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关系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常被具象化为“君相矛盾”，或者“君主专制的演进过程”，前者细化了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却忽视了宰相所代表的官员群体，后者虽然宏观表述影响君臣关系的制度性建设以及发展脉络，但常见的还是走了“君相矛盾”的调调，没能具体揭示演变的关键环节。本文试图从解决上述的问题。
先秦时期——由家仆上升至官僚
君臣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结果，君主是逐渐从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氏族族长等演化而来。臣的本义是奴仆，应是通过各种战争的俘虏演化而来。“象形。甲骨文字形，象一只竖立的眼睛形。人在低头时，眼睛即处于竖立的位置，字形正表示了俯首屈从之意。本义：男性奴隶。”[1]
“臣”字部分甲骨文
从宏观角度上理解，夏商西周是君臣关系的起源初始阶段，具体可以表述为臣作为君的家仆或奴仆。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制度，通过等级的形式将“君臣”的名分具体确定下来。
“春秋以后，随着职业官僚制度的确立，韩非把君臣关系解释为雇佣关系，而俸禄与效劳，又是雇佣双方所履行的义务。”[2]这一时期，臣由原先奴仆性质上升为政权的官僚，臣不是君主个人家奴，而是成为政权中的一员，君臣有共同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二者关系是对等的。相较于夏商西周时期而言是较大的发展。孟子在《离委下》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表述：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秦汉至两宋——君臣共治
历经先秦对世卿世禄制的打压，在秦汉时期，封建官僚制度得到巩固和推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朝二世而亡，汉初施行“无为而治”，从某种方面来说二者缺乏相应时间来完善封建官僚制度，以至于秦朝和汉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贵族政治，具体表现为秦朝依旧沿用按军功受爵，汉初形成“布衣将相”的局面。这样的局面逐渐被改变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具体而言是通过董仲舒来实现。
“董仲舒认为皇帝代表'天意’，是万民的主宰，论证君权的神圣和至高无上。在君臣关系方面，董氏认为君权不可违抗，臣必须绝对服从君主。他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把'三纲’'五常’视为宇宙间的神圣法则。”[3]
但可惜的是，汉武帝的继任者们并没有能力开拓或守住其时期的荣光。西汉后期逐渐为世家大族，豪强，大地主所架空，东汉尤甚，察其本质可以称为贵族政治。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地方势力发展，皇权弱化，东晋时期形成的门阀政治便是典型按例。这一时期，君臣的关系仅仅是维持名义上的君臣之分。直至隋唐时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雄主们利用科举制，三省六部等制度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其内在的逻辑就是想摆脱贵族政治的束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君主专制。
唐末五代，汉魏以来的贵族政治及其相适应的门阀终是破灭于混乱。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之弊，设计了一整套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措施，其核心在于建立以君主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系。出于对历史教训的吸取，有宋一代“崇文抑武”，真正达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正如有学者所言“唐宋，科举制问世并发展，稳定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君臣关系中主从色彩又在淡化。尤其是理学问世后，士大夫祟奉的儒家思想，有了追求的终极目标:道与理。在君臣关系上，除了强调'忠君’外，士大夫还强调'道’和'道统’，强调君、臣都要服从道，道统先于君统。于是，君臣关系呈现出一定的进步迹象。宋代一些皇帝曾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有了不杀文臣士大夫的不成文规定，士大夫获罪，一般只流放而不杀头。足见，唐宋君主专制和君臣关系，大抵属于开明型的。尤其是宋代士大夫地位有所提高，人格上受到了一定的尊重，可以说是士大夫受优遇和君臣关系的'黄金时代’”[4]
蒙元至明清——君臣关系奴仆化
元明清时期的统治状况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游牧民族统治习惯的影响造就了别样的君臣关系。虽然其间有明朝，但我们很难说明明朝不受蒙元统治的影响。在明末有思想家就深刻察觉明朝的君主与汉唐时期的君主不同。“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
我们将蒙元至明清时期的君臣关系宏观表述奴仆化，具体为君主是主人，臣下是奴仆，这并非是三代时期的反复，三代时期的奴仆尚带有一丝家臣抑或尊重的意味，而元明清时期的奴仆则沦为赤裸的工具人，无任何尊严可言。而这一切的肇始还得从元朝说起。
“忽必烈等将草原主奴从属习俗带入官僚系统，带人君臣关系。朝廷内外大臣统统被当作黄金家族的奴仆，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捶击大臣，不胜枚举。皇帝杀死宰相及其他大臣，频繁发生。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忽必烈诏谕：'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在忽必烈的心目中，宰相也好，一般臣僚也好，都是自己的奴仆。勤于职守，为主人效犬马之劳，就是称职的好官;反之，不勤于职守者，格杀勿论。”[5]
“蒙古人进人汉人社会，在整个社会上蒙上一层奴役网。在他们看来，全社会的财富都是他们的财富，全社会的人民都是他们的奴隶、农奴、工奴。稍后，奴隶制的发展虽然停滞了，农奴、工奴却保留着。农民、工匠等，都是吃他们的粮，供他们役使的，都给他们当差。明朝的制度，大多是从元朝继承下来的。洪武初年所恢复的版籍，就是元朝的版籍。在明朝皇帝眼里，亦如在元朝皇帝眼里，全国所有人民都是池们的当差的，皇家有什么差须要人去作，就拨出一部分人去专作。全国户籍是按差来分的。……编户变成了差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这变局是由元开始，明继承的。全国人户都是皇帝的当差的，这是明清专制主义的基础。”[6]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历经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并非是我们惯用的表述“削弱相权以强化皇权”能够概括。在历史的学习上我们不仅要尊重由来已久的表述，更要在尊重之后能够“见惯而怪之”，将求真、求实作自己应有的发挥，不负历史。
参考资料：
[1]https://www.zdic.net/hans/%E8%87%A3；
[2][4][5]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文史哲》，2013年第6期；
[3]王国良，“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论的演变”，《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
[6]何兹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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