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词后曲，还是先曲后词？

文 | 纪晨

一首歌曲，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普通听众往往对此感到好奇。实际上就中文歌曲而言，不同地域的词曲创作者分别有不同的创作习惯。大体上说，内陆歌曲作者的创作顺序多为先词后曲，而港台地区歌曲的创作顺序则多为先有曲再填词。

为何会有这种差异存在？记者分别采访了不同地域的词曲创作者，就创作顺序的不同进行分析。原来，不同创作方式背后不仅有历史原因，也源自语言发音及创作习惯的不同。

内陆多为先词后曲

为何内陆歌曲创作多为先词后曲？一些职业音乐人、作曲家给出了他们的见解。

作曲家谭杨和词作家罗木果都提到了历史原因——重视歌词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养成的民族“习惯”。中华文明历来注重文字表达。诗经、乐府最初都是可入乐的歌词，人们熟知的宋词其产生、发展、创作、流传更与音乐密切相关。但如今这些音乐文学的旋律基本已经失传，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对文字的重视程度是远远高于旋律的。以至于在现代歌曲的创作中，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听者依然重视歌词，看重歌词赋予歌曲内容的意义，这也逐渐成为中国内陆歌曲创作的一大特点。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副教授胡廷江为作曲系本科生教授歌曲创作课，他表示，“中国歌曲最常规的流程的确是先词后曲，因为中国歌曲讲究依字行腔。先有词，作曲者再以字在读音上的腔调为依据进行创作。而且，文字的指向，能给作曲者更具象的想象，作曲者会根据歌词的内容和意境进行音乐上的诠释。”作曲家邢凡成也表示：“一首高质量的词，会给我的曲子定下一个良好的基调，尤其是那句词眼，简直就是一首歌曲的灵魂。”

作曲家印青认为，先词后曲的创作习惯与当代歌曲的创作方向有关。目前内陆歌曲创作主要有几种情况。其一是主题创作。如每逢国家重大时间节点，从中国音乐家协会到各省音协都会号召词曲创作者参与歌曲创作。印青表示，自己创作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为重大时间节点创作的，《走进新时代》《天路》《西部放歌》《在灿烂阳光下》皆是如此。此外，北京奥运会举办、疫情等重大事件发生时，词曲作者们也会创作相关歌曲用于鼓舞人心或抚慰情绪。

其二是委约创作。如某地区或城市、单位、企业、高校等需要旅游推介曲、企业歌曲、校歌，会委约词曲作家写歌。以上这些类型的创作，歌词的准确、严谨都至关重要。也只有在完成并确定歌词后，才能进入作曲环节。“商业歌曲的歌词不需要那么严谨，自然可以尝试先曲后词。”印青表示，先曲后词的顺序他也尝试过，“在没有创作任务，自己有感而发时，先写下了旋律，再找词作家填词的情况也是有的。”

词作家陈维东表示，相比作词，填词更具难度，尤其不能出现“倒字”、韵脚混乱等问题。陈维东很欣赏已故词作家张黎，他的很多代表作都是填词作品，如《亚洲雄风》《山不转水转》《鼓浪屿之波》等。“目前内陆词作者中，懂作曲的词作者很少。词作家刘麟学乐器出身，同时学过声乐，他的歌词、填词作品，词与曲的契合度很高。”采访中，很多人也提到作词人唐恬，据悉她的很多歌词都是填词作品，与作曲家钱雷之间配合默契，共同打造了《孤勇者》《人世间》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港台多为先曲后词

而在粤语区，大部分歌曲创作都是先曲后词。

从小以广东话为母语的澳门音乐人潘君保认为，港澳地区习惯先曲后词，可能是由于广东话的发音更为丰富。普通话有四个声调，而广东话的声调有九个：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相比之下，写粤语歌词的难度要高于普通话歌词。“粤语歌曲的歌词如果没有写好，很容易造成歧义。如果先有词，会限制作曲的发挥，尤其是在旋律走向和节奏上。因此，为了让旋律更有音乐性，大多情况下都是先曲后词。”

词作家罗木果表示，“粤语歌曲必须要把字紧贴在曲上才能更好听，对乐感要求更严格，所以很多擅长普通话词作的词作者无法写粤语歌词。甚至很多粤语歌大火后，再填普通话版歌词，大家也总觉得别扭。除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四声的普通话去贴合粤语作曲者写的旋律，适配度本身比较低。”

而中国台湾地区先曲后词的创作习惯则更多为历史原因。台湾地区的人口构成包含原住民，明清以来从广东、福建两省移民的后代，以及日据时期留下来的日本人后裔。这使得台湾地区的音乐风格也多种多样，既有原住民的音乐，也有闽南语歌曲、岭南音乐和日本音乐风格。人们喜欢一个旋律，就会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填词演唱，逐渐形成先曲后词的创作习惯。

