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清风
1976年是我国农历的龙年，丙辰年。按照民间的传统说法，这样的年头不好，是凶年，灾年，是要有大灾大难兵匪之乱的。事实好像也印证了这一诡异的学说。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中旬，朱德委员长去世；中秋节，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而且，还发生了7.28唐山大地震！仿佛人间所有的灾难一夜间都降临到了中国。当然，地震是绝对的灾难，这没有人怀疑。至于三大伟人的去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在这里，我就来说一说唐山大地震给我们和徐州的人们带来的影响吧。
那正是炎夏酷暑三伏天。当地的老百姓似乎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气候，自有一套应对办法。他们绝大部分都不在家里睡觉。吃完饭，卷上凉席，摇着蒲扇，哼着小曲，或者去运河大坝睡觉，或者去商店的水泥柜台上睡觉，最简单的就是躺在马路上睡觉。半夜看去，黑压压的一片，都把脑袋朝向路中央，脚蹬在马路边。这样睡觉是很危险的，经常有夜车连轧数人的恶性交通事故发生。我们就听说，徐州市所辖的铜山县有一个司机跑夜车，因为疲劳驾驶，一下子轧死五个人，全家人只剩下上厕所的儿媳妇，你说惨不惨？
我们受不了那里的酷热。经常是，买来的酒菜懒得吃，都跑到送水车那里去冲凉。一人端一个脸盆子，哗哗地往身上浇凉水，怎么冲也感觉不到凉快。不到后半夜不能睡觉。
7月28日的晚上，唐山大地震已经发生一天了，当地的老百姓早已经搬到外边去了。尽管车队党支部再三再四地通知大家，赶快搬到操场上去，我们几个年轻人，却是我行我素，不理那套。从食堂打来菜饭，就去冲凉。冲够了，过瘾了，三三两两地回到已经搬空了的房间，东西早已归拢好，只等一会搬下去就行。我和郭元利、鲍惠新、陈世博等七八个小哥们儿都聚到陈世博的房间里，把我做的桌子搬了过来，七碟八碗的菜胡乱堆在桌子上，拿出了各自收藏的好酒如双沟洋河啥的，一人一个解放车上的油杯，哗啦倒满了，咣当一碰，酒宴就开场了。
那是个争强好胜、精力过剩、挥霍青春、目空一切的年龄。我们这些小光棍子小牤牛，面红耳赤，划拳行令，大呼小叫，胡吃海造，书记队长上来好几趟，急得搓手跺脚，扯着嗓子骂我们，我们嘿嘿一笑，不但不听那一套，还硬拉着他们入席，灌了他们几盅酒。直到三更时刻，夜星闪烁，万籁俱寂，我们才东倒西歪、胡言乱语、酒气熏天地倒在床上。
第二天早晨，我们搬到了操场西侧早已搭好的帐篷里。
那是个时局震荡、人心惶惶的年代。司机们不断地带来外边的消息：唐山一片废墟，没有人了，从山海关到上海全是帐篷，毛主席搬出中南海了，等等。
别的我们没看见，不过，徐州市的乱象我们都看到了。大街小巷全是帐篷，把街道堵得密不透风。最简易的帐篷，就是在床的两头弯下两根竹条，铺上塑料布就拉倒。大白天，人们就在帐篷里四仰八叉地大脱大睡，身上那点零杂碎毫无遮掩，暴露无遗，实在是有失文雅。大老爷们儿还好说，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也这样睡，就难免引来好色之徒了。那个夏天，徐州市经常发生强奸、猥亵、侮辱女性的案件，与那些行为不检点的女人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不仅如此，更有一些脑瓜子灌水、让门挤了、驴踢了的人，竟然拉帮结伙大白天公然去哄抢商店和粮店，当然，没等他们成功，就被公安干警（那时候叫“人保组”）逮了个正着。于是，徐州街头便不时出现游街示众的场面：一些人的胸前挂着“强奸、猥亵、侮辱犯”，一些人的胸前挂着“哄抢国营商店犯”，被五花大绑着，站在大汽车上，低着头，任四面八方射来的厌恶仇视的目光。两旁是荷枪实弹、昂首挺胸、威风十足的公安战士，英武地押解着那些“不法分子”，招摇过市。
不久的中秋节，老人家的去世，“四人帮”被逮捕，把那个年代的悲剧和国家忐忑跌宕的情感推向了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