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贝多芬三个阶段的音乐创作
导读：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在西方音乐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代表着古典主义音乐的高峰，同时也是浪漫主义音乐的起源。贝多芬一生的音乐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中期阶段、晚期阶段。下面就贝多芬三个阶段的音乐创作进行概括的叙述与分析，力求在有限的文字中诠释这位“音乐巨人”一生创作的全貌。
一、贝多芬初期的音乐创作（1792―1802年）
贝多芬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第一位音乐老师是他嗜酒成性的父亲。在父亲近乎残暴的教导下，贝多芬曾在7岁时入波恩皇宫表演，成为当时波恩的音乐神童。1781年，贝多芬师从卡尔・聂夫，在聂夫的指导下，贝多芬有幸接触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还学习了和声学、对位法和赋格曲式等学科。1789年，贝多芬19岁时入波恩大学旁听哲学、伦理学和希腊文学。在此期间法国革命刚刚开始，贝多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初步形成。1792年，贝多芬只身来到维也纳拜海顿为师，并开始了他初期的音乐创作。
贝多芬初期创作的主要作品包括：《第二钢琴协奏曲》《第八钢琴奏鸣曲》《第十四钢琴奏鸣曲》、六首弦乐四重奏、《第一交响曲》《第三钢琴协奏曲》和《第二交响曲》。
一般来说，这时期的作品不论在风格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没有跳出巴赫、海顿和莫扎特传统的窠臼。例如，26岁写的三首钢琴奏鸣曲就有不少恩师海顿的痕迹。其中第一首（f 小调）的慢板不论在主题还是在表现手法上均有海顿的投影。但是在贝多芬的某些作品中已体现出了鲜明的个性和思想的火花，这与海顿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是完全违背的。例如，贝多芬的《C小调三重奏》首演后海顿示意他先不要发表。海顿曾对贝多芬说过这段话：“这个乐曲使我害怕！它是煽动性的、反抗性的、粗暴的，您在那里面说的完全是个人的热情和斗争，神圣的艺术不是拿来做这种事情的！”海顿对贝多芬作品中的“个性”持反对态度，然而这恰恰是贝多芬不承袭成规、勇于创新的表现。
二、贝多芬中期的音乐创作（1803―1817年）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当时贝多芬对这场革命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1799年，贝多芬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他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贝多芬的共和主义立场突出地反映在他对拿破仑的看法上。在贝多芬的心目中，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英雄，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共和的象征。1804年5月，拿破仑修改《宪法》，取消共和制度宣布法国为帝国，同年12月称帝，此事引起贝多芬极大的义愤。1805年11月，法国军队占领维也纳，拿破仑战争的性质已经完全从革命战争转化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反革命战争。
贝多芬中期的音乐创作就是在这时局动荡、政治思想复杂的年代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包括：《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六交响曲》（田园）、三首弦乐四重奏，以及《第五钢琴协奏曲》和《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
贝多芬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超越时空、面向将来的。就弦乐四重奏而言，他同海顿和莫扎特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慢板乐章的沉思性质增强了许多，色彩变化更为丰富，经常用渐强后的突轻或用鲜明的弱到强的感情起伏，为的是表达19世纪初欧洲人复杂的内心活动。1803年，贝多芬创作了《第三交响曲》，这标志着在欧洲音乐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社会政治意义的题材，第一次进入了交响乐这个音乐体裁的领域。海顿、莫扎特式交响乐的艺术形式，已经不可能容纳《第三交响曲》中要表达的那种崭新的社会内容。贝多芬突破了传统的交响曲快板乐章奏鸣曲式的框架，扩大了奏鸣曲式的规模，各部分间相当机械的、程式化的关系被新的展开性质的贯穿发展所代替。《第三交响曲》标志着贝多芬的音乐创作进入“英雄年代”。
三、贝多芬晚年的音乐创作（1817―1827年）
1814年，拿破仑失败后，德意志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得到的却是封建的复辟。维也纳会议把波恩家族重新推上了法国的王位，规定了德意志君侯的所有权力，梅特涅成了欧洲真正的统治者之一，白色恐怖猖獗一时。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他所向往的共和主义在现实中都化为泡影。
贝多芬这时期的主要作品包括：五首弦乐四重奏，两部大型变奏曲作品，即《迪亚贝利变奏曲》和《我是裁缝卡卡杜》钢琴三重奏，《庄严弥撒》和《第九交响曲》（合唱）。
处于封建复辟时期的晚年贝多芬，政治上不满现状，苦闷彷徨，但又找不到出路，终于到宗教境界中寻找精神安慰和寄托。《庄严弥撒》就是这种思想状态的产物，在这部《弥撒》的最后一个乐章《上帝的羔羊》的第二部分中，在长达300多个小节的音乐段落中，多次重复了一句唱词：“上帝的羔羊……给我们以和平！”贝多芬这里所指的“和平”是现实的。贝多芬在这段音乐开始处有一段文字的眉注：“恳求内心和外界的和平。”这句话说明了他在创作这部《弥撒》时的思想状态。
1823年，贝多芬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创作，为了使交响曲纯器乐的体裁能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贝多芬打破了传统的常规，将席勒的诗歌《欢乐颂》谱成了合唱，放入交响曲的末乐章。《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自己“从痛苦走向欢乐”人生哲学的一种艺术概括，在他最后的这部交响曲中仍然为他在革命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理想呐喊。这说明他即使在封建统治极端猖獗、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也没有背叛自己的政治信念。《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对他一生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理想的最后一次讴歌。
纵观贝多芬一生的音乐创作，初期是继承与发展交界的萌芽阶段，中期是达到古典音乐高峰的英雄阶段，晚期是内在化潜心思索的哲学阶段。贝多芬所处的年代正是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之间的斗争是时代的大背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成为贝多芬世界观和音乐创作的思想核心。贝多芬在艺术创作方面全面地继承了从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以来的优秀传统。在创作手法和形式上也进行了广泛的革新，为19世纪欧洲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音乐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