香港地区市场经济起步较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能在短期内不断推出新作品，香港乐坛众多歌星曾对欧美、日本经典流行歌曲进行大规模翻唱。通过购买版权、重新填词、演唱的形式，保证了创作周期短、歌曲旋律好听。广东话或普通话版本的歌词，也更便于歌曲在华语地区流传。如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张学友的《秋意浓》《半月弯》、刘德华的《我恨我痴心》，以及《千千阙歌》《李香兰》《红日》《月半小夜曲》《容易受伤的女人》等知名歌曲都是如此。

《对你爱不完》原曲▽

这样的翻唱填词方式在台湾乐坛同样盛行。最典型的代表是邓丽君，她演唱的《我只在乎你》《漫步人生路》翻唱自日语歌曲，《甜蜜蜜》原为印尼民谣。即便新千年后，这种形式依然存在。如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SHE的《恋人未满》《天使在唱歌》《半糖主义》《美丽新世界》《波斯猫》等代表作都是翻唱歌曲。因此，在港台地区，词作者也通过长期的实践、锻炼，拥有了很强的填词能力。

《让我欢喜让我忧》日文原版

作曲家邢凡成认为，不同于翻唱这种讨巧的方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有想法的音乐人脱颖而出，他们大多自己创作、演出，香港歌坛诞生了许冠杰，台湾歌坛有了李宗盛、罗大佑、伍佰。“这些原创音乐人自己能写曲，也能作词，但大多是先曲后词。他们的成功也让先曲后词的形式得到发展。”2000年后，周杰伦、方文山这对黄金搭档又进一步把先曲后词的创作流程发扬光大。内陆流行音乐受到港台流星音乐的影响，也存在先曲后词的情况。

台湾环球唱片音乐制作人薛永嘉在北京工作多年，对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制作流程都非常熟悉，而他本人又是广东人。在他看来，无论内陆、香港还是台湾，整个流行音乐领域内先曲后词都是比较常见的创作习惯。“唱片公司的制作体系是围绕歌手量身定制的，唱片公司会根据旗下歌手的风格、气质、声音条件等，先收集大量的音乐小样。之后，歌手及团队从海量的音乐库中挑选适合的音乐（旋律），然后再根据歌手的音乐风格、个人气质，委约词作者填词，或同时约几个词作者根据音乐填词，经过比稿后选出最适合的配搭。”如此不仅保证了旋律的天马行空、自然流露，也保证了歌词符合歌手的个人定位，以及和整张专辑风格统一。

好歌曲的标准相同

在采访中，也有音乐人、作曲家分享了这两种创作顺序以外的其他创作形式。比如，同时能作词、作曲的全能型音乐人、作曲家，就常常采取“词曲同出”的形式。或者在写旋律的同时，音乐人心里已确定下了核心歌词，之后再找词作者填词。词曲家、音乐人何沐阳表示，先词后曲、先曲后词、词曲同步这三种形式，他都使用过，或者常常是将三种形式结合使用，“主要段落词曲同出，然后根据主旋律补齐全部音乐部分，再进行填词。”他认为，不同的创作过程各有特点，也都能写出好作品。

歌曲《少年》的作者梦然在创作这首歌时就是边弹琴边哼唱，词曲同出。《你笑起来真好看》是作曲李凯稠在对女儿说出“你笑起来真好看”这句赞美后，旋律便诞生于脑海。他确定了部分核心歌词后，找到词作者对其他部分歌词进行填补，于是有了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看》。邢凡成介绍，“新生代音乐人，如胡彦斌、李荣浩、毛不易、薛之谦等，早已经兼容并蓄，先词后曲、先曲后词已经无所谓了。他们会针对每一个新鲜的灵感和动机进行随机选择，甚至还有先做伴奏再出词曲的现象。”

“在说唱歌曲中，可能最先确定的是一个特殊的节奏，然后才是歌词和旋律。”谭杨表示，创作的形式是多样的。在一些特定类型的音乐创作中，节奏先行或和声先行的情况也常有。胡廷江也表示，“很多音乐人是在钢琴上随意地演奏，找到一个舒服的和声感觉后，再去丰富旋律和歌词。”

音乐人符禹迅、陈勇霖表示，他们在录音棚里参与录音、监制时，几乎是感受不到一首歌曲的创作顺序，除非歌词的韵脚极为别扭，其他大部分情况下无从分辨。符禹迅说：“一首好作品，一定是词好、曲也好，而且两者之间是融洽的。如果单方面好，也不会成为经典作品。”

在罗木果看来，先曲后词和先词后曲各有利弊，“先曲后词，会让音乐更完整、饱满，情绪的传递会更趋于均衡；而先词后曲，会让歌词更有思想性，规整度更高。”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习惯，写出好作品才重要。条条大路通罗马，路有很多条，目的都是为了抵达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