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据俄新社、塔斯社7月12日消息，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终年94岁。其作品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其哲学思想主要围绕着人类自由和生命等展开。
“喻老师音乐史”读书会曾读过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后来的文章中，还专门推荐过这本书：“我想说，我终于读了这本书了。我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我曾经买了它送给过一个朋友。我曾经在布拉格的一个书店帮朋友买过这本书的英文版。我曾经在查理大桥上给朋友们朗读这本书的片段。我终于读了它，连读了两遍。米兰·昆德拉通过一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他对生命和这个世界最真诚的思考。他认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治最终都是一种表演和“媚俗”，它们牺牲生命，却只是一片虚无。他认为人类这一百年最大的不幸就是如笛卡尔所言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宰。人类走了一条直线，得到的越来越多，却越来越痛苦。直线是无法得到幸福的，幸福需要做重复的事情。为了获得幸福，你应该养条狗。”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本号特节选邱华栋、远人两位作家对米兰·昆德拉的音乐与文学的评价，以表心意。
昆德拉的音乐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在 20 世纪欧洲小说史中非常特别和耀眼。他的小说的音乐性、中欧性和哲思的光芒使他处于耀眼的中心位置，成为“在世的最伟大作家” 之一。他对欧洲小说的清理、发现和理解，也使我们把欧洲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而其脉络理解起来就显得更加清晰。作为一个流亡作家，他早年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法国巴黎生活，由于长期在法语的环境中写作和思考，后期更是直接用法语写作，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歌德所说的“世界小说”的某种特性。
1929年４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昆德拉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他的父亲卢德维克·昆德拉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音乐家，当过雅那切克音乐学院的院长，这给昆德拉的音乐修养带来了先天的优势。他母亲喜欢读书，喜欢各种艺术，因此，他的家庭里文化气氛浓郁。父亲的音乐家职业对昆德拉的影响很大。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开始培养他的音乐细胞，教他弹奏钢琴，成年之后，虽然昆德拉成了作家，但是音乐的结构和旋律，对他的小说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无论是他的小说结构还是叙述的语调，总是有着强烈的音乐性。可以说，昆德拉的小说和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现代音乐修养的人更容易进入他的小说世界。比方说，他早年的文学评论随笔集《小说的艺术》和最新的小说评论集《帷幕》，都是由七个部分构成，他的不少长篇小说都像一部交响乐那样，分成七个部分。这些带有交响乐结构和内部旋律的小说有：长篇小说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不朽》《玩笑》《笑忘录》等，还有他的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一译《欲望的金苹果》）也是由七个短篇小说构成的，就像是一个由七个侧面构成的立体长篇小说。“七”这个数字，在昆德拉的小说结构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他结构小说的形式基石和心理暗示。
昆德拉一生都受到音乐的影响，他自己也会作曲和演奏，但是，最终他没有向音乐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文学创作。他的堂兄是一位诗人，因此，少年时期他就受到了堂兄的影响，他最开始接触和写作的文体是诗歌。在20世纪50年代，昆德拉出版了几部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长诗《最后的五月》、爱情诗集《独白》。根据这些诗集的出版年代，可以看出昆德拉一开始所具有的那种创作诗歌的巨大热情，几乎两年就出版一部诗集。这些诗集带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和风格，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生活有着批判和讽刺，他的诗歌里的声音清醒、语调沉着冷静，充满了理性的思考。这在捷克斯洛伐克提倡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环境里，一开始就显得卓尔不群。
