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帝国创建于200年前，这个对近代世界史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力的帝国之创立，是全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大事之一。或许普罗大众都会想到拿破仑一生的传奇故事，也会想到拿翁帝国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人权宣言的理念，散布到全欧洲，进而传扬于全世界，这是拿翁帝国对全人类最重要与最伟大的贡献。
英雄史诗的交响曲但我们不要忘了，拿翁的帝国也将血腥的战火与屠杀，带到全欧洲。1792年4月24日，李斯勒（Claude-Joseph Rouget de Lisle）创作的马赛曲（Marseillaise）开始在全法国传咏，藉着征兵制度与民族国家体系，将无止尽的暴力及莫名的仇恨到处散布。1805年拿翁在匈布仑宫（Schonbrunn）对梅特涅（Prince Klemens von Metternich, 1773~1859）夸口说，他可以吃得消一个月消耗3万人；战争的型态从此刻开始，进入人命轻如蝼蚁的年代（1790至1798年出生的法国成年男子，每五人有一个死于1805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战争造成最壮观的纪念碑，现仍矗立在巴黎市香榭丽舍大道上，那每年受到成千上万观光客朝圣的凯旋门，正代替900万条无辜死亡的灵魂，作出无言的控诉。凯旋门根本就只是拿破仑战争牺牲者的墓碑而已。1804年的大事很多，我却想到了一生中最崇敬的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他在这一年完成了《第三号交响曲》《英雄》（Sinfonia eroica）。《英雄》的谱大部分是1803年5月的夏季时节，贝多芬在欧白都柏林（Oberdobling）居住时谱成的，但最后手稿谱的完成却是在 1804年初。众所周知的，《英雄交响曲》的创作，原来是以拿破仑的形象为主的。最初的手稿上还写着邦那巴特（Bonaparte），音乐史上明确的记载着这个传奇。贝多芬生前最重要的密友辛特勒曾说，《英雄》的题目是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 1763~1844）向贝多芬暗示的名称，这个讲法不见得是正确的，在音乐史历来都是众说纷纭，争议性也很大。贝纳多特元帅虽然曾经是拿破仑的部将，但其后半生则坚持反拿氏的立场，甚至最后因此被反法同盟推为瑞典国王，现在的瑞典王室即是他的后代。贝多芬的学生斐迪南·赖斯（Ferdinand Rise, 1784~1838）在他的笔记中说：
贝多芬在写作此曲时，曾经想过拿破仑，也就是成为第一执政官的拿破仑。当时贝多芬给予拿破仑极高的评价，甚至把他比喻成古罗马最伟大的执政官。我和几位贝多芬的朋友，在贝多芬的桌上发现已誊清的总谱，封面只有上方题着邦那巴特，下方签上贝多芬的全名，而在此中间则空着并未写任何文字，贝多芬究竟准备写上什么，我一无所知。关于拿破仑背弃共和，登基为帝的消息，我是第一个告诉贝多芬的人。贝多芬听到这个消息时异常愤怒，大声骂道：那个家伙也是个凡夫俗子。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竟践踏世人的权利。他也想成为万人之上，唯我独尊的专制者，讲完立即走到桌子旁，拿起总谱的封面撕成两半丢到地板上。然后重新改订标题，将它命名为《英雄交响曲》。
赖斯这个故事讲得很精采，而贝多芬在盛怒之下撕毁封面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直到今天写作的贝多芬传记，几乎都将这个故事当作重要的范本。但从现在保存在维也纳的手稿谱，封面其实并未被撕掉，与手稿谱一同完整的保存着，只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上的文字有被擦掉的痕迹，并且还存留着题为邦那巴特（intitolata Bonaparte）。贝多芬在1804年8月26日寄给莱比锡的布莱特柯普夫与哈特尔出版社（Breitkopf&Hartel）的信件中，曾经提到新作的大交响曲，并写到「此曲就是原来要题名为邦那巴特的乐曲」。不论如何，此曲最后的名称变成意大利文的《英雄交响曲》，并由当时名气很大的艺术工业公司（Bureau des Arts et d'Industrie）出版。
共和国的皇帝
