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乃行为规范
二、大同、小康以及大顺
三、天下为公
四、《学记》论教育
五、先秦音乐的重要文献
六、古代儒者的理想人格
一、礼乃行为规范
《礼记》是古代一部有关礼制典制文献的汇编，也是所谓五经之一。在儒家看来，社会的运行靠的是纲纪礼法的维系。“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运，第四章）《曲礼》是其中有关礼最集中的部分，其分上下两篇，内容十分庞杂，上下各有侧重，是上古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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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上古的礼仪规范
《曲礼》对上古生活的多个方面如言语、饮食、应对、进退以至祭祀、洒扫等都有记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有许多东西是在今天都已经消失了的。
“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主人不问，客不先举。将即席，客毋怍，两手抠衣，去齐尺。衣毋拨，足毋蹶。”（上，第二十二章）这里说的主客在坐与席间礼仪的规程，现代人看来是不免繁缛。
“男女异长。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笄而字。”（上，第二十九章）这一句说的是同家族男女要按性别分开排行，男女分别行冠礼与及笄礼并取字。后世女子待字闺中之说，由此可见来源。
看有关天子诸侯的内容：
“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下，第十三章）彻通撤，县通悬。中国是玉文化之国，上古已然。而且这种玉文化看来还是从上层兴起的。
“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卻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莅牲曰盟。”（下，第二十一章）此条反映诸侯间的相互关系。
“天子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国君绥视；大夫衡视；士视五步。凡视，上于面则傲，下于带则忧，倾则奸。”（下，第三十五章）这一章是说见到各色人物的目光视线的礼仪规范。
“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下，第二十四章）这里说的是，对包括天子在内的各色人等之死的叫法，都有既定的规范。
“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君子不亲恶。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下，第二十五章）意思是天子即使出奔某地，也不能用“出”字来记载其事；诸侯只有在其有罪时，才能称名。
上古这些礼制规范，并非完全不合理或者说烦琐。比如“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下，第十二章）就体现了上古之人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原始理念，便很有积极的意义。
自然，这些礼制规范中也有一些糟粕的东西，最遭人诟病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上第五章），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观念，是不能苛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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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世的影响
包括《曲礼》在内，《礼记》对于后世是很有影响的。虽然其中许多东西在后来消失了，上古礼仪的消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与恢复的课题，但仍有许多得到了保存，体现在后世的行为规范中。
清康熙年间出现的《弟子规》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蒙学读本，其中有关日常行为的礼仪规范，大部分便来自《曲礼》等文献，其主题思想依据《曲礼》不说，许多句意甚至句子也直接取自《曲礼》。
“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上，第十章）《弟子规》句：“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上，第十二章）《弟子规》：“出必告，反必面。”
“将上堂，声必扬。”（上，第十七章）《弟子规》直接用了此句。
“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下，第二十六章）《弟子规》：“亲有过……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亲有疾，药先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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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价值
《礼记》包括《曲礼》的礼制规范值得我们研究，复原其貌，保留原本。中华民族号为礼仪之邦，正是由这一系列非物质文明组成的。这是其一；其二，这些礼制里还有许多对于现实生活具有参考价值，甚至不失为行为准则的意义。
“教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上，第二章）这一章的全部内容都极具并不过时的价值。
“男言不入于悃，内言不出于悃。”（上，第二十六章）意思是男子在外面的职事不带回家中与妇女讨论，女子也不用家中琐事打扰男子。这两句都有相当的道理。尤其是“男言不入于悃”在今天仍值得回味，甚至可作为行为准则，男性公务人员不将公事传到家里，至少以防止家属“干政”吹枕边风。
礼，在古人那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也。”（乐礼，第三十章）礼，体现的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这一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礼其实也是有一个变易的过程的，至少从历史的眼光看，是这样的。说它是对的，意思是在特定时刻在一定时期确乎如此。而这些道理，又是在人的一系列细小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礼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一系列细小的事情中。这也是我们读《曲礼》的收获：注意我们行为的细小处，是礼的特征。
