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文/余信 丁一谔辑
沈鹤峰老先生（中），戴祖铭（左），笔者余信（右）。
上海沈公寓内，沈玉琴1998年6月摄。
余信（左），丁一谔（右）
2016年4月17日于常熟
一、 从知道沈伯伯到首次见面
按沪地及周边的习惯，小辈对父母熟识的非亲属男性同辈，敬称为“伯伯”。我叫沈鹤峰先生为“沈伯伯”即属上例。受到回国后沈伯伯的邀请，去商讨是否可作为助理、实行整理其中医经验之事，在距今20多年前的1998年6月28日，我们于上海首次相见，地点在肇嘉浜路某高档物业小区公寓，是伯伯包租的套房。这年我50岁，在江苏常熟的一公司的卫生所工作。一起去的还有我的挚友戴祖铭中医副主任。他为人诚恳，学验俱佳，在常熟市中医院任职，年长我10岁。
上午我们到达，进门一看，伯伯正与一位身穿工装的中年男性交谈着，虽然沈家有他人他事，但我们是按约而来的，所以还是进去了。其实，我们看出那男性是位病人，沈在接诊。我们没有见到全部的诊治过程，望闻问切阶段已过，仅听到了沈伯伯在直抒其病因。病人连连称是，恭敬而诚服。
病人讨要方子，他答：“我刚回国，没有办执业手续，不想违规开方……这样，你和药房商量一下，是否用某某成药，很常用，估计配得到……”，接着伯伯详细关照病人生活和用药的要点。其情诚恳，其声朗然。病人高兴地鞠躬，准备离开，伯伯却站起，手握成拳状, 拳内有黄色纸的一只角稍露出，约是张20元纸币，叫住了他，并走近他，轻轻道声“谢谢侬”，塞入对方口袋。感受到长者的不容推却，病人再次鞠躬感谢，而离去。在一旁的我们，却疑惑起来——伯伯肯定做了义诊，却怎么还要倒贴？
伯伯已在招呼我们了，用爽朗的笑声。接着互相介绍和寒喧几句。那年沈伯伯85岁，炯炯有神的大眼，但已有了“老年环”。比我高一点，约1.74米，想来年轻时更修长。长衫一穿，是风流倜傥的一位。
上海国医院资料，印有“名誉院长丁济万、院长沈鹤峰、副院长余鸿仁、医务主任秦树藩”等。余信提供。
我是知道沈伯伯的。小一辈的我之前所以能言 “我也知道沈伯伯”，仅有三个内容：
1，我年轻时已知，他和我爸余鸿仁均就读于丁济万校长所办上海中医学院，分别是1934年、1932年的毕业生 (余鸿仁，1915-1970，寓沪常熟人，建国后工作于常州)。
2，我以前只看到过他二十来岁时的“瓜皮帽” 照片，印刷在上海国医院资料上。该院办院年代：1937-1939年。领衔者丁济万，由院长沈鹤峰、副院长我父亲共办。地处天津路山西路口224号的国医大厦，设十余个诊室，先后由近二十位医师应诊或出诊，涉及内、外、妇、儿、针灸、眼、劳伤、脑性病及疯科等九类科别的诊疗，楼下有“鹤寿堂”等国药店。（后来的1941年夏，抗战时期办学中的上海中医学院曾入迁此厦）。沈前辈后来曾在写我的书信中也回忆：“我和你爸还有秦树藩医师，三人如影随形，情同手足（秦，1931年毕业，时任医务主任，是沈、余的同校学长）”
3，沈与我等的这“首次见面”之前的几年，我去美的姑父丁济南见到沈伯伯时，言及我父由于政局原因，于1970年不幸过早故世，而余家的我“倒蛮会写中医文章的”（丁济南，1913~2000，上海瑞金医院中医主任，晚年去美行医兼讲学，后回国，病逝上海）；在这以后，沈伯伯曾修书一封，给我鼓励，信中伯伯还回顾了国医院，上节已述。
上海国医院旧照，1937~1939年。余信提供。
所以，我此次被邀去沪，只能算是上辈间情谊的延伸。我和伯伯年龄相差35岁不说，我在共和国成长的经历，对照伯伯学医、从医，尤其建国前离开大陆另行创业的经历，在我们两家联系中断近50年的状况下，上下两代人之间还是不甚了解的。也许，伯伯近期叶落归根，需找助手以总结经验，在选人上，就“瞄上”了我？好在世纪交替的当时，我响应了“抢救中医潮”，本着这个初心，我个人的活动已进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了。那个“阶段”是 “要立即去感受健在的前辈中医他们鲜活的又具原生态风范、风格和学养” 的阶段。这次“首次相见”是我想实现上述我的“初心”及“进展”的一个具体行为；而我当场见到的“施诊却倒贴小费”疑惑，也证实了两代之间是需要沟通理解。
