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林》1988年第2期，注释从略
孙中山、陈英士、蒋介石关系述论
莫永明
孙中山、陈英士、蒋介石之间的结交有十年多时间。对于他们的交往，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讳莫如深，有的论著甚至将陈英士排除于孙中山的革命行列之外。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辛亥、癸丑年间，反清讨袁是孙、陈、蒋共同的革命目标。陈英士建树的卓著功绩， 离不开孙中山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也离不开蒋介石对他的支持。因此，无视和否定陈英士， 就不能正确评价孙中山.撇开孙中山和蒋介石去分析陈英士，也不能正确评价陈英士，对于 后来孙中山重用蒋介石的原委也难以理解。
本文考察和分析1906年至1914年间孙、陈、蒋关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革命所产 生的作用和影响，祈请方家指正。
一
陈、蒋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开始了孙、陈、蒋之间的关系史，而陈则 是孙、蒋关系形成的中介。
陈英士东渡留学，开始了他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生涯。这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缘故。早在 浙江、上海习商期间，陈英士已受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孕育了 爱国思想和反清革命的种子。他在浙江石门善长典当铺当学徒时，得知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后极为愤慨，致书亲友，“痛言清廷失政，”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觊觎旅大之际，他认为要抵抗列强之侵略，武备必“不可缓”并劝其弟陈蔼士赴日学习陆军。义和团运动起，列强侵占京津地区，他致函其兄陈勤士，“愤言清廷昏聩”。在上海习商期间，他曾去长沙参加了抵制美货运动。少年陈英士，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位居卑贱而关心国事，坚信要求得进步，必须“自己训练自己”。他“深自奋勉，博置群书，日夜攻读，学识大进”；广交朋友、志士，革命情绪加深。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他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寻求革命的道路。正确认识陈英士早期的思想和品格，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日后积极追随孙中山的原因。
陈英士于1906年夏东渡日本后，进入由孙中山资助的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在东京，他第一次结识了孙中山，结交了黄兴、宋教仁、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党人。是年冬，加入同盟会，同时结识了留学日本的蒋介石（学名蒋志清）。蒋是1906年4月第一次赴日学习陆军的。他到东京后，由浙江奉化的盟兄、陈的同学周淡游介绍认识了陈英士。陈的同学魏伯桢后来回忆：那时他同陈和庄志盘三人借住民房，相处十分“友善”，彼此间“无话不谈。”每到星期日，“有许多同乡前来谈天，座上客常满，蒋介石也是其中的一个”。陈与蒋“两人相处，如同兄弟”。1906年冬，蒋介石离日回国，1907年夏入保定陆军部全国速成学堂学习，年终应陆军部考试及格，得选派留日。1908年春，蒋介石第二次赴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这一年，通过陈英士的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结识了孙中山。关于蒋加入同盟会和结识孙中山的时间，史书记载不一，但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由于陈英士的推荐，则是无疑的。
蒋介石加入同盟会后，结识了更多的革命志士。张恭、竺绍康、张静江等人都是他的好友。他经常同陈英士议论国事，痛斥满族统治者压迫汉人、投降列强、丧权辱国的罪恶 “筹议革命机务”。可以这样认为，反对清廷统治是陈、蒋亲密关系建立的思想基础，而同乡关系更增添了彼此交往的感情色彩。
这是孙、陈、蒋关系史上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既要看到陈英士和蒋介石已立志投身于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也要看到陈对蒋的栽培，不仅使蒋介石得到了接近孙中山的机遇，为日后孙中山起用蒋介石创造了重要条件，而且使陈英士在东京结为密友的张群、黄郛、邵元冲等人以后成为蒋介石掌政的骨干力量。
二
辛亥革命时期，是孙、陈、蒋关系史上闪烁着光辉灿烂的一个重要阶段。
1908年，陈英士受同盟会领导人的指派，回上海筹划革命。当时清廷大肆搜捕党人， “人心为之汹汹”，同盟会在上海的活动几乎停顿。要打开新的局面，困难重重。陈英士冒着风险，在上海设立了秘密的革命机关天保客栈，并约张恭等党人在上海商议革命方略，决定召开浙江各府属革命党代表会，准备发动浙江起义。旋因刘师培、汪公权的告密，天保客栈被抄，张恭遭捕，被投入南京监狱。陈英士多次冒险探监，“晓狱吏以大义”，使其优待张恭。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清吏大肆捕杀党人，陈英士又以上海新闻记者的身份，只身潜入广州救护党人。他吸取这次失败的惨痛教训，决定以上海为基地，准备大举。他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部同盟会。
