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融合——从古罗斯到基辅罗斯帝国
东斯拉夫民族是斯拉夫民族的一支，长期生活在西方所谓文明世界的最东边缘，因此相对于斯拉夫人的另外两支——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较小，保留了很多斯拉夫族群的民族底色，并吸收了部分带有拜占庭和蒙古鞑靼特征和历史文化传统，相对于西方文明具有更强的文明异质性。公元882年，来自北方的瓦良格征服者留里克在基辅建立起了基辅罗斯公国（Rus），拉开了东斯拉夫民族封建统治的序幕。此后的一百余年，基辅罗斯在东欧平原上蚕食扩张，征服了一片广袤的疆域，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推动了内部的整合。基辅罗斯内部的统一和认同随着国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最终在十世纪末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达到了巅峰。弗拉基米尔大公为了在权力以外找到一种统一的原则[1]，选择了引入东正教来作为基辅罗斯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引。以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为标志，基辅罗斯皈依了东正教，并借助东正教构筑起了一种建立在强化原本的泛斯拉夫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完成了在从古罗斯到基辅罗斯帝国的转变。“由于选择了基督教而非伊斯兰教，弗拉基米尔使罗斯与欧洲而非中东联结起来。由于选择了东正教而非天主教，东斯拉夫人与其西部的天主教邻居分隔开来。东正教帮助罗斯建构了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为大部分斯拉夫文化奠定了基础。”[2]弗拉基米尔选择东正教，不但为罗斯提供了构筑身份认同的必要基石，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罗斯的未来选择的方向，即基督教世界，哪怕只是一直徘徊在边缘。基辅罗斯版图
二、蒙古冲击下的分裂——西南罗斯与东北罗斯
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父子的统治下，基辅罗斯到达了极盛，成为了欧洲中世纪前期有数的强国。但是好景不长，从11世纪中叶开始，基辅罗斯逐渐解体，散碎成了一个个的小公国。最终分别以今俄罗斯境内的苏兹达尔一弗拉基米尔公国和位于今乌克兰中西部的加利奇一沃伦公国作为核心形成了两块罗斯聚集地，也即东北罗斯和西南罗斯。其中的东北罗斯逐渐演化成了沙俄的前身莫斯科大公国，而西南罗斯则成为了现代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源流。13世纪蒙古横扫欧亚，罗斯诸王公的王冠坠入了草原的烽烟。曾经辉煌的基辅罗斯分崩离析，罗斯民族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开始了徘徊于东西之间的漫长旅途。分裂后的基辅罗斯
（一）东北罗斯
在1240-1480的这近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3]（东北罗斯）处在被称为鞑靼桎梏的蒙古统治时期。这段时间长期受到俄罗斯主流史学界的否定乃至忽略，认为蒙古人的统治是罗斯民族的屈辱和文明的倒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鞑靼桎梏”的时代，俄罗斯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蒙古的影响。尤其是在制度文化方面，蒙古大汗废除了波雅尔贵族和维彻对俄罗斯王公们的掣肘，并通过“八思哈”制度授予了俄罗斯王公直接统治的绝对权。作为宗主国的强大外力击碎了俄罗斯原本带有民主色彩的基辅罗斯式政治制度。让俄罗斯的政治构建逐渐走上了东方式的集权专制道路。专制制度从此便被带入了俄罗斯的政治惯性中，作为俄罗斯制度文化东方化的表征，也是俄罗斯相对于西方的“异质文明”内核的体现。不只是政治上的专制，在军事上，俄罗斯模仿蒙古的“怯薛军”编组制度建立起了新的东方式军制；在法律方面，用蒙古《大扎撒》式的严酷刑罚取代了原本《罗斯法典》的温和律令；在赋税方面，学习中国的税制构建起一套以人头税和户口登记制度为基础的索哈税制。不仅如此，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俄罗斯也受到了来自蒙古的很大影响。正如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说：“揭开一个俄罗斯人，你就会看到一个鞑靼人”。“鞑靼桎梏”的时代为俄罗斯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来自蒙古的烙印，自此，俄罗斯民族的底色被注入了东方的元素。