伯伯也已看出我们的疑惑，笑称，“刚才是小区派来修水龙头的，顺便想看看毛病，我义诊，我有把握，算他找对人了，也是看得起我。你们是奇怪我的倒贴吧？照理，他来修理，我向物业结算，物业给他工资。我给他，是要他看得起他的工作。”
二、追求以往的功底与创新
1，追求最好的
“首次见面”的这天，第一项内容是赠与。我赠他的有铜圆牌的复印件1张，上有“沈鹤峰医师、挂号牌、上海国医院”字样。另赠3张照片复印件，都是民国三十年代的，其中就有那张“上海国医院沈鹤峰院长”，戴“瓜皮帽” 照片。
伯伯很高兴。我问：“前几年我办好邮政通关手续，把那枚有你大名和“国医院”的挂号圆铜牌实件，寄美国，伯伯好像没收到吧？”。沈伯伯答，“可惜了。美国的邮路总是不太“顺”哦，你是不是忘了写我前面的'John’的字了？”他又高兴地指着自己“瓜皮帽照片”说，“好啊！这张我早就没有了，我就是那样的啊，六十年前的我啊。”又不满意，“复印件质量不好。要搞，就要搞最好的……有补救方法，我托人来借原件……”我想，是要重新扫描、喷打吧？常熟地方喷打质量肯定还不行。
“要搞，就要搞最好的”，伯伯直率道出了自己的处事想法，这是我蛮深刻的初次印象。又有三件事，加强了我的感受。那是一，伯伯以遒劲的硬笔字，给我题写“中医宝库”，鼓励我筹建好常熟私人的“中医展藏室”。二，半年后，又指派在常熟的弟弟沈鹤伏先生，来参加开幕仪式，祝贺我展藏室的成立。三，应伯伯之嘱，鹤伏先生取去我所存的国医院资料，做高级扫描喷打。那些，我真切感受到伯伯办事的认真细致。
伯伯的鼓励永存于心。1998年6月28日题。
与“要搞，就要搞最好的”同出一辙，伯伯后来谈到他少年时学书法，有其“临帖真谛”，他说，“临帖，就要就临真帖、好帖”。伯伯当年书法，确相当有功底，我曾得到丁济南姑父遗物扇面一件。内容有“丁丑仲夏……沈曾柔《唐诗二首·行楷》”，我想证实“曾柔”是否“鹤峰”的书法，是否伯伯亲笔？沈伯伯确认了我想证实的两点。
1937年沈伯伯书。现存笔者“得一堂”，背面有当年名画家和西医合作的国画，故，该成扇的珍贵处在于，为中西医和画家“三个行业的三位所合作”。此乃丁济南伯伯遗物，他继女张蕴，赠笔者。
伯伯又说“要学，就要学最好的”。回顾当年自己的择学、择业说：我从小喜好国学，下决心学中医，“要学，就要跟大名医丁济万学。我也要做名医”。跟名师、学“真经”、开医院，于从医的云游万里间领悟医疗新的经验，那些，伯伯并没有细谈，但他谈到了一个细节：58岁去美国发展。当年他定下两项目标，要实现的有：要让非华裔圈的西方人相信他的诊疗；要让西方医界精英做他的学生。对此，一定要先学会纯正的美语。他回忆当年：“我与同去的朋友打赌，我会比你们先做到。结果，我是先做到了。”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之人的，他去后的第二年，尼克松访华，国际性的“中国热”、“中医热” 掀起了。
85岁的伯伯在1998年与我“盘点”当年他“定下的两项目标” ，结果尽皆如意：他的病人“90%以上是西方人（另一说：99%）”；他于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在世界各地讲学多处，所居地美国各地多次，欧洲和澳洲各国15次；他还拥有了数位西方学者身份兼中医诊疗专家的“洋学生”，他们也是当今西方“洋中医”的权威人物。