有的论者认为，中部同盟会是陈英士“厚黄”“薄孙”的分裂行为。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笔者认为，中部同盟会是在同盟会总部组织涣散和南方边省起义屡次失败的情况下成立的，它的成立适应了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需要，在组织上它“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帮”；它的宗旨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坚持反清武装起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部同盟会在上海和江浙的光复和支援各地的反清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陈英士以庶务部长坐镇上海，在上海起义之前，陈英士掌握了几支武装力量：一是由张承槱、刘福彪组成的敢死队；二是由李平书等上海自治公所领导人掌握的拥有二千余人的政治武装集团——上海商团；三是中国国民总会模范体操团；四是回国参加上海起义的留学日本的士官学校学生。此外，他对上海的军警做了大最的策反工作，暗中掌握了清政府在上海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为光复上海，攻克杭州、南京等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孙中山对陈在光复前的活动和革命品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光复以前，奔走革命, 垂十余载，其间慷慨持义，联缀豪俊，神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
在攻打清政府在上海的重要军火制造厂江南制造局这一顽固堡垒时，陈英士“冒诸艰难”，同样表现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亲率敢死队二百余人，于11月3日下午，往袭制造局。他在与守局清军激战中被俘，被捆绑在厕所边的房内进行折磨。后经李燮和等人攻克制造局救出。
上海光复后，陈英士又参与筹划了杭州、苏州等地的起义，并组织了江浙联军，推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发动了南京会攻战。会攻南京的总兵站设于上海，陈英士负责筹备军饷服装、调拨舟车等工作，“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战斗打响后，陈英士“昼夜辛劳，如是者二十余日”。12月2日，终于胜利攻克南京。
孙中山对陈英士领导上海起义和在南京等地光复中的功业，多次给予高度评价。1915年 10月3日，孙说：“陈君为吾党健者，第一次革命，于沪上握东南之锁钥，其功最大。' 1916 年11月20日为陈请予国葬，《致各总长各议员函》中写道：“辛亥之秋，鄂师既举，各省尚多迟回观望，陈君冒诸艰难，卒创义于沪上。尔时大江震动，纷纷反正者，沪军控制咽喉，有以促之也”。1918年在总结辛亥革命时，他又指出：“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追随陈英士，积极投入杭州等地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也是后来孙中山起用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因素。
武昌起义后，蒋介石应陈英士之召，立即返回上海。蒋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思想说:“这一 年我正是二十五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
蒋介石于1911年10月30日到上海，立即拜访了陈英士。陈介绍了他最近亲赴杭州筹商起义的情况，布置了发动浙江起义的任务，并派蒋介石、黄郛、陈泉卿等前往杭州。蒋寄去诀别家书，决心“身殉革命”。到杭州后，在板儿巷老人弄警界同志顾乃斌家中召集杭州军、警、 学界革命党人代表开会，议决童保暄为临时司令官，葛敬恩、黄凤之、徐聘耕、王萼为参谋官，并举朱端为八十一标司令官，陈国杰为副官，俞炜为参谋官，顾乃斌为八十二标司令官， 傅孟、冯炽中为副官，吴思豫为参谋官，褚辅成负责筹组政府机构。会上还决定把杭州起义日期定在11月3日至7日之间。陈英士对蒋介石等人商定的计划十分赞同。这次会议可说是决定了“浙江当时的命运”。
会议以后，蒋介石等人返沪筹划汇款、运送枪械和接济等事，为杭州起义作准备。
11月3日，陈英士又派蒋介石和王金发、王文庆率敢死队一百余人，携带印信、旗帜、 枪械抵达杭州，寄寓奉化试馆和李谷香家，并告陈英士在上海已发动起义。于是杭州方面决定于4日深夜举事，由朱瑞下令，“先述革命宗旨，指示敌人方向，说明一切任务，宣告赏罚条例，然后发布口令暗号”。出发前，蒋介石在奉化试馆对敢死队的队员们说：“我们的革命，孰胜孰败，并不能根据数字来决定，革命军应该以一当百，我们这一百个人能够和一万个敌人战斗；还有，时机也是得胜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机，现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蒋介石在这次起义中担任炸弹队临时指挥官，他同王金发各率一支敢死队分别配合八十二标祁八十一标，与杭州新军一会党一起在占领城内重要据点后，攻击清政府浙江巡抚衙门。11月5日夜，杭州全城光复。
蒋介石从本回国后在上海和杭州的活动是他追随陈英士，投入革命运动的开端。蒋企 杭州光复中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陈英士筹划的起义计划的实施。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陈英士、黄郛任命蒋介石为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在此期间，陈英士对他十分信任，彼此关系密切。暗杀陶成章是极为机密的重大事件，陈物色蒋执行；为了“除陶以助陈”，经过精心策划，派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执行；案发后，“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陈其美之口实”，蒋将团长之职交由张群担任，自己避往日本。这清楚地说明陈、蒋关系之深。孙中山事先并不知道会发生“陶案”，但事后他不会不知道真情，而此案真相一直未公布，且在后来也没有影响孙对陈，蒋的重用。这是值得深思的。
