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华在《音乐周报》上发表了《贬损二胡仅是西方音乐价值观吗？》本来是针对我《勿用西方音乐价值观贬损民乐》一文提出的异议。但纵观全文，发现涉及此文的内容并不多，倒是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我19年前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话：“西洋音乐的传入……严重地抑制了民族音乐在社会上的传播、发展，从而使民族音乐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我的那篇文章，发表在《中国音乐》1998年第一期上，原文的题目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刘天华先生纪念册>》。我写此文，原意是通过对民国时期，我国民乐（那时称“国乐”）生存状态的探寻、研究，阐述《刘天华先生纪念册》编辑出版的重要意义，突出刘天华对二胡艺术乃至整个民乐事业的生存、发展，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也就是说，那篇文章说的是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事。而发表在今年3月8日《音乐周报》上的我那篇文章，是针对目前音乐圈内存在着用西方音乐价值观贬损民乐的现象，仅此而已。可吴先生引用上面那段话时，在未做任何时空表述的情况下，紧接着就说：“我认为，把民乐的不如意归咎为西方音乐价值观不尽然。”如此行文，就把前后相距近百年的两种截然不同社会背景中发生的事混淆在了一起，这种穿越时空的拼接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
按照惯例，在引用别人的文章时，起码应该把引文出处的题目写全，可吴先生却只保留了文题的前半段“珍贵的历史资料”6个字，而删掉了后面的“刘天华先生纪念册”，这就模糊了我那篇文章最主要的着眼点。再者，吴先生应该能够看到，在引用的那段话之前，文章首先强调了当时（民国时期）随着内外交往的增加以及留学生的回国，西洋音乐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倡，以洋为高的风气日盛。文章明确写道：“西洋音乐的传入确实为中国音乐界吹进了一股新风”，然后才指出了对国乐造成的冲击。可奇怪的是吴先生在引用这段话时，又是只用了前面的半句“西洋音乐的传入”，而掐掉了笔者有意强调的“确实为中国音乐界吹进了一股新风”这第一层意思。本来写文章在引用他文时为节约篇幅，用“……”省略是可以也是必须的，但如果仅仅是为了节约几个或十几个字的篇幅，就删掉原文中的重要表述，使其缺失了首先强调的那一层意思，这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吴先生在文章中说：“我们一直都有贬损民乐的文化传统。”这未免有点夸大其词。 在国人的文化传统中，“琴棋书画”历来备受重视，而其中的第一项“琴”便是民乐。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民族音乐在历史上虽然也经历过波折，但也曾频频展现辉煌。如果没有这些，说“我们有光辉灿烂的文化”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我们的民族音乐，在历史上常备受推崇，正因为如此，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财富；在历史上我们的民乐人，也有身居高位、倍受尊崇者。
2500多年前的晋国宫廷主乐大师，相传《阳春》、《白雪》的作者师旷，就身居高位，常伴国君之侧，不仅演奏乐器，还时常为国君解惑答疑，从而备受尊崇。
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俯拾即是，仅涉及到的乐器就有琴、瑟、琵琶、箜篌、笙、笛、箫、、角、胡笳、磬、钟、拍板、羯鼓等。还有“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等诗句，这些都足以证明那时民乐（尽管其中有的乐器那时还不能算真正的“民乐”，而是由外域传来）之兴盛以及在人民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在唐代，一国之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对琵琶喜爱有加，他曾专门以《琵琶》为题赋诗一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琵琶的深切了解。
唐玄宗李隆基也酷爱琵琶、羯鼓等乐器，据传《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等就是他的作品。
唐宣宗李忱也同样对琵琶情有独钟，他为悼念曾创作了不朽诗篇《琵琶行》的诗人白居易，亲自撰写诗篇，留下了“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佳句。
皇帝尚且如此，平民怎会贬损民乐？可见吴先生所说的“我们一直都有贬损民乐的文化传统”并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民族音乐的优良传统。至于笔者在文章中提到的如今社会上有“用西方音乐价值观贬损民乐”的现象，正如文中所说，指的是当代“部分人”，而不是“我们一直都有”。
吴先生说：“西方音乐的引入之初实际上是提高了民乐的地位。”并把二胡能够成为一件独奏乐器，登上现代高等学府，作为这一论点的佐证。但笔者并不这么认为。
众所周知，刘天华所处的时代，民乐已呈衰微破败几近消亡之势，而社会上以洋为高的风气日盛，甚至连《孔子歌》、《皇帝歌》都是用现成的外国曲调填词。当时还有人预言：“人人毁其家中之琴、筝、三弦等，而以风琴、洋琴（西洋之琴——笔者注）教其子女，其期当亦不远矣。”在这种形式下，许多音乐界人士大声疾呼，发出改造国乐、振兴国乐的呼声。刘天华及一些国乐界的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改造国乐、振兴国乐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为二胡等民族乐器在高等学府，在殿堂级的舞台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从而改变了国乐在社会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当然不能说这与西方音乐的引入完全没有关系，正是社会上以洋为高的风气日盛，进一步激发了音乐界人士改造国乐、振兴国乐的欲望，而且西乐的引入也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但这并不表明是西方音乐的引入提高了民乐的地位。
无论现在还是百年前的民国时期，民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內因，也有外因，笔者从来就无意“把民乐的不如意归咎为西方音乐价值观”，关于这一点，从吴文中引用的“从而使民族音乐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中的“更加”二字，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个比较级的用语，意思是使原来困境有所加重，不应该理解为是“把民乐的不如意归咎为西方音乐价值观”。
关于19年前我的那篇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似不是展开讨论的合适场所，吴先生若有异议，撰写成论文发表在音乐理论刊物上，相信无论对二胡艺术的理论建设还是中国音乐的史学建设，都会大有裨益。
文 | 孙元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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