如果说此时的东北罗斯是在桎梏下被动的接受了东方，西南罗斯就是主动张开怀抱拥抱了西方。西南罗斯的核心加利奇一沃伦公国虽然也经历了蒙古的入侵和破坏，但由于地处罗斯版图的西部，距离金帐汗国的中心较远，蒙古人对这里的掌控力相对较弱，使得加利奇的王公们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加利奇公国一面顺应金帐汗国的统治以获取生存空间，一面积极与西方邻国接触，力图与波兰和立陶宛一同构建起一个地区联盟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随着与中西欧联系的深入，西南罗斯接纳了很多来自中西欧的政治文化传统，如对波兰和匈牙利式贵族政治体系的借鉴，这些来自西方的文化和蒙古征服所带来的东方文化元素相互碰撞融合，为西南罗斯兼具东西方特点有时甚至相互抵触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在东西方间摇摆不定的立场奠定了基调。十四世纪中叶，蒙古对罗斯的统治开始进入后半程，加利奇公国的历史却走到了终点。伴随着近一个世纪波兰和蒙古的反复倾轧，加之继承纠纷造成的国力内耗，公国再无力维持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存在。最终在1352年，公国被波兰与立陶宛瓜分，加利奇地区和沃伦的西部被波兰王国占领，基辅和东沃伦等地区并入立陶宛大公国的版图，乌克兰人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此中断，此后，乌克兰民族长期作为一个自治性质的省级政权存在，交替依附于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以及在该地区偶尔出现的其他强权。从现代东斯拉夫民族的三国格局看，东斯拉夫的拼图还剩下最后一块，即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向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基辅罗斯时的波洛茨克公国。波洛茨克公国由一位留里克的诺夫哥罗德王公在980年征服后始建，此后11-13世纪的基辅罗斯封建分裂时代中逐步扩张发展，直到13世纪的蒙古西征。虽然由于地形的阻隔，蒙古人的铁蹄并没有直接踏上这篇土地（这也成为了白俄罗斯国名中“白”的由来，意为“自由的”[4]），但在蒙古征服中，白俄罗斯与罗斯其他部分失去了连络，陷入了与同族分隔孤立无援的境地。13世纪，西方强邻立陶宛大公国崛起，整合了波罗的诸部落之后兵锋向东，西罗斯人的公国或臣服或被直接吞并。立陶宛大公国在这个过程中兼并了现代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的大部分土地，波洛茨克公国也在此列。此后白俄罗斯民族一直作为公国的一个民族部分，和立陶宛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经历了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等多个历史时期，直到沙俄占领后被并入沙俄。十月革命后，白俄罗斯取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并在后续的苏联统治时期完成了苏联体制下的国家构建，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白俄罗斯民族才第一次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世界上。白俄罗斯人有着相当长的立陶宛/波兰统治时期，这种来自西方而非蒙古的统治经历造就了白俄罗斯族群相对于罗斯其他部分的不同，白俄罗斯人在与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的长期共存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糅合了原始斯拉夫和波罗的民族文化特征，同时受到天主教和波兰文化的极大影响，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与罗斯主体相异的白俄罗斯民族。需要注意的是，立陶宛人对白俄罗斯地区的征服是一个相对和缓的过程，对白俄罗斯人统治也保留了大量的斯拉夫传统。白俄罗斯人口长期在立陶宛大公国的人口组成中占多数比例，到了13世纪末，甚至占到了大公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因此，白俄罗斯民族在立陶宛大公国内更多的作为一个相对平等的国家构成部分而非被征服者的身份存在，在后续的波立联合中，白俄罗斯人也延续了这种地位。这种相对平等的地位使得白俄罗斯对波立联合体的离心倾向较弱，远没有同样处于波立统治下的乌克兰西部罗斯被征服者那么强烈的独立欲望。这也使得白俄罗斯的民族意识觉醒较慢，较晚的完成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到构建。三、沙皇治下脆弱的统一——大俄罗斯与小俄罗斯[5]