中学毕业之后，昆德拉当过一段时间的工人和爵士乐手，后来进入布拉格电影学院学习。毕业之后，他留校担任教文学写作的老师，同时，停止了诗歌写作，转而写了一本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现代作家万楚拉作品的评论《小说的艺术》。这本《小说的艺术》和后来他在法国出版的那本谈论小说创作的《小说的艺术》完全不一样。1960年，这本评论出版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再版过。同时，昆德拉还写了三个话剧剧本，其中一部叫作《钥匙的主人们》。这几出话剧深受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影响。就这样，在1960年之前，30岁的昆德拉已经在音乐、美术、电影、戏剧、文学理论和诗歌领域都做了探索。他逐渐地发现，自己可能更适合用以上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为影响和背景，而去写小说。于是他就转向了小说的写作。1963年，昆德拉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可笑的爱》，这个集子收录了他最早创作的三个短篇小说，后来，他又出版了两个小册子，收录了其他的七篇小说。但1970年的《可笑的爱》的新版本收录了八篇小说，去掉了两篇他认为不成熟的小说，等到最后在法国出版的最终版本，则变成七篇小说了。我们现在在中国通常看到的这个小说集的翻译本，也都是七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有着鲜明的哲理性、音乐性和戏剧结构。有的小说画面感非常强，可以看到电影对他的影响，有的小说在叙述上有停顿和插曲，显示了他对现代主义小说的理解。这些小说的题材大部分是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带给人的威压的感觉的。他说：“那个时候，我深深渴望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清醒的、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找到了它。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
本节摘自《作家中的作家》
为了告别的聚会
人都想拥有自由，自由却给人设下一个不能逾越的边界。只是这边界过于模糊，使得想自由的人总会有意无意地碰上某条界线，界线又拥有强大的存在本质。因此，昆德拉笔下人物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都隐含一种哲学意味。
从昆德拉撰写的几部评论理论集来看，这位小说家对哲学一点也不外行。在那些集子中，昆德拉十分高明地阐述自己的小说主题，并将其拔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对于人的自由问题，昆德拉却鲜有触及。把他那几部评论理论集读过几遍之后，我真没发现昆德拉对自由说过些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昆德拉的小说人物不会触及自由。对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来说，自由存在与否，是他们还原失去的目的和生活价值的关键。在我看来，昆德拉借助《为了告别的聚会》，述及三个层次 的自由。
克利马是名闻全国的小号手。一个成功的男人总容易步入婚姻之外的性领域。因此小说浮于最表面的自由就是克利马的越界是否自由。他和茹泽娜虽只共度过一夜，那一夜是克利马在演出中见缝插针的一夜。从小说开篇也能知道，对克利马来说，这样的夜晚不会只有这一次。昆德拉素来喜欢将性摆在作品的重要位置，因此他小说中的男人几乎都可以重叠。在克利马身上，很容易看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的影子。托马斯能和萨宾娜挖空心思地玩性游戏，是因为萨宾娜为托马斯取消了“不幸的后果”这一前提，对没有取消这一前提的特丽莎来说，她就很自然地将前提转换成托马斯给予她的婚姻。在克利马那里，他的婚姻给了凯米蕾，他也并不愿像托马斯那样，让婚姻随便解体，因此，茹泽娜的麻烦就必然变成“不幸的后果”。只是在婚姻之外，托马斯炮制的“三三原则”使得他比克利马在女人世界中要游刃有余得多，尽管两人面对妻子的态度，那些没完没了的欺骗、哄劝、安慰、表白，几乎如出一辙。作为读者，我们看到不论哪种方式，昆德拉笔下这些人都在极为无力地进入理性的二律背反。
在二律背反中，自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让人寝食难安的恐惧深渊。克利马时而心乱如麻，时常觉得“茹泽娜和所有这些人勾结”。于是，在舞台上潇洒自如的小号手被刚刚碰到便被反弹回来的界线毫不留情地击垮。读者很容易被他吸引，又 很难给予他同情。在克利马的焦虑中，昆德拉以最迅捷的方式，暴露出现代人在自由随意地扔下结果后的病态软弱。我们由此看到，在自由退场之后，克利马便迅速被可怕的奴役捆绑，进入了可怕的噩梦之中。
于是，克利马的自由在噩梦中枯萎——至少，他不得不堕入对妻子的欺骗，立刻赶到疗养镇。依附这条线索，昆德拉不失时机地将笔尖伸入第二种自由之中。那就是现代人是否还有爱的自由。
当克利马精疲力竭地希望茹泽娜去打胎之时，弗朗特出现了。这个机械工疯狂地追求茹泽娜，他的疯狂却撞上茹泽娜的冷漠。具有讥讽意味的是，连昆德拉也不知道，茹泽娜腹中的孩子究竟是克利马的还是弗朗特的。他能够告诉读者的只是，即使茹泽娜和弗朗特自由地上过床，也无法代表茹泽娜就爱上了弗朗特。茹泽娜和弗朗特的上床态度，恰好对应克利马和茹泽娜上床之后的态度。这个细节表明，茹泽娜也希望有身体的自由，哪怕她厌恶这个和她上过床的机械工人。这三人之间的交叉关系，是昆德拉以小说平行生活的非凡体现。克利马始终不知道弗朗特的恶意从何而来，弗朗特也拿不准克利马是否茹泽娜的另外一个情人。在昆德拉眼里，他们的彼此纠结很难说是来源于爱——茹泽娜用尚未出世的孩子威胁克利马，就已经不再有爱的成分；弗朗特对茹泽娜疯狂，却很难说成熟。弗朗 特本人并不成熟。不成熟的爱当然称不上是爱。令读者意想不到的是，在茹泽娜死去前夜，给予她一生最美好夜晚的男人是在克利马陷身困境之后，第一个对他施以援手的美国人巴特里弗。巴特里弗爱茹泽娜吗？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斯克雷托医生：“我认识许多女人，我了解她们的爱。”和茹泽娜上床之后，巴特里弗的妻子也将于翌日来临，他已做好了去车站迎接的准备。
小说中的女性除茹泽娜外，昆德拉对凯米蕾也落墨不少。表面上看，这个因嫉妒而追踪丈夫到疗养镇的女人极爱克利马，从结婚开始，她首先给克利马的是对自我的痛苦陶醉，紧接着就是无休止的监视和怀疑。她来到疗养镇，仿佛不是为了追踪丈夫，倒像是为了接受曾经的导演对其展开的勾引。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转换中，昆德拉描述的现代情感几乎都像浮在啤酒杯上的泡沫。没有哪个泡沫有沉到杯底的力量，那些泡沫却在杯子上进行着无意识的紧密牵连。