1804年5月2日，法国国会通过一项议案：
1.拿破仑?邦那巴特应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皇帝。
2.皇帝的头衔和君权应由家族世袭……。
3.必须完整的保护人民的平等、自由之权利。
5月18日，元老院宣布拥戴拿翁称帝。5月22日，法国的登记投票人，经个别签名投票，以357万 2329票赞成，2569票反对的全民公投，经由民意的认可与背书，拿翁堂而皇之的登上帝位，不再将法兰西共和国的人民当作公民们，而改称我的臣民。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拿破仑称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皇帝，而不是法兰西帝国，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学西方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公元前27年1月13日，当时铲除了安东尼等反对派，成为罗马境内至高权力拥有者的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屋大维，对着元老院发表演说，宣布将全体人民托付的权力，全部归还给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也就是共和国的政体在屋大维的嘴巴上恢复了。但很讽刺的是，西洋史却将这一日视作罗马帝国开始的第一天，这与我们常识性的认知，不是相距过大？屋大维所发表的是回归共和的演说，怎么会错乱到是屋大维在这一天建立帝国？或许我们可以从屋大维的回归共和、拿破仑加冕为皇帝及希特勒称元首，甚至延伸至斯大林的书记，来看待西方专制政府头衔的渐进式演变过程。从公元前27年开始，屋大维的头衔就成为Imperator Julius Caesar Augustus，读起来很长。Imperator原意是大将军，本来是罗马士兵对打了胜仗的将领的敬称，日后就演进为皇帝一词的字源，所代表的意义是军权。Julius是凯撒的家族姓，Caesar是被屋大维神化的神君凯撒的姓，屋大维继承了凯撒的事业，也继承他的家族姓以及姓氏，因此屋大维的全名是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由此演进成日后罗马的皇帝直至尼禄为止，都必须拥有屋大维血统，继承凯撒一名所代表的意义应为血统的承继。Augustus 原意为神圣的地方，因而奥古斯都具有宗教意涵的代表性。Tribunicia Potestas（英文：Tribune of the People）是护民官的意思，基本上这是一项特权，为罗马共和时代为保护平民百姓免受特权欺压的最重要官职，此一职衔就如同我国的监察委员的制度一般。我们往往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当监委到地方巡视时，就有受了冤屈的百姓，跪在监委面前递状申冤。依照罗马法律规定，护民官有许多重要的特权，其所拥有的肉体不受侵害及否决元老院所提法案的特权，是很重要的。杀害护民官的人，将被处以叛国罪的极刑，如杀害凯撒的布鲁特斯，就是因为凯撒拥有护民官特权，而被依法宣布为叛国。护民官所特有的否决权，则可以有效的箝制元老院的立法权（美国总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之行使，应该是源自于此）。屋大维从公元前43年起，以18岁的年龄首度担任罗马的执政官Consul，此后即攫住此职衔不放。执政官在罗马依惯例须由两人同时担任，在屋大维执政时期，也同时有两位执政官。这样的体制，似是仿自斯巴达的双王制，可以让国家不致在其中一位执政官发生不测时，产生政权的空窗，也可以确保共和政治不为独裁者所窃。为了防止权力集中，罗马连国家最高官职──执政官都是两人同任。坎尼战役（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216年）时，罗马军团全军覆灭于汉尼拔之手，也是因为两位执政官造成事权不统一所致；拿翁的名言：将部队交给一位坏的将领，其效果远比交给两位优秀的将领要好，在此是完全适用的真理。执政官是罗马共和政体中，最高职位的行政职衔，因此掌握此一职位，等于就控制国家的行政体系，这对于帝国政治的建立，关系至大。公元前29年，元老院以第一公民（Princeps，亦可解作元首之意，但在屋大维时期，解作第一公民比较恰当）封赠予屋大维。相对于Imperator称号的军事性质与权威性，第一公民的称号对共和罗马则比较不具威胁与挑衅的意思。