1238年蒙古人征服罗斯后，在罗斯故地建立起了一套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为核心的统治秩序，即通过弗拉基米尔王公统合其他罗斯小公国的王公贵族，以作为蒙古意志的代行者，以藩属的形式为蒙古人征收税款并统治罗斯民族。弗拉基米尔大公国虽然名为大公国，但其实是一个不巩固的政治联合体。其内部各个大小公国的王公都是原基辅罗斯留里克王朝的后继者，也因此，诸王公之间也时常围绕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公位爆发冲突，争夺公国名义上的统治权。14世纪初，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通过战争击败了其他罗斯公国，取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之位，成为了蒙古意志的代行者，获得了为蒙古人收税的权力，莫斯科大公国从此开始领导罗斯各诸侯。凭借着名义上的正统地位和蒙古人的支持，莫斯科大公国国力日盛，逐渐整合统一其他罗斯公国。而这个过程中，罗斯的宗主国金帐汗国却逐渐分裂衰落，最终分裂成五个互不统属的汗国，在东欧和西北亚的霸权分崩离析。15世纪下半叶，经过百余年的此消彼长，金帐汗国的后继者们再无法维持对罗斯的有效统治。在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于乌格拉河岸击败大帐汗国（金帐汗国的正统分支）的阿合马汗的大军后，蒙古对罗斯地区的统治正式宣告终结，原本的仆从国莫斯科大公国取得了罗斯的最高权力，结束了蒙古对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罗斯人的命运终于回到了罗斯手中。在伊凡三世（1462-1505）及其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的统治下，莫斯科大公国击败了宗主国蒙古人，脱离出了藩属的枷锁；并兼并了雅罗斯拉夫尔、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普斯科夫、梁赞等重要罗斯公国，基本完成了罗斯国家的整合；同时与立陶宛大公国开战，夺回了罗斯故地斯摩棱斯克，树立了东欧强国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大公从“几个平等王公中的最有权势的一个”变成了“全俄罗斯唯一的君主”，莫斯科大公国完成了对罗斯的整合形成了君主专制国家的雏形，也构建起了基辅罗斯之后罗斯民族新的民族认同——俄罗斯认同。俄罗斯认同是近现代俄罗斯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石，贯穿了从莫斯科大公国到现代俄罗斯联邦的各个历史阶段。“大俄罗斯”概念包括在俄罗斯认同中。伊凡三世父子所整合的罗斯国家正是“大俄罗斯”这个概念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但后续伊凡雷帝（伊凡四世，瓦西里三世之子）改莫斯科大公国为俄罗斯沙皇国，“大俄罗斯”这个词的政治概念才得以彰显。僧侣伊利亚在抄写一本书时，将伊凡四世称为“全大俄罗斯的专制君主”，1564 年的《圣徒》（«Апостол»）后记也使用了“大俄罗斯”一词。“大俄罗斯”出现在沙皇的冕号上，逐渐有了对沙皇合法性的认可意味，成为了莫斯科罗斯统治正统性的一个象征。虽然“大俄罗斯”是对莫斯科罗斯的指代，但在莫斯科罗斯却少有人使用，那里的居民更多的将脚下这片土地直接称作罗斯或俄罗斯。这种情况在“小俄罗斯”地区则截然相反。“小俄罗斯”最初专指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加利西亚王公尤里二世在 1335 年写给德意志骑士团首领迪特里赫的一封信中，就自称为“全小俄罗斯的王公”（князь всей Малой Руси）。到了15世纪，“小俄罗斯”所指代的疆域有所扩展，涵盖了现代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等地区——也即基辅都主教区。从基辅罗斯到沙皇俄国的数百年间，“小俄罗斯”的地理意义几经变迁，但这个概念的核心群体始终是乌克兰到白俄罗斯一带的东斯拉夫族群，无论统治他们的是立陶宛大公、波兰国王，还是沙皇。1569年，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为了应对伊凡雷帝治下沙俄的崛起和扩张，在1386年克列沃联合所缔造的君合政体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联盟，史称“卢布林联合”，自此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合并成了一个国家，即波兰立陶宛联邦。在联邦中，波兰文化被视为“最高贵的”，波兰人也因此掌握了联邦的主要权力。大量原立陶宛大公国统治下的罗斯土地——多与现代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重合，被交给了波兰贵族进行统治，而波兰式的统治远没有原本的立陶宛人柔和。