二、大同、小康以及大顺
《礼运》是《礼记》里有理论贡献与思想价值的一篇文献。在这一篇里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概念。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感叹自己没有赶上“大同”和“小康”的好时光：“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虽然没有赶上那个大好时光，但他是很向往的。这也是他提出“大同”与“小康”的思想起点。
什么是大同？孔子是通过描绘一幅大同的图像来做定义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志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第二章）这一整段文字都是讲的大同社会的诸多情形。
什么是小康？孔子又说了一整段话：“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立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一段与前一段形成对照，是孔子描绘的“小康”。
从孔子上述有关“大同”与“小康”的文字来看，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大同与小康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曾经有过的人类社会的两个历史阶段，大同在前，小康在后，大同大概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情形，而小康是在“大道既隐”之后出现的，大概要算从原始共产主义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阶段；其二，大同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次一等的是小康社会，是“大道之行”的社会与“大道既隐”的社会的区分；其三，大同与小康各有其鲜明的特征。大同是“天下为公”，从皆有所用，人皆有所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社会是人的本性维系的；而小康是“天下为家”，财产上“以立田里”，整个社会是“礼义以为纪”也就是靠纲纪礼法来维系；其四，小康比之于大同虽是次了一等的社会形态，但其优长也很明显，就是“设制度”即纲纪礼法的典制完备，这也是孔子高度认同小康的因由。
孔子担心的是不仅大同社会不存在了，就是小康社会也正在遭到极大的破坏，“大道衰微不显”，礼崩乐坏。所以，孔子自定的责任就是“克己复礼”，要恢复三代的礼乐制度。
孔子提出的“大同”与“小康”这样两个重要的概念，着实影响了后世儒者将之作为终极的信念和追求的目标而奋斗不息。
值得指出的是在《礼运》篇里，孔子还提出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大顺。什么是大顺？孔子反复有所论述，最集中的阐说是：“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大臣法，小臣谦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其谓大顺。”看来“大顺”是在“小康”基础上达到“肥”的程度，是比“小康”更美好的阶段或状态。但后世儒家对这个“大顺”的政治理想似乎重视不够，没有更进一步的思考实践。倒是民间的“大顺”的吉祥概念深入人心。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把自己的政权叫做“大顺”，不知是否受到孔子“大顺”思想的启发。
三、天下为公
此句见于《礼记》之“礼运”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接下去又有这样的句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从这句意来看，前句“天下为公”描绘的可以说是“大同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的图景。它对应的是“天下为家”。
“天下为公”，天下是人民的。《吕氏春秋》“贵公”篇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也是相同的意思。唐虞之世，帝位传贤不传子，是为“天下为公”，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三代皆传位于子，则是“天下为家”，家就是私，天下为私，家天下就是私。《三字经》写中国历史，也指为“家天下”。所以这就形成了一姓之私与天下为公的对立。
“天下为公”在天下失道以后的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只能是一种理想。“天下为私”的局面的结束，在中国是辛亥革命的爆发。隆裕太后下达的清帝退位诏书也用了“天下为公”之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退位诏书说得很堂皇，其实是革命党将清王朝推翻了，退位诏书说要天下为公，天下还公。
孙中山最喜书写“天下为公”的字幅，在当时那样的历史环境下确实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就是要推翻清王朝封建帝制家天下，也不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意。袁世凯称帝，也就是要把共和制改为“家天下”，就不是“天下为公”。当然还有更广大的内涵，它寄托了孙中山追求大同社会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苍生造福的抱负。“天下为公”在当代的意义更多的是这一点。
《礼记》中有关“天下为公”的一段话，李敖说孙中山曾抄写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李敖说，这一段话是最早期的最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天下为公”不用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代表各取所需；“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代表各尽所能。这后面的意思其实就有天下大同之义。李敖的说法姑存照于此，以助理解。“天下为公”与“天下大同”是相关联的，都是《礼记》的《礼运》篇提出来的，它们共同组成中国式的社会政治理想与道德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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