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184年）到赤壁之战（208年）的24年，大体形成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三个主要势力集团，后来分别建立了魏（220年）﹑蜀（221年）﹑吴（222年）三个政权，延续了426年的汉朝分裂为三个国家。
40多年后实力最弱的蜀国被魏国消灭（263年）。魏国随后祸起萧墙，内部政权更迭，由司马氏建晋。晋国灭亡吴国最终完成国家统一（280年），史称西晋。
曹操为什么没法完成统一？
由于政治形势﹑软硬实力﹑策略运用不同，国家统一没有在曹操统一北方后立即实现，而是由曹魏的继承者——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政权完成。
政治形势方面，赤壁之战前曹操已经统一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且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对孙权的江东集团形成巨大的震慑，从总体政治形势上看是非常有利的。
曹操未能毕其功于一役实现国家统一，虽然策略运用出现较多失误，但在“势”与“力”两方面还是与西晋统一东吴的情况有较大差别。
曹操灭袁绍﹑击乌桓﹑降荆州，然后大兵压境劝降孙权，虽然形势有利，但当时还有刘备﹑刘表﹑张鲁﹑马腾等军事集团存在，曹操集团在与孙权集团较量时受到的阻挠和掣肘比西晋伐吴时要大很多。
西晋伐吴时中原基本统一，蜀汉政权投降后长江上游已被西晋控制，西晋政权可以全力以赴完成对吴作战。政权核心也发生重要变化，曹操当时面对的是战略清晰﹑善于用人的孙权；西晋伐吴时司马炎的对手孙皓却残暴无道，君臣离心离德，自失民心。
实力优势在于人心
硬实力方面，西晋政权在完成国家统一时具备明显的实力优势。首先是晋伐吴时江北人才明显多于江南人才。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得以取胜﹑三国鼎立最终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曹孙刘三大集团的人才均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汉豪强地主集团分为士族地主集团和庶族地主集团两个阶层。士族地主集团多谋士，庶族地主集团多武将。曹操﹑孙权﹑刘备三家都是庶族地主集团，凭借个人的政治魅力和用人路线，收罗众多庶族战将，又得到出色士族谋士的支持，所以在赤壁之战中各有出色人才，江北政权对江南政权的人才优势不大。
但到了晋伐吴时，江北人才储备充足，而江南在孙皓的统治下少有人才施展的空间。良臣稀少，将士疲弱，陆抗死后已没有能与晋军对抗的出色将领。体制相似的情形下，君主贤明程度决定人才聚散。
其次是军事实力方面，晋胜于吴，较之赤壁之战时更具优势。晋﹑吴军队数量分别是50万和23万，最后进行统一战争时晋国动员了20余万军队包围南京，与吴军的数量比例基本上是1∶1。
虽然吴军数量也不少，水陆两军各在10万以上，且水军庞大，舰船5000余艘，有可以容纳上百匹马的大船，但晋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迅速建造大型船队，抵消了东吴水军的优势。
晋军大船可容纳2000人，能跑马。晋军在长江上游巴蜀地区造战船时砍削下的木片，遮蔽江面，长达7年，这使晋军已经有了一支足以与东吴抗衡的强大水师。
赤壁之战时，曹军对孙刘联军虽然有更大的数量优势，但西晋已有自己的水军，且养精蓄锐已久，而曹操当时只能靠刚刚投降的荆州水军伐吴，军心稳定程度和忠诚度都不够，遇乱则溃。战争中，人心之向背与士气高低往往是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是经济实力，晋对吴的优势超过三国时期曹魏的优势。三国时期，魏国人口440万，吴国人口240万，蜀国人口仅90万。赤壁之战前，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对经济破坏严重，加之庞大的养兵开支，曹魏财政紧张，经济优势不明显。
后来魏晋政权对农业问题极为重视，大兴农田水利，拓展军队屯田，为后来的灭吴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晋伐吴时，晋国土地面积是吴国的3倍（晋约700万平方公里，吴约240万平方公里），人口是吴国的6倍（分别约为1360万和230万人）。晋国的田租高出以前曹魏一倍，绢﹑绵税收高出一半，吴国也将税收提高一倍，粮食纳税十取四五。
但晋国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技术继承了汉代的成就并有重大创新与发展，农业生产恢复较快，而吴国所统治的岭南地区开发程度非常低，人口稀少，生产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其经济力量并不足以与晋国抗衡，在军备竞赛中日益暴露出经济上的不足。东吴宰相陆凯向孙皓指出：“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蓄”，可见东吴经济孱弱。晋对吴的经济实力优势已经相当明显。
策略运用成功
策略运用方面，晋国统一吴国策略与时机选择正确，准备工作充分，用人得当，军事指挥有方，成为统一成功的重要条件。
相较而言，曹操发动赤壁之战的时机和策略都有问题。赤壁之战时曹操是在连续征战﹑士卒疲敝的状态下与东吴开战的，当时谋士贾诩提出了安民休军的建议，认为可“不劳众”而可使“江东稽服”。
曹操不从其议，“军遂无利”。而孙﹑刘集团的抵抗策略事后来看判断准确。谋士鲁肃早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孙权本欲按鲁肃设想先沿长江发展，竞长江所极与北方曹操争夺天下，但荆襄投降使曹操突然占领长江中游，强敌当前，孙权改变策略，借荆州给刘备，是极其明智的战略抉择。刘备集团则看到联吴破曹的机会，诸葛亮游说孙权时准确预测到：“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当发动战争的时机不成熟时，战争结果有较大不确定性。
晋灭吴的统一战争因准备充分，条件也较赤壁之战时成熟许多。从晋武帝司马炎与羊祜密谋伐吴开始，到发动统一战争，西晋准备了11年的时间。期间晋朝多数大臣反对伐吴，而羊祜﹑杜预﹑张华﹑王濬等则力劝晋武帝下决心伐吴，完成统一。王濬以“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等理由劝说晋武帝伐吴。
从后来的灭吴战争进程来看，羊祜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和及时的。晋灭吴的战争规划也比曹操清晰。曹操在赤壁之战时，虽也兵分水陆两路，以江上水军为前锋，以北岸步骑重兵为接应的战略部署，事后又部署了江陵﹑当阳﹑襄阳等地的守卫工作，然后北还，但多为随机应变之举，不似晋军出兵前的缜密规划。
羊祜在《平吴疏》中指出，灭吴战争要多路进兵﹑水陆俱下，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发起进攻。同时还要用旗鼓来迷惑敌人，用各种方法造成敌人的错觉，分散吴军兵力。趁其慌乱以益州（四川）和荆州（两湖）的奇兵乘虚而入。一旦晋军占据长江，吴军只能退保城池，放弃水战，如此则必败无疑。
这是一份科学的消灭吴国的军事战略规划，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羊祜在荆州的军事实践中对伐吴的策略有了新认识，认为伐吴最好的办法是从长江上游的巴蜀出兵，顺江而下，一举灭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赤壁之战的失败给予后人成功的教训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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