在原本的立陶宛大公国中，虽然统治者立陶宛民族本身是波罗的异族，但是在长期的相处中已经斯拉夫化，语言、宗教、文化各方面都与罗斯土地上的原住民趋同，斯拉夫波雅尔也在大公国的权力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波兰人的到来改变了联邦内原本罗斯土地的统治模式，波兰语取代了原本的斯拉夫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天主教取代东正教成为了主要信仰[6]，异质文化的入侵加之波兰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残酷剥削，在乌克兰地区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酿成了1648年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由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领导而得名，这次起义动摇了波兰对乌克兰的统治，并进而建立起了被称之为“哥萨克酋长国”的地方自治政权。虽然赫梅利尼茨基在起义中战胜了波兰人，但鉴于实力的巨大差距，哥萨克政权的稳定存在必须寻求外部支持。在东欧列国中，赫氏选择了国力蒸蒸日上的沙俄。1654年，俄乌签订了著名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哥萨克们向沙皇献上忠诚，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在基辅罗斯的分裂后重新走到了一起。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是乌克兰反抗外族压迫的一场胜利，但这场胜利是不完全的——乌克兰民族从波兰人那里赢得了自由，又转而拱手将其献给沙皇。这种妥协当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也导致了乌克兰地方政权长期以来只能作为地方自治政权存在，同时也成为了乌克兰依靠域外国家政治传统的历史发端。《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签订长期以来被视为俄罗斯民族和其他东斯拉夫民族（小俄罗斯）的重新统一，从1654《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以来，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处在同一政权的统治框架下。帝俄时期，乌克兰民族并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支族，即“小俄罗斯”。这也是当代俄乌问题激化下，乌东顿涅茨克共和国所提出的“建设小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渊源。沙皇政府极力抹杀乌俄两族的区别，力图构建起一种“全俄罗斯”
的认同。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在沙俄与波立联邦的长期拉锯中，乌克兰（哥萨克酋长国）被迫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乌克兰向东不断被俄罗斯同化，西乌克兰朝西持续被波兰统治。乌克兰的东部逐渐融入了俄罗斯认同之中，而西部则带有更多的天主教世界特征。不同的发展轨迹造成了乌克兰东西部文化认同的差异，这也为现代乌克兰内部的区域对立和社会对抗埋下了伏笔。[1] Полонська B.H.: Icтopig yкpaīни. KиÃв:
Либiдь, 2002, т.1. C. 113.
[2] ［美］保罗 ·库比塞克著，颜震译：《乌克兰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3] 本文所指的俄罗斯仅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单元，不同于沙俄、苏联或如今的俄罗斯联邦。本文中出现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名词亦如此。
[4] 关于白俄罗斯的国名成因有多种解释，这里笔者采用最为广泛接纳的一种。其他解释详见李中海《“罗斯”历史称谓考》
[5] 大小俄罗斯概念的产生源于东正教都主教区的划分，但在本文中采用其政治地理概念以阐述东斯拉夫民族内部的国族认同问题
[6] 波立联邦的信仰转变夹杂了宗教改革带来的新教和东仪天主教的生发，但是站在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信仰的角度，是罗马天主教逐渐取代原本的东正教。
文：冕上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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