至今，伯伯的部分“洋学生”们，已渐趋明朗：代表人物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精神科医师，师从沈先生27年而著称美国医界的中医诊脉专家里昂.海默（L. Hammer），以及R.卢比奥（R. Rubio）、K.比尔顿（K. Bilton ）等。德国的蒋熙德博士 (Volker Scheid)，就是那位评论沈鹤峰是“把中医药传播到西方的重要的人物” 的亚洲传统医学国际学会会长，也毫不讳言自己就是沈的西方学生的学生。
沈伯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除了勤奋和聪明，也和他与生俱来对自己的高要求有关，那是最重要的原动力。
蒋熙德博士称，沈鹤峰先生是“把中医药传播到西方的重要的人物”，见博士所著《孟河医学源流论》2016中译本，P.286。“蒋”所惊讶的“非常奇怪而又不可思议”的实情，笔者在原“3万字文”中，将会披露。
那年6月28日 “首次相见的那天”，其实对伯伯和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天。因为接下来，伯伯简单口授了他著述内容的第一项：即是一本书，暂名为《沈鹤峰谈中医保健》，由“引言”、“人的一生”、“系统病”所组成（以后增添了“食物保健”）。此皆伯伯学医及从医的68年中的宝贵经验，且要求举例贴切又需浅显、行文活泼又需严密，首先是面向他的国外学生以及国际上的中医兴趣者，那又是伯伯几十年中酝酿、多年在国外讲学的实际体会和成功经验。现在沈伯伯和我们都面临着一个时间节点——伯伯是否选择我们来配合他？我们是否愿意理解、接受及胜任伯伯的嘱托？以及何时启动写作？
2，沈鹤峰论 “系统病”
“系统病”的命名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它阐述了一大类非先天性疾病的产生和发展的机理。初步表示为：外界不良环境影响→机体失去平衡→假性病→真性病。沈伯伯举了简例，作为对各阶段的判断，就是根据在四诊基础上他的独特诊法、即所称之为 “找（毛病）原因” 的思路。伯伯还简谈了对各阶段的应对及转归等。问题就在新的“系统病”一词上，这是关系到《沈鹤峰谈中医保健》一书的立足和展开。“系统病”一词一旦开了头，就要明其义，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我赠予沈伯伯国内的中医研究动向性资料《亚健康》，并试着请他参照这国内大家接受的“亚健康”一词，选择是否可以取代“系统病”，或者还是坚持他的己见？伯伯想了想，自信又坚定地摇摇头，答：“不好参照，我说的系统病中的'真性病’阶段，就超越亚健康范围了，而我对'真性病’的判定和治疗，也有点办法的。” 伯伯所答已明确地宣称了他的思路，既然如此，我们也要尊重，放弃那更为好写的“亚健康”的想法。
那一刻我在想，沈伯伯中医方面“系统病”的提出，也许只停留在朴素层面，但以他扎实的学术修养、放眼世界并云游其中的经历，或自行摸索，或受到启发。在传统中医各类学说之中，他首先提出“系统病”，肯定有着继承和揭示中医学某些本质的积极意义。
我和戴医生经过短暂商量后，我回答沈伯伯道，“这个立论，我回去复核并提炼我们的知识，不需几天，我们心中有了底，就会电话告知您，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伯伯听了便说：“我放心”。
3，《沈说脉诊稿》点滴
美国的海默博士在他2001年出版的《Chinese Pulse Dignosis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中医脉诊的现代应用）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沈－海默脉诊系统”。海默是沈伯伯的得意学生，他的出书，极其依从之前处于国内的沈伯伯和我们的《沈说脉诊稿》，而沈伯伯以“诊断专家”、“诊脉专家”等名闻海外。此《稿》是伯伯几十年来的“心血”所在，是他医术的精华。