民国建立前后，陈英士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孙中山组建临时政府的主张，孙中山则满腔热情地支持陈英士所领导的沪军都督府。为建设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
推翻清廷封建专制政权，建设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孙中山和陈英士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孙中山虽未参加武昌起义，但他是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从海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陈英士和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在哈同花园宴请孙中山时，“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是日晚，孙中山在寓所召集黄兴、陈英士、宋教仁、胡汉民等人专门讨论组织革命政权问题。会上，孙中山主张采用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则主张采用内阁制，设总理。陈英士和黄兴明确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并决定先示意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离沪赴宁就职时，陈英士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1912年 1月1日，孙中山离沪时，陈英士派出各方军队到车站持枪列队欢送。为了保证孙中山的绝对安全，他一方面派出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应桂馨和郭汉章等人组成的卫队，“随护孙总统赴宁”，另方面又派遣王金发化装为“总统专列随员”，身携双枪，暗中保护孙中山。当时陈英士对邵力子说:“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清政府的显要权贵，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中山先生。有王金发担任秘密保卫工作，就可以放心了”。
陈英士所领导的沪军都督府，根据孙中山利南京临时政府的政策法令等文件及上海的特殊情况，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筹建沪军，筹措军政费用，蠲免苛捐杂税，平抑物价，惩治贪污，限期剪辫，严禁鸦片、赌博，整顿社会秩序，等等，使沪军都督府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重要支柱，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在各省革命军反对清王朝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感动地说：“各省义师云集环攻，而饷械所资，率取决于沪军，陈君措应裕如，士无匮乏。 比其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
陈英士领导的沪军都督府，遭到上海和江苏一带立宪派的忌恨和攻击。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给予陈以有力的支持。早在1911年11月10日，江苏立宪派名流唐文治等十三人联合上书沪军都督府，借口行政统一，要陈英士把上海的军政大权交给程德全。他们声称：“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业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陈英士 一方面严词斥责了立宪派的论调，一方面上书孙中山，以辞职为由，请求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多次致电陈英士，对陈表示坚决的支持。
孙中山指出：“惟以军事、财政、外交、交通诸大端，沪上都督万难遽行取消”，请陈 '“勉为其难”。孙中山的支持，给陈以极大的鼓励。他表示要以自己之躯壳，“再延沪都之灵魂”。
三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进行了激烈而又复杂的争斗。这一时期，孙、陈、蒋的关系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二次革命以后，陈英士的革命思想有了新的飞跃。他更为坚定地拥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贯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孙中山更加信任和器重陈英士，倚他为中华革命党的“唯一柱石”。在这一阶段，蒋介石积极投入陈英士所领导的武装反袁斗争，并同孙中山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在军事上还向孙中山提出了重要意见和建议。这对孙中山日后重用蒋介石，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国建立不久，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时，“实业救国”成为孙中山和陈英士的共同理想。蒋介石的认识与孙中山、陈英士有所不同之点。蒋介石认为共和国建立后，基本上解决了国内问题，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军事建设，以对付外部敌人。他说：“吾国对内问题，既已解决，其对外问题，自今以后，正为开始之时期矣。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并提出要以德国俾斯麦所提倡的“铁血主义”作为中国人的“榜样”，以对付列强的侵略。这反映了他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思想。1912年，“他所发表的《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征蒙作战刍议》等文，都表达了这一思想。.