翻遍昆德拉的叙事小说，除了《玩笑》中的露西，又有哪个女性具有真正的爱呢？当然，也没有哪个男人具有真正的爱。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一出场就站在窗台上沉思，他要特丽莎回来，“究竟是出于疯，还是爱”。昆德拉发现，在每个人都需要爱的时候，爱已经到了人触及不到的远处。身体的自由恰恰驱赶了爱的自由。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现代疑问，可以无穷假设，就是没有一个答案。没有爱的答案，也就没有生活的答案。因此昆德拉的笔下人物，彼此虽然发生着一连串的关系，却没有哪种关系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说昆德拉不够深沉的人忽略了，正是在对爱的失去或讥讽中，昆德拉触及了现代哲学的唯理论命题。现代人很难拥有信仰，是因为无力克服意识的唯理论。当爱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缺席，人就失去了追寻的途径。在克利马和茹泽娜等人的思想深处，未尝没有将自我沉沦转换成主体的意识，以此来恢复那些失去的感受。只是，克利马们无法知道失去的究竟是些什么，似乎只有在身体的放纵之后，他们才能紧紧抓住被奴役的意识，恢复对自我的种种确认。
这样的代价是否太高？昆德拉用涉及的第三种自由回答，不算太高。
克利马为劝说茹泽娜打胎来到疗养镇，只是这部小说的引子。小说的真正主角是即将出国的雅库布。在雅库布身上，昆德拉要考察的是一切自由之上的最大自由——人的命运是否自由。
来到疗养镇，雅库布是想交还斯克雷托医生为他配制的毒药。对曾经蹲过一年监狱的政治犯来说，雅库布感到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随身携带一片毒药，便能随时充当自己死亡的主宰，知道自己有随时逃避人生的力量。在这片毒药跟随他十五年之后，有所外国大学邀请他过去教书。当局允许他出国之后，雅库布感到不需要毒药了，他想还给斯克雷托医生。那么，他想交还的仅仅是片毒药吗？还是想趁机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难道出国之后，就不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吗？对雅库布而言，出国就意味自由来临。在还没有得到他以为的自由之前，雅库布一直以身藏毒药感到某种内心优越。意料不到的是，当他将这个秘密告诉他的被监护人奥尔加时，奥尔加不仅没有兴趣，还觉得滑稽。雅库布猛然发现，奥尔加既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悄悄爱他，对他的离去也没有任何留恋。正是奥尔加随意的态 度，使雅库布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被荒诞牵住了鼻子——那片象征他人生高峰的毒药不过是一出被遗忘的、甚至还相当枯燥的戏剧。于是转眼之间，雅库布感到自己虽然即将出国，却仍被命运夹在一个挣不脱的夹缝里，成为被嘲笑和揶揄的对象。他以为的崇高不过是被毒药掩饰的一场玩笑。因此，当毒药无意间被茹泽娜拿走，雅库布始终无法将要回毒药的打算变成真正的行动。他既然终于确定自己向斯克雷托医生要毒药的要求不过是十足的作态，不过是企图引起人们对他曾经坐牢受苦的注意，那么这个破碎的崇高象征物被谁拿走又有什么要紧？和奥尔加最终上床，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普通及平庸。奥尔加和他上床，不是出于爱他，更不是出于他曾幻想过的崇拜，只是简单的性要求。当奥尔加以猥亵之语排斥掉他原本设想的温情围绕时，雅库布就不得不将所有的幻想和崇高的 利他感变成不折不扣的游戏。因此，不论雅库布将去往哪个国家，他再也产生不出自己将获得自由之感——可笑的荒诞使他发现生活不过是一次无聊的演出。他所设想的自由原本站在崇高的顶端，现在连崇高本身也忽然倒塌成碎片，更可能的是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崇高的事物。
本节选自《曾于先生相遇》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昆德拉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五部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于1984年在法国出版。这本小说和冷战时代的政治气氛有关，但是，它又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哲理小说。我以为，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不是对极权主义的控诉，而是对生命 存在的感觉的把握。对轻和重、灵魂和肉体、政治和生命等这些概念背后的感觉，昆德拉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诗性的表达。小说的故事讲得很扎实，前后呼应，有着回旋曲一样的旋律美，不像他在《笑忘录》中所做的文体实验那样混杂。在小说中，1968年苏联的坦克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结束了，代之出现的是被苏军占领的压抑气氛。外科医生托马斯是小说的主角，他和女招待特丽莎与萨宾娜的情爱关系是小说的重点。但是，小说的细节无时无刻不在描绘那个特定年代 的气氛：压抑的、沉闷的，知识分子遭到了清洗和排挤的，极权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最后，托马斯和特丽莎夫妇因为车祸而意外身亡。昆德拉没有利用小说来控诉，也没有正面评价甚至是批评那个时代，他只是呈现了、讲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捷克知识分子特定的生活和他们的遭遇。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部小说的语调，它舒缓、冷静、沉着，就像一曲叙事曲，或者一段很长的、慢悠悠的散步。我感觉在这部小说里弥漫的只是一种情绪和氛围，它逐渐地氤氲起来、模糊起来、诗化起来。小说包括七个部分，其中一些地方还夹杂了少许名词解释，造成了小说叙述节奏的停顿，形成了类似音乐的变奏的节奏感。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情爱和性爱关系像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主人公莫名其妙的决定导致了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在诗性的、哲理性的书写中，人在历史中的具体境遇被表现无遗。