《Chinese Pulse Dignosis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由沈鹤峰的洋弟子海默博士所著，其中绘有形象的脉象图。图片由丁一谔提供。
沈鹤峰说脉的稿件分三部分：《绪论》、《脉象》和《附论》。他那些内容写作的启动，比此前其他书稿的起草晚了一年或两年，是完成最晚的（2000.8.6）。但对我们来说，整理这些内容所花去的时间，相比以前的稿子短得多，仅用了我们业余时间两月余。
那个“最晚”及“最短” 出乎我的意料。事后才领悟到，沈伯伯将此稿的写作安排在最后，其原因可以认为: 在他沪居住的两年里, 反复在脑海里梳理他脉诊经验，并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在2000年的一年中，他要用中国文字酣畅淋漓地完成他脉诊经验的升华，而不光是以前用他的中文、英语的一次次的讲解。所以，他考虑得多，安排写作也晚。
我也体会到，编此稿所用时间“最短”的原因，是伯伯对自己经验的交代，非常明朗、有条理，我们只要转换成规范又较活泼的书面语言就是了，并按内容分类和编排，进度自然快了。
当然，还是碰到了麻烦事，比较花时间的就是配上表达各类脉象的示意图——那是读者最想看到，又是作者最难画出的图。而当时国内各类著作中现有的、相关的插图绝大多数是拙劣的表达，决不能借用——沈伯伯和我们为此都很伤脑筋，勉强搞了一些。我们当年对这指下感觉已经是很微妙的各类脉象要有的比较好的图解，确实找不到更好办法。近年当我看到沈伯伯洋弟子的著作，他们创用立体图，包括管状、曲面及剖面等表达，又配上几种深浅不同的阴影，就能不用彩色而仅用黑白图十分高明地表达了示意。
最后沈伯伯谈到了学习诊脉要“牢牢掌握它的功底（基本功）”、“两个1千和一个1万”，是指教师讲一千个脉案，教师临证带教学生时，学生要写出一千个脉案和体会，教师再行批改，这叫“两个一千”；学生独立脉诊一万个，方能 “指下了然”。
《脉诊稿》的顺利起草，是建立在伯伯 “思考数十年” 的基础之上的，他从繁复的各类脉象中，“抽提”出细、弦、数、虚、缓、弱、芤、滑八种，归纳成“关键八脉”。我认为，这“关键八脉”又因他“系统病学说”的完善而得到升华，因为他认为：“在系统病范围内，任何人脉象见“滑”，（病人的）功能都不好”，“关键八脉”中的滑脉又是最关键的……。
在此之后，常熟中医院戴主任和我将系统病的 “四个大分类”，按以上精神，作了各“大分类” 脉象上的分述，尤其注重了滑脉在其中的不同出现和程度。后来，在2000年10月蒋熙德博士来常熟访问我处时，戴主任也来与蒋会面。在此期间，我们还抽空讨论了如何做脉象上“分述”的几个小问题呢。
4，开始做一件大事——编写中文《沈氏中医学》（暂名）
作为“晚年雄心再创”的第一步，沈伯伯特别注意中文稿行文的活泼性、举例的贴切和通俗性，加之叙述的严密性，是为了他西方学生的理解、拓展的方便，这实属关键。对这方面，我们两代人之间常常反复讨论。
而中文稿，也要求达到中文发表级别的质量，而不光为翻译用，这是沈伯伯特地要求的，是为日后出中文版《沈氏中医学》（暂名）而准备。所以我们对审稿和校对，特别用心。当时正处于二十世纪之末，在大陆，电脑的应用还刚刚从科研院校的“象牙塔”走向社会上的寻常家庭，对此，我们憾于不会操作，故先请社会上打字人员打稿，对他们而言，中医药的术语属艰涩难打，所以我们需谨慎校对，力求无误。然后每打印一份，就做A盘（软盘）备份，再交邮政寄沪或见面时带去。由沈伯伯再审改后交给余承忠翻译，电传美国。半年后，从未摸过键盘的我，拼凑起现在看来可怜的低配置电脑，学打，又学着建网络邮箱……工作开始顺畅起来。伯伯赞了句，“你做事认真”。
