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20个真相

        和本文有关的更深入的历史思考见下文：

《中国文化的深沉结构》

1、定义人类文明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比较关注的是人类各个阶段的食物来源问题，这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是首要问题。

不同的食物来源或生产食物的动力来源决定着不同的文明形态。因此，我定义人类文明依次经历了采摘（狩猎）文明、农业（畜牧）文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当前正处于商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交界，未来还将迎来智能文明。

2、采摘和狩猎本质上都是采集食物，畜牧和农业本质上都是复制食物。畜牧是较为低效的对动物的复制，农业是较为高效的对植物的复制。

在农业发展的初期，由于产量低下，劳作艰苦，人类的生活并不好过。

在坚持了非常漫长的时间之后，农业进入成熟阶段，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人口增长和食物供应不足这一组矛盾，出现了剩余食物，并因此迎来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社会化分工。

3、社会化分工必然会产生阶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增了一个动力——阶层流动。至此，这个动力会成为关键动力，一直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并且这个动力将不会消失——即意味着，阶级不会消失。

4、在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之后，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农业文明的发展程度。

以我国为例，考察其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你会发现她具有形成封闭帝国的先天要素。为了更显著，一定要对比欧洲。

在地理条件形成的屏障之内，短暂的分裂将被长久的统一取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稳定，而稳定则需要特定模式的帝国。

5、秦始皇是个偶然，但帝国是必然。

这个观点的底层是地理决定论。秦始皇靠一己之力、一人之愿，无法构建一个帝国。当时的中国也不可能继续维持相互制衡的联邦，否则周王朝就不会覆灭。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组建帝国，是历史的必然。但秦王朝注定短命。

6、在当下，痛骂秦始皇是一种正确。但是，秦始皇该骂的点是其残暴乖张、荒淫无度、杀害无辜，而非创建秦制。创建秦制非秦始皇一人之意愿所能为。

7、任何权力的底层都是暴力，没有例外。但仅仅依靠暴力，任何权力都没有办法长久维持，因此需要故事。

最初的故事全部跟神有关，这个神是人格化的，具有强大的力量，象征着绝对权力。

中国在商朝早期也讲神的故事，商朝末期开始讲“上天”的故事，到了周朝，故事的主角正式成为“天命”，此后延续两千多年。

8、暴力为权力提供了基础，故事为权力提供了稳定。

本质上来说，故事让权力可以合理地使用暴力，为权力拥有者提供了合法性。

在周王朝时期，故事通过周礼“演绎”出来，通过各种仪式使其深入人心。后来孔夫子要恢复的，就是这个周礼。受历史局限，夫子很天真，他也不想想，如果周礼真的有用，怎么会出现春秋？

9、后来，故事逐渐演变为法律，彼时的法律还很粗糙，但与今天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维护其对应文明的秩序。

法律不为人类幸福负责，也不会为正义负责，只为秩序负责。幸福、公平、正义这些内容，是秩序下的衍生品。

10、秦始皇通过郡县制将其权力和王法伸入到疆域内的各个地区，妄图只依赖暴力和法律统治那么大的疆域，过于自负，注定失败。

刘邦的聪明在于，和各地望族达成默契——至此，家国同构成为维持帝国统治的核心操作。国有国法，是为王法；家有家规，是为家法。

朝廷和地方这一组关系中，地方指的是各地宗族，而非各地政府。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根源在此。

11、再次强调，中国古代社会自秦朝起，就不再是封建社会，而是帝王专制社会。帝王专制并非某个人的意志使然，而是所有人的“共谋”，是历史的必然。

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稳定需要专制，专制需要帝王，帝王需要稳定，所以选择与地方宗族“合作”。后来，又选择了儒家成为帝国稳定的一块基石。

12、董仲舒是讲故事的高手，他或许真的以为“君君”所以“臣臣”，他或许真的以为在帝制之下，臣子还能像周王朝的三公那样制约王权。如果他真的这么以为，只能说他和孔夫子一样天真。不论怎样，董仲舒对帝制的“贡献”绝不比秦始皇小。

13、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职责就只有一个——为帝制服务。一方面巩固皇权的合法性，一方面协助皇帝治理国家。

皇帝是老板，贵族是股东，百姓是被收割的群体，官员是打工仔。打工仔的最高职位是CEO，即宰相。在帝制王朝下，CEO很危险，因为帝王没有商业文明时期大老板的觉悟。

14、地方的父权即是朝廷之皇权的影子，绝对权威，不容质疑。在知识分子界，树立了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师权”。

师权、父权和皇权，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威。其中，师权和父权都在为皇权服务，是皇权的支柱。中国传统文化中将“质疑”是为“忤逆”，从根源处已经决定了这一点，这造成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在读“死”书，行“愚”孝。

读死书这一状况，在今天并未有多大改善。

15、儒家读书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能谋取一个给皇帝打工的机会，此谓——学而优则仕。

古代知识分子十年苦寒只为当官，今天的诸多学子苦学十六年，也有很多去了街道办。这一点变化倒是不大。国人有官瘾，本质上是权力欲和攀比心的复合体。

16、古代官员分两种，一种清楚自己的角色，另一种不清楚。

清楚自己角色的官员知道自己服务的是皇帝，而不是百姓，所以升迁比较快，善于讨得上峰欢心；不清楚自己角色的官员读圣贤书读傻了，一边叼着皇帝扔出来的骨头，一边嚷嚷：我为苍生说话，我为百姓代言。

最高的虚伪是，连自己也被自己骗了。

17、独尊儒术后，儒家走向虚无。

这是农业帝制造成的，他们要么逃离，要么就选择虚无——伪。儒家爱面子也是真的，他们当官不仅为了俸禄，更是为了面子。

皇帝是掌握着众人面子的那个人，他想让谁荣宠，谁就可以荣宠。因此，在帝制时期，按趋势来说，官员成为奴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尤甚。

18、中国文人向来喜欢喊口号，这跟他们读所谓的“圣贤书”有关。

宋朝张载有四句话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算是古往今来最高级的口号了，让儒生听了，恨不得原地暴起，夜以继日。

但这铿锵二十字在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八个字面前，原形毕露，空话套话再好听，也抵不上一个事实来得深刻。

19、搞历史的很容易把自己搞成上帝视角，听历史的也容易把自己听成上帝视角。但是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真实性能达到80%那就非常逼真了。就这80%真的历史，还是挑挑拣拣写出来的，想要还原当时的各种情况，基本没戏。

20、历史远不如人性真实，概念远不如规律真实，口号远不如行动真实。看人，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世间哪有什么天生的英雄，不过是普通人撞上了一系列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