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庆祝新年。但很少有人知道，时间纪年的革命与亚历山大三世的部将塞琉西有关，他引进了新的计算时间纪年的方法，是世界上第一个连续的、不可逆转的纪年法——每过一年计数就加上“一”，线性、客观、冷酷、无情，不以王朝更迭、岁星斗转而改变。现在的公元纪年，采用的就是这一理念。
这种不依赖季节轮换、政治事件和统治者，且超然独立、有规律增长的数字纪年，被本雅明认为是“同质、空洞的时间”。的确，时间如流水，旧岁的最后一天和新年的第一天，仅仅是数字上的不同而已。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庆祝呢？
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啊。在法国童话《小王子》里，小狐狸对王子说，“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这堪称我看过的对“仪式”的最好解释。
新年音乐会的终极本质大抵不就是如此吗？借助音乐的特殊魅力，通过一场音乐盛典来宣告一个不同时刻的到来，我们也“假装”和自己过去的历史做了“切割”。
中国人对“新年音乐会”这个概念的熟知，归功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但这款音乐会现在不行了——在一个“爆米花晚会”满天飞的时代，非专业的普通观众有谁爱看这样和他们的生活经验无关的轻音乐呢？它既无法抚慰“996”的工作焦虑，也无法让人忘却紧张的房贷压力，那些镜头里的欧式建筑和自然风光，也不再和从前一样有新鲜感。专业的听众呢，大部分也不愿看了。叮叮当当的圆舞曲、波尔卡已经老掉牙了。至于“地道的”芭蕾舞，那不就是一百多年前的广场舞吗？
所以，无论在主流媒体、网络自媒体，还是在微信朋友圈，都几乎看不到多少和这款音乐会有关的消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如同一台沾满灰尘的老旧座钟，时不时鸣响两声，刷一刷存在感，至于时间报得准不准，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但是，新年还是要过的，各种名目的新年音乐会也还是要的。国内几大卫视铆足了劲儿，争抢流量明星，各种款式的流行网红粉墨登场。多多少少验证了克莱德希尔说的，明星是“兜售欲望和意识形态的大众娱乐产业里的动力装置”。不过数据显示，这些同质化的竞争及其附带的各种娱乐八卦也开始让大众审美疲劳了，今年他们的风头都没有抢过B站的跨年音乐节目。
该视频网站的跨年音乐直播，以被赞“贴地气”而在网络媒体中爆红——在资本和大数据结合的时代，“爆红”这个形容词也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跨年晚会后，该网站当日市值暴增50亿元，创下过去一年半的新高。
我忍不住找出其中最火的一段节目视频来看。在这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中，一位被弹幕刷屏称赞为“大师”的演奏者，合着各类混搭编制的乐队，演奏了琵琶、锯琴、尺八以及印度的艾斯拉吉、西塔尔等几种乐器，把《沧海一声笑》《将军令》《苏珊娜》《牧歌》等中西歌曲的主题糅杂、拼接在一起，以串烧的方式出演。
看完视频后的一个感叹是：这样的演奏者被称为“大师”，要么是“大师”的门槛太低，要么是包装他的人没见过真正的琵琶大师。另一个感叹是：距离1979年艾萨克·斯特恩访华，中国人见到世界一流的音乐家也有40年了。在这40年里，中国自己也拥有了大量的原创严肃音乐作品和大批高水平的严肃演奏家。然而40年过去，巨量的中国人还停留在把音乐会当杂耍来看的阶段，令人禁不住思考“时间都去哪儿了”。
商业和娱乐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之中。甚至让最具公共性和文化服务性的央视也不能免俗。今年央视的新年音乐会和去年最大的不同，除了把地点放到深圳，是在节目的定位上，几乎全部使用了歌曲而舍弃了纯器乐作品，且强调了音乐的流行性和娱乐性。如果不是认真看日期，很容易把这台新年音乐会和去掉语言类节目的“春晚”混淆在一起。
除了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传播的音乐晚会以外，各地音乐厅上演的“新年音乐会”其实不在少数，比如在北京就有十余场。不过，稍微分析一下就能发现，这些音乐厅音乐会有两个特点：一是大多挂上了各种“维也纳”“皇家”等名头，二是价格不菲。其中的一场，最高票价达5800元，演出质量不清楚，但价格肯定是超过世界一流了。
如果站在一个国家或者文化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的新年音乐会大致具有四个特征：“传播公共性”“承续节庆性”“文化精华性”和“民族特异性”。用大白话来分别解释就是：“不要钱也能看到”“年年都有且样子差不多”“有文化高度”，以及“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并没有自己的真正的新年音乐会。
而且坦白地说，在浏览了大部分的新年音乐会节目单和部分视频之后，我的脑子里不知为何慢慢升起了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者是因为，我们有看似有无数的选择，后者是因为在娱乐的喧嚣中，看到的却是艺术的荒芜。
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尼尔·波兹曼，但他的《娱乐至死》确乎冷酷地指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巨大文化危机，在全书最后一句，他引用了赫胥黎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波兹曼说的是美国的情况，娱乐业提供了廉价的笑声和精神抚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放弃了对艺术价值和文化归属的思考。
中国的情况是否不同？目前看起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商业主导下无孔不入的娱乐业已经天下大同了。
文 | 黄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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