蒋熙德博士（Dr.Volker Scheid）2000年在沪访谈沈鹤峰时所摄。丁一谔引用自蒋博士著的英文原版《孟河医学源流论》，2007版。
写稿半年后，美国方面的反馈来了，那是伯伯讲的，美方有意见，说中国人翻译得不好。伯伯要我另外介绍一位试试。按我两年出国经验，我推测余教授是教化学的，中西医药的专业英语表达，绝对可以，或许无法对那带有通俗性文体的表达，作较好的美式翻译。近年，我也证实了我20年前的那个推测是错误的，出现沈、余在费用等之类的纠葛是不可能的。其依据是后来丁一谔主任向我透露了他在与已经90岁的里昂.海默（沈的美国学生）的联系邮件中，海默回顾20年前拿到被翻译的英语稿时，对其质量确有微词。
我又快速联系上我的友人、苏州的郎靖宇翻译，他比我小约20岁，英语专业本科毕业，一位充满活力的高材生，曾与我一起出国，就业于翻译服务公司3年以上，视野宽，小的如工地现场的直接交往，和大的如外出谈判、文书翻译等经验，他都具备，关键是他有灵动的语言和文字的沟通能力，我相信郎先生能很快补上中医专业词句表达那个短板。我向沈伯伯推荐他，伯伯将他《引言》中文首页，让郎先生试翻译。不日后，美国方面告知：“还可以，但也不甚懂”。呵呵，莫非得有新一代的傅雷翻译家出现？而且，他应在中、美环境下同时成长，伯伯和我都苦笑。
我又介绍上海中医药学大学顶级的中医方面的翻译家李照国博士。其“追根溯源”的翻译原则，得到国内同行的公认，他有一个顶级的翻译团队。很不幸，我不认识李博士，我只能介绍李的名气和特点。但几天后我来上海，伯伯指着橱内新搁放的一大瓶蛤蚧浸酒，孩子气地让我猜，是谁来了？后来自答，是裘沛然老学友来看望过我了。裘沛然我不认识，知道他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和教育家，上海中医药学大学终身教授。因为离我介绍李博士的时间，间隔很短，我想伯伯已将请与不请李照国团队做翻译的疑问，捅到了与李照国同校的裘沛然那里，于是，裘就赶来看望伯伯这位饱经沧桑的同届毕业的老学友了。
国医大师裘沛然，与沈鹤峰为校友，同届毕业于丁甘仁所创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照片引自裘沛然著《人学散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第一版。
果不其然，对于那个疑问，裘和沈两位前辈已作过深入讨论。伯伯的决定，已经明朗化了，他们的分析大致是：李教授和他的团队翻译“太”专业，恐怕这“通俗夹专业”的行文，加之目前大陆上对沈氏中医的“较离奇”的见解，会莫衷一是的。若真由李教授他们翻译，会不适应，文气不佳，那么，沈在美的学生接着编书，或许会更有意见，会更加吃力的。当然，李照国团队是国内最有能力的，只要下决心，会专门开发出另一种独特的翻译模式，但这既费力又费钱，更重要的是时间不允许。因此，还是请余教授和郎翻译来做，最为明智。
1999年2月底起，通知郎靖宇可以按要求和报酬开始翻译了，同时，余教授继续。但余教授教务繁忙，而后逐步退出。故，“第一本书”《沈鹤峰谈中医保健稿》的英文稿是由余、郎共同完成翻译的。
上述时间，直到2000年10月底共计20个月的时间里，郎翻译认真并如期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在2000年10月5日，郎翻译的工作百事将毕，很高兴地自苏州来我处欢聚，为同贺，我陪游虞山胜景。此一笔值得附记。
我处的译者已经努力了，但所憾之处还是有的，未曾料到的后遗是那应该做成更为规范、校对无误的电子文本妥帖放在电脑硬盘里及它们的备份存在软盘A盘里。在沈的著作大部己完成，只待日后新的后续工作，但随着沈伯伯的不幸病倒和故世，那些中英文的电子文本只能长期静静地搁置着。这里的“静静”却不意味着海外和台湾地区那边的热闹。