这个称号原来是元老院的领导人物所专用的词汇，其所代表的意义只是公民中的第一人而已，对共和主义者而言，是能够接受的称谓。屋大维经常使用的头衔其实是第一公民，而比较少以大将军的名号出现，因此古罗马政治史将奥古斯都至戴克里先为止的时期称作元首政治。或许我们可以将屋大维所拥有的头衔作较现代化的解析：略作这样的解析，大家应该就比较容易理解，换句话说屋大维所弄出来的帝政，基本上是挂共和羊头卖帝政狗肉的政制。拿破仑、希特勒与斯大林变着把戏的帝制，卖的不就是同一套东西吗？只不过拿破仑的时代，去中古世纪的皇帝（empire）头衔的权威尚近，拿翁才将第一执政回复成皇帝，其状况就如同袁世凯当了终身大总统不够，还想回复成皇帝的头衔一般，都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而已。君不见希特勒与斯大林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元首不都是个变相的皇帝而已！
帝国的悼曲
《英雄》，对强弱变化及音符张度的层次要求，确实是古典时代所未见。第二乐章〈送葬〉起始主题乐曲以端重的调子，使聆听者感到彷如黑暗缓缓滑入霞光四溢的天空般，一股幽凉凄暮盈满胸臆。蓦然，明朗的C大调出现，乐音突兀的现出高亢调，一格接着一格，当油然思索如此激昂的音符不知将伊于何处时，乐音却急转直下，重新旋入主旋律的曲调，以此开展小复格（Fughetta）的乐段。然后再次出现主旋律的曲式，以充塞着戚切悲沉的曲风，形成乐曲屡屡中断，感觉到一种不太协调的结构，纷扰而杂陈，最后则以这样的风格结束此一乐章。贝多芬在1821年，听到拿翁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时，他很高兴的说：17年前我所写的音乐正适用于这个悲惨的故事。发现当年自己将《英雄》的第二乐章题作〈送葬进行曲〉，也就是说，贝多芬在1803或1804年就已经预感到，拿氏背叛共和国后可能会有的下场，以此将〈送葬进行曲〉当作拿破仑帝国的悼曲，是再适切不过的。但此时的贝多芬对拿翁背叛共和的怒气其实也消了，反而对他兴起同情的心理，并把他看做是可怜虫。1802年开始的贝多芬，面临一生中几个重要的转换期中的一个，这些转换期对贝多芬的艺术创作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1802年春夏的贝多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此时他住在维也纳城郊的村落——海里金史塔德（Heiligenstadt）。由于很喜欢吃鱼，也可能是因为喜喝葡萄酒（临终前，贝多芬订购的葡萄酒才送来，真可惜，来迟了！这句话就成了他的遗言），而得到慢性铅中毒，他在1802年10月6日写下《海里金史塔德遗书》，他在遗书中写道：你们这些人说我充满敌意，喜怒无常、愤世嫉俗，你们怎么冤枉了我啊！当站在我附近的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却什么也听不到；当有人听到了牧童的歌声，而我又什么都听不到，这是何等的耻辱！这种事几乎让我绝望。再多一些这样的事，我就真要自行了断。只有我的艺术阻止了我，我感觉在将我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表达之前，我是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这封遗书是音乐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之一，遗书是在贝多芬去世之后从他书桌的角落发现的。1827年去世以来，一直有谣言传说贝多芬是梅毒患者，但1994年对贝多芬传世的极有价值的遗物之一：头发，进行化验，发现其实贝多芬身上的疾病是由铅中毒引起。19世纪的维也纳是中欧的工业大城，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环保的概念，工厂往往将大量含重金属的污水排入多瑙河，因此我们常讲的蓝色多瑙河在那个时代可能要用黑色来形容比较实际；也因此，贝多芬所吃到的鱼有着高度的污染。另一方面，在贝多芬时代喝葡萄酒所用的玻璃酒杯，含有大量的铅，十九世纪的人并不太清楚铅对人体的危害，贝多芬身上的病痛与当时的环境和他个人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作为艺术家的贝多芬，必须卑微的依靠当时的王公大臣赞助，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但贝多芬毕竟是第一位能挣脱宫廷囚笼，得到自由的艺术家（中国古代所谓倡优之流，亦大致类同），他的名言要尽量做个正直的人，让爱自由尤其高于一切，即使面对一位君主，也绝不出卖真理！