1913年3月20日“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与黄兴、陈英士在如何反对袁世凯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孙主张“武力解决”，黄、陈主张“法律解决”。陈主张“法律解决”的一个原因就是革命党人的力量太薄弱，武力严重不足。但是陈最终听从孙中山的意见，在上海举起了武力讨袁的旗帜，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发布讨袁宣言，组织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发起了进攻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蒋介石是陈英士在上海发动讨袁战争的重要助手。还在“宋案”发生以前，陈英士见袁世凯的野心愈难抑制，召时在日本的蒋介石回国，并拟了一副对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请孙中山书写以赠蒋介石。
蒋介石抵达上海后，第一次单独会见了孙中山。蒋曾述说他“与总理个别谈话之始，乃在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自是以前，总理于余未尝单独召见，有所垂询，而余亦未曾单独求见于总理，惟以普通党员之一人自待而已”。孙中山是1913年3月27日从日本返回上海同黄兴、陈英士商议讨袁对策的，6月中下旬离沪去澳门。照此看来，孙、蒋单独会见谈话的时间在1913年3月底到6月中旬之间，地点在上海。
1913年7月23日上海讨袁战争发生后，蒋介石跟随陈英士亲临阵地，参与指挥。他率领原由陈其蔚统率的第九十三团部分士兵攻打江南制造局，也曾率部攻打吴淞炮台，“不顾危险，奋勇向前”，但“终于兵力有限，后援无济，难以进展”。8月13日，上海讨袁军最后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8月2日离沪，途经台湾，流亡日本。陈英士和蒋介石曾奔赴浙江宁波，联络浙军起义，但因浙江都督朱端悔约而失败，返回上海。10月19日，蒋介石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入党誓约为102号）。11月，陈英士应孙中山之电邀，赴日商议组建党部，策划反袁斗争。行前，陈将上海方面的工作交由蒋介石负责。蒋谋“沪事失败，陈乔英、王军山、章德高、陈新民等殉难，知事难急进”。但陈英士在1914年6月间邀蒋赴日，筹商讨袁事宜。
二次革命后，孙、陈、蒋之间的关系更趋密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同孙中山有了更多的接触。1914年和1915年的两年内，蒋介石去日本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14年6月初到7月6日；第二次是该年8月中到8月31日；第三次是1915年5月上旬到11月中旬。据日本外务省密探的报道，第一次蒋介石在二十五天内共访孙中山有五次；第二次在半个月内几乎每天去访，甚至一天去二三次；第三次在半年内访问了十八次，最后相会的时间是11月10 日。蒋介石晋见孙中山，如此频繁，自然引起孙中山的注目。尤其是蒋介石于1914年夏受陈英士之命同丁景梁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考察时，在获悉欧战消息后，于8月2日写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这是蒋首次致函孙中山。信中蒋向孙中山提供了欧战的情报，提出了对反袁斗争有用的建议。他指出：“默察大势，世界大战，已箭在弦上”，革命党应利用这一时机，“乘势急进”，讨伐袁贼。“急进”的计划是“集中一点，注全力、聚精锐以赴之”， 如遍地发动，不足以分袁军之兵力，并具体地向孙中山提出浙江攻袁的战略。当时，孙中山正在筹商陈英士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武装反袁活动，因此，蒋的这份倒袁计划引起孙中山的重视。这也说明蒋介石主动追随孙中山的意愿。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陈英士根据孙中山的部署，回国筹划反袁三次革命。1915年11月，就任淞沪司令长官，召时在日本的蒋介石等人返沪，策划了铲除袁世凯的悍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接着策动肇和兵舰起义。蒋介石为陈英士制定了夺取肇和兵舰、攻打上海各官署的作战计划。这次战事发生后，陈英土和蒋介石亲临南京工程局督战，并冒着外国巡抚捕捉的危险，在总机关部商议进取之策。不久，起义失败。陈英士接着在上海发动海陆军起事，又派杨虎和蒋介石等人赴江苏江阴、夏尔屿赴浙江发难，准备再次发动进取江南制造局的战斗，支援西南地区的反袁护国斗争，但先后失败。1916年5月18日，陈英士在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寓所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献出了生命。