在海外正陆续将沈伯伯的学术，从英文稿件展开来，而我所述的海外“热闹”的进展，我长期来没有渠道可以得知。里昂.海默在他出版的'Dragon Rises, Red Bird Flies’ 《龙飞凤舞》一书中有整整一章来写沈鹤峰的“系统病”。他在2001年又出版了一本800多页的'Chinese Pulse Diagnosis A Contemporary Approach’《中医脉诊的现代应用》详细讨论了“沈－海默脉诊系统”。随后，海默还根据他早年随诊沈老时的记录，出版了'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Formulas of Dr. John H.F. Shen’《沈鹤峰医师中药方剂》。这都是我始料不及的。
海默博士著《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Formulas of Dr. John H.F. Shen》（沈鹤峰医师中药方剂）。照片由丁一谔提供。
而留意过我处所存资源的，仅仅先是蒋熙德博士（Dr.Volker Scheid）的来访（2010.10.3~10.4），这是在伯伯故世的8个月前，后是丁一谔主任因关注丁氏海外后学的成就，而问过我曾做了什么，我有书面简介稿一份，与他通气（2008.4.4）。
8年后的2016年的春节后，上海丁主任和他的学生们开始了由询问到正式整理伯伯存于国内即我处的资料等事，直到今天。他们来、我去的交流，已趋频繁。那是后话。
一张海默跟诊沈鹤峰时病人配药后他留下的处方。左上角“心小”是诊断，要配4天量。“心小”（small heart），在传统中医里最接近的概念是心血瘀，在西医方面，最接近于冠状动脉痉挛和心绞痛。本证型又可以分成轻微而短暂的，和严重且持续的两种。丁一谔提供。
5，高龄人用新工具
沈伯伯虽已高龄，但对中西沟通上的新技术的敏感，和对之的采用，如同那些年轻的、有开创精神的专家一样。对此，我有两点感受，是我亲历的：
a, 也许受美国学生建议的启发，征询过我建网站的可能性。我告知伯伯，这是很先进的，但做网站是很花费用的，似乎你可做网页挂在你学生处或某大学某医院，比较现实。他想要在网上面对世界，面对世界受众的咨询、应诊、保健教育之属，亦想请其它名中医参与，并配以英德法意四语种译员。
b, 伯伯购了新居200平米左右一套，处于大木桥路和斜土路地段的郁金香花苑，他很高兴地带我们参观装修中的新居。他指点那自己设计的电脑工作台作介绍，其言语和神情都显示出自豪。那是大台面，台下两侧，有抽屉，有机器箱。人坐下，台面对面是相当大的架子，可以分别安置灯光、书、纸、光碟、A盘、扫描仪和传真打印机等，规规矩矩的，倒不显得杂乱。要知道，新世纪的第一年，国内个人有如此的配置，多新潮啊！但气氛，却类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接线员所面对的场景，相比，虽更复杂，但感觉上，仍透现了复旧。可见伯伯的审美，有其独到之处。
后来我去，就见伯伯的北京侄子已“就职”于该桌前，正在做资料，他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沟通包括我们在内的国内，以及国际。我想也是伯伯在培养他。
6，遗存，可以乐观
