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种起源》：人类是怎么变富的？

人类发展史上最引人瞩目，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究竟是怎么变富的？

世界人均收入曾在全世界范围内长期停滞，营养匮乏使男性平均身高停留在160厘米甚至更矮。疾病在密集的人群中传播不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比不上狩猎采集时代的祖先。这一切直到1800年工业革命发生才发生改变。

1789年，一位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对这个现象做出了人类社会长期陷入增长陷阱的解释：人类之所以永远挣扎在温饱线附近，是因为人口增长率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人均收入又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下降。于是人均收入一旦高于温饱线，人口增长就会稀释富余的果实，使人均收入永远徘徊在勉可果腹的水平。

200多年来，马尔萨斯的理论—「富则生，穷则死，人多就穷」已经几乎是所有科学家思考历史的基本框架，是几乎所有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底色。

可是，《富种起源》的作者吴乐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马尔萨斯其实错了。真正桎梏人类陷于长期贫困的“神咒”和马尔萨斯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即使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也不是马尔萨斯机制。

《富种起源》这本书旨在挑战并代替马尔萨斯理论，为人类社会前工业时代的长期贫困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并带领读者探索比马尔萨斯陷阱更重要也更迷人的问题，人类是如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工业革命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人类是怎么变富的？

身高能否作为马尔萨斯陷阱存在证据？

验证马尔萨斯陷阱的存在，需要跨度上千年、包含世界各地的历史数据。其中最令经济史学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证据是人类的身高。

众所周知，身高是由基因和生长环境共同决定的。其中，基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种内部个体间的差异上。族群之间的平均身高差别主要反映了胚胎和幼年时期营养、饮食习惯的差异。在大数定律下，身高的确能反映一个社会的营养水平。

下图中展示出了欧洲男性身高在过去 2 000年中的变化。从考古学家收集的骸骨看，欧洲男性身高一直徘徊在 170 厘米上下，直到最近 100 多年才开始蹿升。

支持的身高作为证据学者认为，既然身高反映了胚胎和幼年时期的营养水平，而一家人只要日子还过得去，吃喝上不至于亏待了孕妇和孩子，那身高不就反映了人均收入吗？所以，身材的矮小和停滞被当作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核心证据。

那么为何在《富种起源》这本书中，作者认为身高证据作为马尔萨斯陷阱的证据不可靠？

从骸骨看，古罗马时期的欧洲人并不比其他时期高，甚至还略矮几厘米。古罗马的历史记载也表明罗马共和国士兵的个子普遍要比他们的对手高卢人矮。

不是说身高反映胚胎、幼儿时期的营养，进而反映人均收入吗？如果罗马真的那样富有，为什么罗马人的个子那么矮呢？

其实，用身高来评估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是错误的。平均身高能反映一个社会的营养水平和卫生条件，但不能反映这个社会的人均收入。

吃饱了能长个子，可是家里添台电视机，个子也会变吗？身高充其量只反映生存必须品的富余程度，并不能说明效用品的情况。而社会发达程度恰恰表现在效用品与生存品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产出结构和社会文化倾向。

罗马人的富，主要富在效用品上，而不在生存品上。

某种程度上，罗马人矮，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效用品部门太发达，城市化程度太高。

根据当时社会学家的描述，古罗马的城市中居住环境非常拥挤，大多是全家人住在同一间房间，大部分下水道都是裸露在外的，人们甚至经常在晚上直接从楼上向窗外倾倒夜壶。街上还不时有被随意抛弃的尸体。

生活在这样拥挤、肮脏的大城市，人会感染各种疾病，预期寿命会缩短。如果有孩子的话，孩子的营养得不到保障，成年后的身高会受到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城市的人均收入依然远高于周围的乡村。

如果不是为了城市里光怪陆离的娱乐环境和丰富的教育、交友和职业机会，怎会有人愿意忍受这样逼仄的环境，放弃婚恋生育的机会，接受预期寿命的缩短，还要从盖了瓦房的农村搬到城市里来住呢？而这些娱乐、教育、交友、职业的机会都是吃不进嘴的效用品。

那么，是不是身高对于人均收入的比较完全没有价值呢？

也不是。以身高度量人均收入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产出结构。一个社会平均身高低，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因为人口平衡线过于偏左，还是因为其产出结构太倾向于效用品。

如果是前者，比较尚有意义；如果是后者，小人国也可能很富裕。只有在一个社会内部，当所有人面对同样的产品比价，身高才能反映出收入的多寡。所以，考古学家可以研究古代墓葬中主仆间的身高差距来判断贫富差距的大小，但是跨地区、跨社会、跨时代的比较就不那么合适了。

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出现在英国？

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文明史的重大变化，但从工业革命诞生开始，大家就在询问：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其他地方，而是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呢？

英国最早启动工业革命并非偶然：孤悬海外，恰可做突变的温床。英吉利海峡宽窄适宜，既有通商之便，又能抵御外敌。大不列颠不大不小，刚够养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又便于统一，避免岛国内部“去菁存芜”的制度竞泽。

而且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得以适度摆脱欧洲的制度基因流，所以能更好地适应本地环境。

英国王室本来兼有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部分领土，但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失败后，英国王室被迫放弃大陆领土，只能全神贯注于岛内经营。

就好比一个小种群在与母种群隔后，得以加快适应本地特殊生态位，并由于这种适应性演化，开拓了相邻的生态位——当新大陆被发现后，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能更快速有效地调整本国的制度、政策、文化，以应对远洋殖民和贸易的需要。这些都是岛国星火的独特优势。

虽然英国成功“突围”，但是实际上绝对多数隔离小种群的下场都是早早灭绝——岛屿鸟类的灭绝概率是大陆鸟类的50倍以上。

如果没有火药帮助欧洲顶住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压力，不是新大陆的发现放大了英国的地理优势，恐怕英国这个星星之火也会早夭。