就因这种自由的思想，贝多芬的作品才能脱离宫廷御用的曲式，而依凭内心深处泉涌般灵感创作出满蕴独特性格，充溢撼动人心的美丽篇章。他的作曲技巧可以分析，但作品里涵泳的力量却无以形容，只有透过不断专注倾听，才能体悟贝多芬音符中的启示：挑战命运，永不屈服，他五线谱所谱出更是一首首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的憧憬与向往。
永垂不朽的贝多芬共和国
欧洲出生的啼声是马拉松会战（Marathon was the birth cry of Europe）这句富勒将军（J.F.C. Fuller）在西方史上最伟大的战史着作《Decisive Battle of the Western World》上的话，是常被引用的名言，而我们从欧洲的历史看来，确是不无道理。欧洲的历史充斥着战火与血腥，死亡、疫疾交杂。曾经遍布小亚细亚与全欧洲的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最终的遗迹考古证据推断在西班牙北部，现代考古学家推测，尼安德塔人可能是在与智人（Homo sapiens）的竞争下，被智人给消灭掉，因为身为智人后裔的欧洲人，身上并没有尼安德塔人的基因遗存；虽然考古学者曾经发现，身上有尼安德塔人与智人特征同时出现的婴儿遗骸，但成年人不曾发现。种族灭绝的战争，或许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发生在欧洲的土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伤害，终于让欧洲人明了，唯有摒弃过时的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一个超越国家与种族界线的欧洲，欧洲人才能享有真正持久的和平。自从1957年罗马条约（Treaties of Rome）签署以来，欧洲人就以和平渐进的方式，终于完成了几千年来武力所达不成的目标，建立了共和国的欧洲──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简称欧盟EU）。欧盟是一个超国家（目前所见的用法有supranational、transnationa、metanational、三种，meta是希腊文超越之意）的组织（organization），既有国际组织的属性，又有联邦的特征。2004年5月1日纳入东欧10国，成员增至25个会员国，总面积约为397万8千平方公里，人口总数4亿5千5百万，总部设在比京布鲁塞尔。2003年7月通过订定：蓝底十二颗金色五角星构成圆环的国旗，国歌则采用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中的《快乐颂》（An die Freude）。欧盟会员国自愿将部分国家主权交出，欧盟在机构的组成和权利的分配上，强调每个成员国的参与，其组织体制以共用、法制、分权和制衡为原则。经历过从古希腊、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等等一连串战争暴力所组成的欧洲历史，终于建立了贝多芬理想中的欧洲联盟，这是贝多芬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充溢着和平愿景的伟大共和国。贝多芬以他一生的苦难，创造了许许多多永垂不朽的曼妙音乐，用音乐征服了全欧洲，用音乐建立了柏拉图等西方圣哲理想的共和国，他用五线谱作到了凯撒、查理曼、拿破仑、希特勒这些暴君无法完成的丰功伟业。贝多芬共和国的国界不是在乌拉山，更不是在赫克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位在西班牙直布罗陀突出于海峡东边的岩石山，古代相传是世界的尽头），这个共和国的疆界是在全人类的心里，只要我们坚信民主、自由的共和国理念，贝多芬就会伴随在我们身边。暴君的帝国终有结束的一天，贝多芬的国家却没有止尽的时候；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会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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