沈伯伯2001年6月过世的数月后，他的堂弟，也是高龄的沈鹤震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前几个月里你沈伯伯家里“乱作一团……我爱莫能助”。他担心堂兄鹤峰一生心血的中医资料的归理和继承，没能处理好。按照常理，家族内部的事，是不需要告知我的，我这才意识到，那时伯伯家人内部的复杂性。我当然更是“爱莫能助”的。我回答鹤震老先生说：那些资料，应该主要在电脑里，保存的遗稿里，不知他们交接好没有？但我和你都只能担心罢了。我安慰道，我相信沈伯伯故世之前会处理好的，因为我在探望病危的伯伯时，感到他头脑清醒，依然坚强。
资料最后可能散掉的这一节，后来伯伯的常熟妹妹沈玉琴证实，她也有疑问，她当年一直陪伴着病中的兄长，她哥哥故世后的一阶段中，也呆在上海，曾留意过伯伯家内的核心成员，对遗物的善后处理。这倒也引起我对一些小物件的记忆。1999年初春节，作为节庆贺品，记得我赠伯伯一张画他头像的A4纸铅笔画，有国画工笔式的特点和功力，是一常熟画家所作，应该属于艺术品了。它现在还在吗？此前我忘了留张照片，多半是没了吧？可惜了。与那件“民国·沈·诊病挂号铜圆牌”之前在邮路上的丢失，同样可惜。
但是我相信，即便是当年上海伯伯家中上述资料，包括电脑内资料散乱了，但核心资料，即伯伯一生的心得、见解和经验，已经交给了他在美的学生了。另外，我处仍谨慎保留着主要资料。那些，伯伯若在天有知，足可宽慰。
沈伯伯的遗存之一举例，沈生前赠笔者。他在1983年应邀去澳大利亚讲学。
三、 沈伯伯病故及其他
1，关于沈鹤峰伯伯的健康，我1998年6月第一次见到他，是他的85虚岁。印象中，脸色红润，言谈清晰爽朗，坐姿和行走，腰板均挺直，步履稳重。双眼“老年环”高龄人也是常有的。以后，为写书而在沪的会面，戴主任和我都注意照顾老先生，控制在两小时之内。为了抓紧，内容直白工作，故而大家都不太提及各自的健康状况。但在初期的几次，我已经留意到伯伯的肺功能还是较差，稍有“气短”。
第二年春的一日，伯伯提出，请我推荐一位气功专家去沪他处“作表演”。我知道，当年去美国的中国“气功大师”，大多有名无实而名声不佳。这次，伯伯回大陆，是不是想见识一下本土专家的水平？我请了王柱江先生去，还交代他，你面对的，是一位高龄的中医大家，他很谦虚的，你只要尽量展示自己的特长就是，注意别理论一大套，人家懂的。王在我本地，他的气功还是有点功底的，当然他专于气功诊疗，而非击石劈砖那样的“硬气功人物”。日后，王医师来我常熟家中“交差”道，“沈老先生确实没有和我过多讨论，他是要我看病的。我做了3次。老先生身体还蛮好，只是肺呼吸弱，我恐怕也力不能及”。王医师还说，“老先生还让我去丁济南老中医处，他的颈椎，我很担心，很难恢复……”。
很不幸，在2000年春的3月9日，丁病逝，笔者去沪龙华参加了告别仪式。仪式前于中山南二路丁家的休息中，我在场听得去送行的瑞金医院领导谈及对丁的最后抢救，他说，“就是那个地方（颈椎）太弱了，病毒感染，一下子……”。我的沪上的姑父丁济南，“文革”被“喷气式”暴力“批斗”，严重伤及颈椎，病程长期而且十分难愈。
2，在丁济南姑父故世和告别仪式日的中间的几日内，我还抓紧时间去沈伯伯处通报了。
因为，沈伯伯曾与我亲口讲述过，是他亲自经手邀请丁去美国的，还去机场接机。凭这一细节，丁的故世，应该让伯伯知道的。丁姑父生前还告诉我，沈伯伯经手邀请去美行医的同行还有几位，如黄羡明教授。（誉为沪上四大针灸名医之一，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在美期间，也曾服务于伯伯设立的诊所。黄教授为针灸的推广和在美针灸医生的水平提高贡献颇大，深得美方赞誉。
我必须告知伯伯我姑父的故世一事，又因为，按我的了解，从感情上讲沈、丁两人的，出于早年起一贯存在的沈与丁氏家族的感情，从传统上的具体师生辈分来讲，沈的恩师丁济万校长，和丁济南同属“济”字辈，而作为丁济万学生的沈，亦像敬重其师济万一样，来尊敬济南。
沈伯伯听了，拿出一百元，让我购一花圈，代为送行，叹了口气说，“我啊，也是过一天是一天了，只是我还有'较关（那么多）事要做！”