近代欧洲的成功，其特殊性不在于军事、科技、商业或者制度中任何孤立的一项，而在于这4项之间循环式的关联。

军事斗争的确在其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但光有军事和制度，没有其他要素的推动，扑腾不起更大的水花。

同样的道理，我们固然重视科技、商业和制度，但是如果当初这些领域的创新与国防无关，甚至妨碍了国防，这些创新终将是昙花一现，无论它们能挣多少钱，能让多少人醉生梦死，也绝对无法开启席卷全球的现代经济增长。

文一教授提出了“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这个概念，并用它来解释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西方的崛起：

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工商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为单位、以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利润竞争和市场扩张为目的、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动力的“丛林竞争”史。

在这场军事与商业互动的竞赛中，欧洲国家用战争手段来推动和捍卫海外商业利益，再用商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来支付战争费用，从而获得可持续的商业资本积累和国家军事力量建设。

在文艺复兴之前，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还是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西征，或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中国面对北方匈奴侵扰的战争，又或是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农民革命，很少具备这样的“军事—商业”双重属性。而这样的新型“商业—战争”循环加速器模式恰好是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壮大的助推器。

人口红利与人口陷阱

绝大多数研究——人类社会如何从马尔萨斯时代过渡到索洛时代（工业革命后200年）的大一统增长理论，都会把人口转型放在中心位置。

在琼斯模型中，之所以发生人口转型，是因为有钱人养孩子要放弃更丰富精彩的娱乐。人们耽于享乐，越富越少生。上述机制只限制了人口而已。除了享乐和生育之外，人们还有第三种花钱的渠道，不仅能挤占生育资源，还能促进收入增长，这个渠道就是教育。

人可以选择生10个孩子，让他们整日在泥里滚，或者只剩一个孩子，天天逼着他弹钢琴。在马尔萨斯时代，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但是长到成年的孩子寥寥。而在工业时代，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后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大一统增长理论领域最著名的研究学者盖勒教授认为，教育回报的上升是内生增长的结果。人口扩张后，技术进步加快，旧技术的淘汰也变快了，为了让孩子赶上新的技术前沿，父母在子女教育上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教育的投入挤占了对子女数量的投资，人口转型随之发生。

与此同时，教育提升了人力资本，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人们因技术进步而投资教育，教育投资又带来技术进步，这个正反馈过程解释了为什么转轨一旦发生，技术进步和人口转型会如此之快。

但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没有提到古罗马的辉煌与毁灭，也没有提到古代中国经历的繁荣与衰落。仿佛人类文明史在近代以前的跌宕起伏全部被抹平，只要熬到一定的人口数量，或者基因进化到一定程度，现代经济增长就能魔法般开启。

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拥有比英国更多的人口，难道中国和印度也站在工业革命的门槛上了吗？

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人口急剧膨胀后，不仅没有开启工业革命，反而人均收入下降了呢？

爱尔兰和英国如此邻近，而且土豆为主的饮食特点使17世纪的爱尔兰人口倍增，为什么爱尔兰反而变穷了呢？

即使在当代社会，还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国家处于前工业化社会，为什么它们迟迟无法开启经济转型？

人类文明有过那么多起伏，无论是生育行为、教育行为，还是工商业发展，都曾在1800年以前取得长足进步。按照多重均衡的特性，导火索早该被点燃了，再加上正反馈机制的放大作用，为什么要等到 19 世纪才能启动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这些大一统增长理论其实对历史事实施加了很牵强的假设：古代是低均衡，现代是高均衡，所以古人的行为方式必须与现代人有所不同—古人不懂得富而少生，古人不重视子女教育，古人不追求商业成功，古人不懂遵纪守法，古人耽于暴力取胜……

而在本书《富种起源》中的西西弗斯增长观下，历史不是线性演进的。富而少生、重视教育、商业文化、司法实践、和平与治安，都曾在漫长的文明史上反复出现过、发展过、消失过、恢复过。

富种起源不是因为某种人类行为发生了从无到有的变化，而是因为这些行为的持续性和传播性发生了从弱到强的逆转。

在传统历史观下，说一个社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就是嫌人口多，要启动增长。药方无非就是人口转型，也就是少生孩子。工业化在转型模型中的意义，与其说是创造财富，不如说是通过增加女性就业来降低生育意愿。

在《富种起源》这本书的视角下，工业化知识无数具有节育效应的效用品中的一种。要是少生孩子就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那人类历史上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部落何止成千上万，只是它们早已遗迹难存，自人缘揖别，在奢侈淫逸中自取灭亡的族群难道还少吗？

其实，工业文明的成功并不是在抑制人口上，而是在增值人口上。

近代以来，大多数社会的人口转型都服从一个规律：工业化首先会降低人口死亡率，提高预期寿命。在这个效果持续一段时间后，才会有生育率的急速降低。因此，工业化在初始阶段，首先会带来人口的快速扩张，而不是下降。

工业化国家增长了人口，打赢了战争，繁荣了贸易，输出了移民，把自己的基因、文化和技术撒播到其他国家，这才使工业化成为一场革命。

如果工业化从一开始就让人口萎缩，打一仗输一仗，关起门来织绣花枕头，那工业化就不会有机会席卷全球，工业造物也只会像成千上万种普通效用品那样湮灭无闻，只配到博物馆里被当作考古珍奇来陈列。

从小的视角说，马尔萨斯机制并没有错。给定资源，人少一点，人均数据上当然能富一点。但这么点琐屑变化在结构性变迁的滔天巨浪里，不过是一粒反向溅射的水珠而已，就算工业社会不发生人口转型，人类照样能够摆脱马尔萨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