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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上海老底子情
任宗耀
从邻居缪先生那儿提前打听到，我被七一中学录取了。当年，我住的那个地区报考中学有两大志愿可选择填写，一个是育才、京西、大通等中学，另一个是五四、七一、新闸等中学。我的学习成绩属中等水平，还不够进入重点学校，能够进入七一中学也算是幸运的。缪先生是京西中学的英语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她鼓励我学习要努力，她随时可以为我辅导英语。
只是进了七一中学，读的是俄语班，满口的翘舌音卷舌音，嘴里常常念着“得伐理西哈拉索”，也就没去麻烦缪先生了。
在我们这批学生当中，混杂着几个调皮捣蛋的。任课老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常常为课堂纪律犯愁，她吃不准是谁在底下做小动作，常常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可实在起不了一丁点震慑作用。这个时候，一位最有威严的人物出现了，她会躲在教室门外朝里观望，冷不丁推开教室门直接闯进来，朝最不安分的学生走去，一把拖出教室。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后来，只要教室里面不太平，有人说了句“吴老太来了”，大家立刻变得安静起来，就像一群被宰杀的羔羊，不知道厄运会降临到谁的头上。
有的课上到最后，老师会在黑板上抄写大量的题目让同学们记下来算是回家作业，眼睛不好的同学纷纷跑到黑板面前去抄写，为了不妨碍别人的视线只能蹲下来。我本来座位靠后，随着视力下降，也加入过蹲抄队伍，为了不影响学习，去茂昌店配了第一副眼镜。戴上眼镜后总出意外，尤其是打篮球时，不知道被撞坏过几副。
放学以后，几个身材高大浑身使不完劲的同学会发起的“斗鸡”运动，就在离学校不远处的一条弄堂里进行。所有人猜东里猜，按胜负分成两队，排列成阵互相攻击。或者撞，或者压，或者掀，一旦松手，一旦倒地，就是败北。最后的胜利者欢呼雀跃，玩兴犹浓，于是，再进行第二场较量。
也有文质彬彬不爱运动的同学，他们的兴趣爱好很特别。班里的金同学等几人，下午放学后都会急冲冲地奔出去，他们是赶去平安电影院观看电影。金同学的语文成绩很好，写得一手好字，他的朗诵更是一绝，电影里的人物形象被模仿得唯妙唯肖，像《列宁在十月》里的列宁、《追捕》里的杜丘等。
我常常一个人孤独地沿着北京西路放学回家，有时会碰上卖报的，买下两分钱一份《新民晚报》带回去慢慢看。在一条弄堂口，一位老太太摆了杂食摊，售点糖果杂物什么的，还放有一摸奖的彩袋。我自作聪明用一张方纸块上仿写“头等奖”字样，夹在掌心里付了几分钱装模作样地去摸奖，一会儿摸出“头等奖”要兑换奖品，气得老太太直哆嗦，她把彩袋里的奖票全倒出来，从中挑出了她的那张头奖，在我眼前晃动。我自知理亏弄巧成拙赶快溜之大吉。以后凡是路过此地总要躲避得远远的，生怕被老太太认出来。
我和同桌姚同学，都喜欢数学，成绩一直很好。常常是老师在教这一节课时，我们都已经在琢磨研究课本里下一节的内容，然后把练习题预先都做好。我们的作业本经常被贴到了墙上，让同学们观赏。
教物理的项老师笑容可掬，和谒可亲，一次教课他做了一个实验，好像是说什么物质是不会传导热量的。一根玻璃试管灌了水放入一条金鱼，在试管上部用酒精灯烘烤。金鱼上下穿梭优哉游哉，项老师刚说完“不会传导热量”这句话时，金鱼不知趣地往上一窜被烫死了，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还是这位项老师，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他的好。初二那年生病在家，晚上项老师来看我，聊了会临走时问我，你养不养鱼？我好奇地以为他要送我鱼，问用碗可以吗？项老师往桌上放了一件东西说你好好休息吧就走了。等我送走他回来一看，那件东西原来是个糖果，造型像鱼一样。项老师如此天真可爱，家里人都乐了。
不久，新的班主任替换上任，她比我们学生大十几岁，从徐州师院毕业，她衣着朴素，后脑梳着一根长辫子。调皮捣蛋的同学一点都不怕她，还欺她人生地不熟常常使点坏。她不恼也不怒，反而是对待捣蛋鬼爱护有加。她使用的是抓两头策略，一头抓思想进步学习优秀的班干部队伍，一头抓落后的捣蛋鬼部落，而对班级中占大多数的处于安分守己的中间地带，很少过问。我也属于被班主任“笃笃掼掼”的其中一分子。
到了初三下学期，学校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传说是不用再上学而要停课闹“ⅩX”了。不久，邻居缪先生被学校隔离审查，她丈夫也受到牵连，家里只有一个小儿子还在上小学。我带着他每个星期三次，步行走到交通大学，为的是去领取一份《反到底通讯》。
七一中学发生过什么发生了什么我一概不知，只听说班级里那几个曾经调皮捣蛋的同学常去学校里活动。班主任被抽打批斗，在喷水池里罚跪。班里有人让我揭发项老师的“罪行”，说他利用糖衣炮弹腐蚀过我。呸！我才不信这个鬼！
1968年10月5日，我离开了七一中学，踏上了去崇明岛的征途。
（配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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