1990年，海默博士撰写的《Dragon Rises，Red Birds Flies: Psychology ＆ Chinese Medicine》（龙飞凤舞：心理学与中医）一书。其在传统中医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描述了各脏腑病变的精神情志症状，以及与脏腑相关的人格特征和其他精神情志属性。其中第14章就是沈鹤峰的系统病理论。丁一谔提供。
3, 伯伯同时还说了有“一件重要的事”要托我，为他找一个可以“肉身安葬”的地方（“肉身安葬”是天主教信徒土葬的传统用语）。我去我本地的天主教教会以及到统战部等处去“摸”了一圈，没有明确应答。最后，我建议伯伯派人去要求或交涉，去上海本地的天主教会，或统战部的华侨事务办公部门。那是件我没办成的事，期间是在2000年的春夏，也许原因在于伯伯是租房还不算正式定居。同年不久的6月，伯伯在沪购置了公寓新房一套，应是正式定居了，那样，对出生在本地而又是华侨、天主教信徒的伯伯来说，将来安葬的特殊要求，应该会有政策的。购房是个转机，我心中一直悬念着。由于伯伯故世而我与他的家族失去联系，直到今年联系恢复，才知道伯伯的安息地和安葬方式。
购房，对伯伯信仰归宿的安葬，是个当年没有预见到、但日后会产生的“转机”，但伯伯也没想到的是——对那当年貌似高档、却环保质量蹩脚又害人的国内装修材质，也许他高龄了、反应迟钝了——购买和装修，却也害了自己，室内毒气的扩散，使伯伯的“肺弱”转而突变，患上肺癌！
戴主任和我，在那年的6月到10月，去沪上伯伯的新房的次数已不算多，因为写作快要完成了，而且每次去的逗留时间依然控制在两个小时，另外我们相对年轻些，故对于这种毒害没感觉。那阶段，伯伯还沉浸在高兴之中：那房子的便宜、装修材料的便宜、人工费的便宜……伯伯意下是与美国纽约的房价和人工费相比。当年我国哪怕是上海市的房价，材料价和人工费，还都没有飞涨，而美元又非常吃香，民间交易一度曾达到1美元比10元人民币之高。
直到2001年5月7日，戴和我得知伯伯病重住院，赶去龙华医院外宾病房探望，又访谈同医院中的丁一谔主任，确认伯伯己患晚期肺癌，当场，我们面面相觑。
另外还有及时的警惕者是美国人R.卢比奥(R.Rubio)，沈的学生，就在那一年，他去伯伯新房住了下来并学习。他观察后并抱怨：“……我最终把我的行程缩短了两个星期，因为我在环境的毒害中病得越来越严重，而且我并不能真正地记录很多病案，因为沈医生是那么的精疲力竭、呼吸短促。”对此，卢比奥作了大的努力，但没有如愿。他写道：“在我离开之前，我让他保证在我走后也要马上离开，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享受一些阳光……，但后来，他对上海的留恋又回到他心里，他仍旧住在原来那个有毒的环境，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至今已隔二十年了。回想当年病房里最后一面，伯伯和我的对话，犹在耳畔。病床上，消瘦的伯伯拉着我的手说，“我还有'较关’（那么多）事啊……”，我心在颤抖，低头轻轻安慰道：“伯伯，我们还要继续的。不要太着急，过几天，等伯伯好一点后……”伯伯的精神突然一振，打断我说，“我蛮好嘎”，意思是我的身体还是比较好的。可见伯伯到了病危期，他内心的精神支撑力，仍然十分强大。
6月，一谔兄来电称，沈伯伯已故世。（正文完）
作者简介
余信，出生于中医世家，近年专注中医文史抢救工作，建有常熟“得一堂”中医史料藏展室。市建公司退休医师，曾发表文学性文章、册子，并数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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