孙中山对陈英士的被害，“无穷悲愤”，多次用各种方式沉痛地表达了他的悼念之情，高度赞扬陈英士的丰功伟绩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陈被害的当天，孙中山亲往吊奠，扶尸痛哭，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挽之。6月19日他写了《祭陈其美文》：
“呜呼！英士。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唯殇于国，始与天通。亡清季年，呼号奔走，濒死者三，终督沪右。东南半壁，君实锁钥，转输不匮，敌胥以挫。孤怀远识，洞烛奸宄，好爵之縻，避之若浼。贼恶既淫，更张义师，奔虽云殿，自讼责辞。毖后惩前，文厉主张，彼态文者，缪诋为狂。君独契文，谓国可救，百折不挠，以明所守。疾疢弥年，未偿逸暇，我志郁伊，赖君实写。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百怪张牙，图君益渴。七十万金，头卢如许，自有史来，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弗瞑目。曾不逾月，贼忽暴殂，君傥无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当自兹始，文老幸生，必成君志。鸣呼哀哉！尚飨！”
孙中山在祭文中如实地评价了陈英士反清讨袁的功业和精神，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和革命情谊。
蒋介石同陈英士的亲密友情，在当时来说是他同任何活着的人的关系都无法代替。1916 年5月20日蒋介石在《祭陈英士文》中详细地述及了他同陈的深情厚谊。现将全文录下：
“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 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尔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呜呼！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呜呼！追念前情，悲多而乐少，思深而怅长。辛亥以前，谋浙谋粤，一事未成，患难日迫，感激日深，凡不知复有公我之分也。辛亥以后，祸乱相寻，变故百出，非知爱之深，鲜不为奸人所中伤。癸丑一役、败挫之余，从公往来，不离朝夕者，曾几乎人？长逝之后，继公事业，不渝初衷者，更有何人？向之趋炎附势，排我斥我毁我诬我者，果何如乎？今之幸灾乐祸，妒公忌公讥公刺公者，又何如乎？诚耶伪耶？是耶非耶？不恨生前之中谗，惟愿死后之可告慰耳。噫！赤忱未剖， 奸邪乘机，忠言失察，竟成今日之祸，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已矣哉！感此苍凉，吾复何言，世路崎岖，人心险巇，贍前顾后，徒增寒心。白发在堂，黄口离抱，奉老扶少，更切苦思。公其有灵，来格来歆！”
蒋介石还送了一副挽联，说：“天道无知，苦思公十年旧雨；中原多故，乃坏汝万里长 城。”沉痛地表达了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悼念之情。
综上所述，反清讨袁构成了孙、陈、蒋关系史的基本内容。陈英士的十年革命生涯，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占有重要位次。孙中山对他的不朽功业和献身精神的评价始终如一，充分肯定。对于陈英士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孙中山也十分了解，而蒋介石主动追随孙中山的活动及其初露的军事才能开始为孙中山所注目。这是后来孙中山赏识和重用蒋介石的重要原因。孙中山曾期望蒋介石成为第二个陈英士，要蒋“继英士之业”；蒋亦以陈英士的“化身”自诩。日后，蒋介石在讨伐陈炯明，护卫孙中山等斗争中出过力，立过功，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但后来他并没有成为孙中山所期望的第二个陈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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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审：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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