昆德拉还把一些对哲学概念的探讨和对政治历史的分析隐藏在一些段落里，显示了他对1968年苏联占领捷克导致的捷克社会和历史与文化的停顿和剧变的沉痛思考。大部分读者，尤其是当时的西方读者，都把这本书当作是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这部小说是一部探讨人在特殊制度和特定环境下生存的哲学追问之书。小说里的性和政治都是不断隐现的主题。作为两个重要的特征，性和政治最容易被大众接受和识别。因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首先就是在性和政治方面的醒目和反叛之书，为大众所接受。我还记得，我上大学一年级读的是韩少功的译本，当时就牢牢地记住了小说主人公托马斯和一个女人做爱的情景：“那个女人举起的双腿，就像举起双手投降的士兵。”这个情景描写让我莞尔一笑，因为它实在很逼真。性和政治一直是昆德拉的作品中特别关键的地方。不过，性在他的小说里是显性的，是裸露在外面的，是他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他试图通过人物之间的性关系和性活动，来呈现主人公内心的复杂波动。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政治较量和制度隔膜，是小说主人公活动的背景。至于对他的小说中的“性描写过多”的质疑，他回答道：“我不愿意解释为什么性行为在我的小说里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领域，一个对我来说十分亲切的领域。小说家有他自己的界限，出了这个界限他就无法再对自己的小说讲理论了，这个时候，他就必须知道如何缄口不言。”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畅销很久，还被改编成了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电影奖，进一步地扩大了小说本身的影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最能体现昆德拉的作品风格、美学气质、文学理想和结构方式的作品，也是他最好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的出版，使昆德拉一跃而成为当今在世的最受人瞩目的作家之一。而对于这部小说，不同的读者无论是从文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各个方面来解读，都可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这部小说的厉害所在。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模糊性，它的艺术氤氲的独特气质。尤其是当你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小说，一部描绘冷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被苏军占领后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之书的时候，昆德拉会严肃地告诉你，这其实只是一部爱情小说，和《玩笑》一样，不是一部反抗的意识形态之书。他的强调耐人寻味。过了很多年，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部小说充满了多义的色彩，他自己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
读者往往对小说题目中的“轻”感到疑惑。那么，什么是昆德拉所说的“轻”呢？对于这个进入他的作品的最重要的概念，我们还是听听他自己的解释吧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是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是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力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地，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这就很好理解昆德拉所说的轻了。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中还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kitsch”，这个词在韩少功的译本里被翻译成了“媚俗”。但是，这个词源在德语的词汇中，原先指的是矫揉造作或者拙劣的文艺作品。因此，“媚俗”这个译法重点落在了“俗”字上，并不很准确，却很生动。昆德拉把这个词发展成了一种哲学和文化学概念。在小说中，他展示了这个词的丰富含义：当被迫 害者和迫害者一起用食指指着群众的时候，当标榜自由和民主的美国参议员与布拉格检阅台上的极权政府官员露出一模一样的微笑的时候，当那些试图“拯救”第三世界贫困人民的欧洲明星们到柬埔寨与效忠当权者的游行示威者发生戏剧性对抗的时候，同样都是在搞着一场闹剧。他们都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是一样的，都是“媚俗”的表现，是人类本性的一种普遍状况。这让我想起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前夕，在崇尚民主自由的法国，在巴黎，中国传递的火炬被一些人阻塞和抢夺的丑陋事件。这就是昆德拉的厉害所在，也是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一个很好的词语。这个词语是进入昆德拉的小说世界的一个最关键的词语，他的很多小说都是“去 kitsch”式的书写。
本节摘自《作家中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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