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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的音乐随想

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薄伽丘《十日谈》)
公元1347年至1350年,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传染病从意大利、法国蔓延至整个欧洲,据说杀死了约2000万之众,占到当时欧洲总人口将近一半。意大利文豪薄伽丘将其记录在作品《十日谈》中,成为后人研究黑死病时期欧洲社会的宝贵窗口。
对于正处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当今各国,幸或不幸,只能用冷暖自知来形容。不过回首黑死病的历史,总体上,21世纪很多国家的人类要比14世纪的欧洲人走运,比如无论恐慌不恐慌,听音乐都方便。
可在600多年前的黑死病疫情之中,听音乐仍是少数人的权利。
从古艺术走向新艺术

黑死病爆发的14世纪中叶,欧洲音乐正朝着新的方向拓展,作曲家对探索新的世俗音乐形式很感兴趣。约1322-1323年,法国作曲家兼诗人菲利普·德·维特里写了一篇论文,主题是“新艺术”。这一提法非常贴切,后来被音乐学者用来代表整个14世纪前半叶法国盛行的音乐风格。与他们持相反观点的是佛兰德斯理论家列日的雅各布,他大力捍卫13世纪晚期的“古艺术”。

从听感来说,“新艺术”比“古艺术”明显增加了声部之间的对比与“炫技”成分,因而被“古艺术”的拥护者批评为“歌词都听不见了,协和音的和谐性削弱了……节奏乱成一团糟”。据说,某些新艺术歌唱家因此还被暴力赶出了音乐圈。
迪费(Guillame Dufay)的四声部合唱《万福天上圣母》(Ave Regina Coelurom)即是一首“新艺术”代表作。歌词大意是“:万福,天上圣母。万福,天使之女。万福,根基,万福,大门。从她身上,世界上出现了一束光。欢呼吧,荣耀的童贞女,超越万有。最美的使女,请永远为我们向基督祷告。”
就在音乐家们朝向文艺复兴前夕迈进时,黑死病随着一艘意大利商船靠岸,登上了西西里岛……
捷克人骨教堂一景
单纯而丰满的《圣母弥撒曲》
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薄伽丘《十日谈》)
黑死病学名鼠疫,由于人死后身体呈紫黑色而得名。纵观6世纪中叶至8世纪,第一次鼠疫从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横扫欧亚大陆,死亡人数几千万。到了1347年,意大利人面对它依然束手无策,认为黑死病又是上帝惩罚人类的工具。
此时欧洲的医学水平有限,医生普遍更积极于精神慰藉,而缺乏身体治疗的动力,居然频频开出羊皮混合《圣经》纸屑的药方。
而教会仪式绵延不绝,包括集体祈祷、游行,这些在今天,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会促成更大规模的聚集传染。
14世纪最著名的教堂音乐是纪尧姆·德·马肖(GuillaumeDe Machaut,1300-1377)的《圣母弥撒曲》(Messe de Notre Dame)。作为常规弥撒的一首四声部配乐,它并非最早的复调弥撒曲。马肖的这一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庞大规模和四声部织体(这在当时极为罕见)。有人认为它显然是整体构思,也有人认为它像斯美塔纳的《我的祖国》,几段音乐之间没有音乐上的内在关联。无论按什么标准,《圣母弥撒曲》都是一流作品。
以“本真中的本真”享誉乐坛的指挥家佩雷兹(MarcelPeres)的版本,特别明显地展示了《圣母弥撒曲》与早期单声部圣咏之间的联系,甚至会让人感觉与佛教音乐也存在某种相似性,单纯而丰满。
可惜《圣母弥撒曲》的创作背景、年代至今没有定论,马肖只写下或留下六段——慈悲经、荣耀经、信经、圣哉经、羔羊经和散堂咏。多数录音会补充缺失的仪式音乐,使之完整。
《圣母弥撒曲》的出现,仿佛文艺复兴音乐的蓓蕾,使人感到单声部的种子孕育出了多声部的成果,即将迎来更多样性的声音织体。
 
