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主义

  有一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作家写了几十篇、几百篇散文，甚至出了好几本散文集，甚至集子还获过奖，但读者就是记不起来这位作家写了哪篇散文。没有一篇散文被读者记到心里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很简单，这个作家没有名篇。放眼文坛,长篇小说和散文的创作，几乎成了丧失难度的创作。当年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红楼梦》，古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

  《丁玲传》披露，丁玲访问苏联回来，面对带回的古典作品和当代名著，她爱不释手，不禁感叹道：“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写一辈子，写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可是，哪怕用一生的时间，能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后来，作为所长的丁玲也曾经向中央文学研究所（今鲁迅文学院）的学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

  一次我面对陈忠实，问起《白鹿原》所谓“垫棺作枕”之说。陈忠实回忆说，大概是1988年，他到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时，遇到一个搞文学的朋友。晚上和他一起喝酒，朋友问他：“以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陈忠实当时喝了酒，性情有点控制不住，就对朋友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46岁了，我要写一本在我死的时候可以做枕头的小说。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如果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小说，那我在棺材里都躺不稳。我不想在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可以说，一部《白鹿原》传天下，陈忠实的这个期望实现了。

  丁玲、陈忠实奉行的“一本书主义”，使我想到当前散文创作。当前散文的形势可以说是一片大好，创作队伍越来越庞大，小说家、评论家、诗人、公务员也纷纷加入散文队伍，掀起一个全民参与的“散文大生产运动”。报纸副刊、休闲杂志、网络媒体开拓了散文随笔从未有过的传播空间。作者成了作坊式馒头加工点，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热蒸现卖，谁还有时间去下工夫精雕细琢？发表就是硬道理，作者只在乎散文能发表，作品能出书。究竟有哪篇散文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让读者长久不忘的；究竟哪篇散文真正给读者以感动有所收获的，他们对此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作为单篇散文，以其艺术价值和文学史经典意义，入选《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1949～2009)》。史铁生初中毕业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一个21岁的小伙子，从此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到1991《我与地坛》问世，整整20年。可以说，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散文，浓缩了史铁生双腿瘫痪后对生命和存在长达20年的思考与彻悟。《我与地坛》是一曲交织着生与死、苦难与信仰的生命之歌。字里行间传递出的生命的达观与感动、从容和坦然，深深感染了读者。

  小说可以随着虚构的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起伏，每天几千字、几万字的写。没有听说谁每天几万字写散文的。如果说小说写的是故事，那么散文写的就是境界。这与作者胸襟和气度有关，与作者视野和学养有关。散文是富有深度和难度的写作。著名作家张洁说过，散文往往好几年才能“等”来一篇好的，诚哉斯言！

  鲁迅文学奖作为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每届都评出散文奖，其实是散文集奖。然而普通大众却没有多少人喝彩，真正得到读者赞赏的作品更是寥若晨星。

  为了维护鲁迅文学奖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鉴于散文文体的特殊性，建议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应该下决心取消散文集的评比，设立散文单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