在图书馆门前的墙壁上出一块黑板报，以正确引导学生读好书和及时提供新书信息，我当即表示支持和协助。说干就干，我和班里另一位同学很快就帮助出了黑板报，并积极组织其他同学提供稿件。虽然黑板报的内容更换隔的时间长了些，但石老师看后还是比较满意的。
1966 年 5 月“文革”开始，学生们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中去，此后忙于写大字报，因此去图书馆的人比较少了。图书馆偏居一隅，石老师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他仍像以往那样，默默地陪伴着书库里的那些书，规规矩矩地每天准时上下班。那时，学校也不上课了，9、10 月份后许多同学都到外省、市进行“革命串联”，游离于运动之外的“逍遥派”同学则离校回家去。11 月，我在苏州火车站看到墙上张贴着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就马上回到学校了。结果在学校根本就没有看到过几个学生，到处冷冷清清的，我就在学校里等吧！无所事事，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是整天钻在图书馆里看书。图书馆里安安静静，没有了以前的热闹情景和气氛，每天就是石老师和我两个人形影相对、枯坐板凳。在这段时期，图书馆里的书任我浏览和阅读，增长了不少知识，《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书也就是那时认真看的。
1967 年5、6月份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高二年级一个平时有点蛮横的周姓红卫兵闯进来，径直从书架上取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颐指气使地对石老师说 ：“这是一本黑修养的书，要批判。”说着就要把这本书撕毁。石老师一看急了，忙说 ：“我没有接到上面通知，将来书缺少了，我怎么交代？”但周才不顾这些呢，仍坚持要撕。我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就上前斥责他：“你何必为难石老师呢？”看见我出面，他才不敢响了，因为他知道我在摔跤方面还是有点名气的。事后，石老师对我很感谢。
“文革”中，学校图书馆里的书都不好出借，说许多都是宣扬封、资、修的。1967 年10 月的一天，我得到一个消息，说图书馆被人偷去了约半尺高的书，偷书的人逃走时窗户插销没有插上，只是虚关着。石老师怀疑那人第二天夜里还会到图书馆来偷书，我跃跃欲试地准备把这个贼抓住。那夜，我带了一根从体育教研组拿来的打棒球木棍和一个体育课练习投远用的手榴弹，兴奋而紧张地一个人睡在图书馆靠窗的一张小木床上，黑暗中警惕地注视着那扇窗户，倾听着四周有没有可疑的声响。也许是隐蔽得不好，被窃书的人有所察觉，从六点一直等到八点多，遗憾的是始终没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我起床再仔细一看，难怪贼不来，那扇窗其实已经被石老师把插销插上了。但是，这次行动至少是一次警告和威吓，图书馆以后也没有再发生什么可疑或失窃书的事情。
1967 年年底，我在机修总厂学工劳动，也没有怎样关心学校里运动情况。反正，那时图书馆也不开放了，石老师也没见过。有一天，我和另两位同学到图书馆去看看，只见铁将军把门，日本式的扯门上挂着锁，牢牢地锁在右面墙上。但奇怪的是，他们两人却很熟练地把左边的那半扇门向右边抬移，竟露出一条勉强可容一个人钻进去的缝隙。三人进去后，又把门原样拉上，在书库里，我们逗留了好长时间，在一排排书架前翻看书，直到快要吃晚饭的时候才出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进书库，以后因为很少去学校，也就不知道图书馆和石老师的情况有什么变化了。
“一 · 二九”教学大楼
1968 年 7 月，我被分配去崇明农场，走之前按学校的规定，要把离校手续全部办清。学生证、校徽、借书证等全部交给学校，当然，在图书馆借的书也全都还了。不知为什么，我始终未曾见到过石老师，是不巧回家了，还是已经退休了？不得而知。
弹指一挥，多少年过去了，其间师生曾欢聚过数次，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没人再见到过石老师，也打听不到他的任何下落和消息。
岁月流逝，青春不再。前些年的某一天，我忽发奇想 ：上互联网搜索引擎去查查看，是否有关于石老师的信息。当我把“石信卿”三字输入后，没有见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是在介绍山东济宁名胜兴隆塔时，提到在塔上有用锐器刻有“平原县石信卿于民国念六年（1937）避倭乱于此留念”的字样。这人是否就是石老师呢？没有其他资料佐证。但从石老师年轻时曾参加北伐战争的经历来看，年龄特征上又有点像是他。
当年我们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许多老师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他们深受同学的拥护和爱戴。而石老师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与上课的老师相比，在学生心目中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但我总隐隐感觉到石老师可能有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和跌宕起伏的人生，遗憾的是我当年没有进一步向他作更深入的了解。与其他同学相比，我与他平时的接触相对稍多些，他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呜呼，逝者如斯夫！按石老师当年在校时的年纪来推算，他可能已经作古了。斯人已逝，但铭记难忘，我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鸣谢：孙宏彝先生赐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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