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图”；“搭班”；保图制；宗族制；市场竞争制
（续）
二、“市场”机制与“农民市民化”导致旧时“垄断”格局的消解
（一）“市场”机制导致了旧时“垄断”格局的消解
中国古代的父权制宗法关系残余，至宋明以后得以加强，逐渐形成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法制度。在清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遍布全国城乡，成为封建社会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姓子孙，往往世代聚居，结合成庞大的宗族团体。宗族是有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各聚村落或社区，皆有其原始名称，其名称甚为繁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乡”“里”“区”“社”“城”“镇”“铺”“厢” “集”“图”“都”“保”“总”“村”“庄”“营”“纤”“甲”“牌”“户”。[1]
上海自古以来以血缘为纽带的同宗亲族聚集而居的传统。[2]通常，一个完整的氏族村落名是由姓氏、词缀“家”以及通名组成，如“张家宅”，张为村落的姓、“宅”即是村落通名。
“聚族而居”这种封建传统的习俗，数百户同姓族人聚居而成村镇，并往往以其姓来名其村巷。以上海县褚家塘村为例，全村居民有姓氏51个，褚姓 153人，陈姓30人，张姓、王姓各12人，陶姓、徐姓、吉姓各8人，沈姓7人，朱姓6人，黄姓5人，其余41个姓均不满5人（其中30个姓每姓仅1人）。20世纪50年代前所有户主均为褚性；陈姓村民因土地改革时分得没收、征收的褚家塘地主、富农房子，从邻村吴家塘迁入；其余姓（含若干名陈姓）均因婚姻迁入。[3]在宗法社会中，人们从社会地位的确立，到财产的承继，祭祀的排序，直至婚嫁丧葬，均有严格且固定的规范。按宗族渊源，全村主姓褚姓有4个“系”，每系10~20户合有一个“老祖宗”，同系内一家有红白喜事，均邀其他户参加。同系内的红白喜事由同族内的艺人操办，其他图内成员不得逾越。由此不难看出，除了保图制外，宗法制度对于“门图”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族内人的婚丧喜事中的所有事象需一律听从族长的安排，某一族内的婚丧喜事活动由同族内的艺人负责，从这点上看，“门图”制下艺人与东家形成一种“垄断”的关系特征。
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市场作为主导资源配置方式对传统家族结构进行了解构性的改变，在社会层面上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并促进了社会流动，打破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凝固性和封闭性，从而形成超越以往家族体系的社会联系，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自然地出现从原来以宗族制度所维系的血缘性向以职业所维系的地域性方向发展。由血缘结合、地缘结合到业缘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性质的转变。因为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业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其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逐步打破了乡土观念和宗族观念，促进了宗族组织的分解。
20世纪20年代以来，旧时“门图”制下班社之间生意的不相往来、互不冲突的稳定局面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班社之间的活动在区域和人员两方面都出现交叉，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班社之间的利益冲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上海各区县兴起民间音乐团体的管理组织，如嘉定区于1927年组织建立了“嘉定县音乐会”（于1947年重新组建改名为“司乐工会”），此组织正是为了协调各班社之间的利益冲突，对民间音乐组织团体进行组织和管理。此外，由于1900年至1949年嘉定区道教活动十分频繁，为了协调班社之间的利益平衡，成立了道教协会，会员全都履行登记手续，颁发道徽，方可正式营业[4]。宝山区的情形也十分相似，为了解决各鼓手班的生意和处理鼓手班间生意纠纷，宝山各乡镇的十多个“鼓手班”，100多位艺人于1946年3月联合成立了“宝山县司乐业工会”，由陆阿秋(已故，原是“兴福堂”班主，后为“和合堂”板鼓手，能演会唱，能吹会拉，人称“拉柴扒”)任理事长，凌宝华（已故）任副理事长，凌振宣任常务理事。他们每月召开会议一次，汇集宝山吹鼓手外出活动情况，督促会员缴纳会费和鼓手班会费等。[5]从这些民间团体组织的兴起及管理方式上看，旧时“门图”的宗族垄断性经营逐渐瓦解。
（二）“农民市民化”加促了艺人的职业化倾向
城市化的实质，是使本来属于乡村的社区随着土地功能的转换而转化为城市，从而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城市”产生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非农业”，即城市不以农业生产为主业，也就是说农业已经不再是城市产业的组成部分，但是又不离农业；也就是说“城市化”是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由对农业的单一依赖转变为多元的社会需要。[6]
市民，作为一种城市化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无疑与农民有着很大的差别性，二者也传递着迥然不同的历史现实的信息。首先，二者谋生方式不同。在务农的社会里，只要掌握了田地或某些劳动技能，即有了谋生手段，所以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着重的是体力与试验，只要勤劳肯干便能“天不亏人”。“百样行业，第一种田。种田之人，大有根基。学习老农，先进经验。基本建设，搞好农田。”[7]这首上海地区的《种田歌》直接反映出种田对于传统农民生活的重要性。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起，上海开始撤县建区，撤乡建镇，最早宝山、上海、嘉定撤县建区，继而金山、松江、青浦、南汇、奉贤撤县建区，原川沙县划入浦东新区，至今只保留了一个崇明县，郊区原200 多个乡镇并为121个镇，3000 多个行政村撤并为1996个村。[8]上海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将市郊的土地划入到城市范围内来缓解市区土地资源供需矛盾的紧张，导致乡村变为城市，农民变成市民。在“20世纪70年代，上海郊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始终占农村劳动力的80%左右。”[9]但到80年代之后，许多郊区农民一边上班，上班之余种田，变成了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他们的身份与传统的农民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收入已经不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10]
农村由于土地被征，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据考查全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已减少为总人口的60.9％，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1.2亿~1.5亿有待向都市和城镇转移。[11]一些艺人的身份就由农民转变为工人，还有一些村民用征地补偿款做些小生意，转变为小商人。村落农田被征用，农居建筑被废，村民被动迁和重新安置。环境的改变和身份的转化，使原来因为群落形式而保留的民风民俗同样受到了冲击，逐渐被淡化或在年轻一代人中完全消失。
注释
[1] 闻均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第312页。
[2] 陈琍：《近代上海城乡景观变迁（1843~1863）》，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3] “褚家塘社会概况调查”，载《上海县志》，上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6页。
[4] 上海市嘉定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组编：《上海市嘉定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内部资料，1988，第20、24页。
[5] 上海市宝山区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组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宝山区乡镇卷》，内部资料，1989，第56页。
[6] 杨德睿：《当代道教宫观经济的转型》，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7] 中共川沙县江镇乡委员会川沙县江镇乡人民政府乡：《江镇乡志》，内部资料，1999，第231页。
[8] 顾吾浩：《上海农民市民化与二元结构的制度变迁》，载《上海改革》，2003年第3期。
[9] 陈映芳：《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文汇出版社，2003，第70页。
[10] 同上，第71页。
[11] 仲富兰：《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文汇出版社，2009，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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