解忧浇愁的《布兰诗篇》
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过着有节制的生活,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纵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甚至一时兴来,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薄伽丘《十日谈》)
一部分有钱人或者置生死于不顾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和认定不可避免的死亡,极度渴望醉生梦死。他们沉迷于一切让感官愉快的活动——暴饮暴食、寻欢作乐,24小时闭门不出……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中世纪典型的社会秩序彻底崩溃了,人们对教会的信仰动摇,佃户与地主的租约也拒绝履行了。
寻欢作乐、解忧浇愁的世俗音乐,最著名的恐怕就是从11世纪晚期至13世纪由多人创作的合集《布兰诗篇》(CarminaBurana,即“博伊伦抄本”),1803年在慕尼黑的图书馆里被发现。
《布兰诗篇》的手抄本包含了来自许多国家的歌词,主要是拉丁文,还有当时奥克西塔尼亚(Occitania)、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瑞士、加泰罗尼亚、卡斯提尔(Castille)、德国等地区使用的语言。
除了许多无名氏的作品,研究者发现了不少知名诗人词作者,如科隆的大诗人(Archpoetof Cologne)、奥尔良的于革(Hugues d'Orleans)、坎特伯雷大主教斯德望·朗顿(Stephen Langton)等。大多数诗歌是世俗的,那些为复活节、圣诞节所写的诗和纯粹的赞美诗,则透露着神圣的美。
除了用激烈的情感批判所处时代和表现一些不大道德的内容,《布兰诗篇》还有基于内心情感的优雅的歌曲。例如第52首《节日之名》(Nomen  a Solemnibus),这首庆祝十字军1099年7月15日夺回耶路撒冷的作品提到了旧约时代的耶布斯人亚劳拿,当时“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后来大卫王在亚劳拿位于耶路撒冷的禾场筑坛献祭,方才止住瘟疫。
其中的第14首《曾经不知哀叹的人》(Planctusante nescia)是一首凄美的作品,诉说着饥饿、屠杀和瘟疫带来的痛苦,母亲失去儿子,人民失去家园,肉体失去健康。
骷髅之舞
黑死病之后《真实的故事》
唉,宏伟的宫室,华丽的大厦,高大的宅第,从前达官贵妇出入如云,现在却十室九空,连一个最低微的仆从都找不到了!有多少显赫的姓氏、巨大的家产、富裕的产业遗下来没有人继承!有多少英俊的男子、美丽的姑娘、活泼的小伙子,在早晨还同亲友们一起吃点心,十分高兴,到了夜里,已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他们的祖先吃晚饭了。(薄伽丘《十日谈》)
法国作曲家马肖是这场令人与世隔绝的瘟疫的幸存者。他在瘟疫之前就开始探索世俗音乐形式的创造,写诗并改为歌词。在瘟疫从最严重的时期消退后,这种以诗词诗歌形式为基础的音乐风格得到了传播。到1365年,叙事歌(ballade)已经成为最流行的世俗歌曲形式之一。马肖也创作了很多,不少来自他的日记、诗歌、书信、歌曲集《真实的故事》(LeVoir Dit,1361-1365)。
相传《真实的故事》受到马肖与佩罗奈尔(Péronned'Armentières)的爱情启发而作。当时佩罗奈尔芳龄18,出身名门,她大胆地将自己的处女作小诗一首寄给了赫赫有名的马肖。马肖这时已经60岁了,对这位姑娘一无所知。他贫病交加,一只眼睛失明,饱受痛风折磨,可他的爱情之火立即被姑娘大胆的表白点燃,于是他们开始通信并互赠诗歌。
佩罗奈尔因为与诗人的关系而感到骄傲,她坚持要诗人把她的情书和诗歌都写进诗人的《真实的故事》中。马肖欣然从命:“我将留下使人牢记的故事,讴歌你,赞美你。我的心肝,我们这么晚才互通款曲,你不感到惋惜吗?上帝作证,我感到惋惜。但我有补救办法,让我们尽情享受生活,只要环境允许,让我们补救失去的时光。一百年以后,人们还要传送我们的爱情,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光荣,倘若我们的爱情不好,你会像上帝掩盖的,如果你能掩盖的话。”
就这样,马肖与佩罗奈尔历经数年的情诗与信件往来,但在年龄的巨大差距下,最终双方的关系以失败而告终。
瘟疫时代的另一位著名音乐幸存者名叫佛罗伦萨的洛伦佐(Lorenzoda Firenze),他将薄伽丘的文本以世俗音乐巴拉塔(ballata)的形式出版,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位将这些文本谱曲的作者。其中一首叫作《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Nonso qual i mi voglia)。
湿壁画《死亡的胜利》
黑死病结束几百年后,科学家从死者的牙齿提取出了病毒DNA,证明那就是鼠疫。而从传染病在人间肆虐起,《骷髅之舞》或者《死之舞》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捷克的人骨教堂、德国吕贝克圣玛丽教堂(Marienkirche)的壁画,还有许多著名的音乐。
(本文刊载于《爱乐》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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