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理心悟｜《黄帝内经》心悟
马派传承 2019-06-17
篇首语
大凡天资聪慧之人，其思维必多敏锐。正如明初大学士宋濂（字景濂，号溪）所说：“夫医之为道，必志虑渊微，机颖明发，然后可与于斯。”喻昌自幼聪慧过人，博览群书，诗文俱佳，诸子百家无不通览，被誉为当时十四名圣之一。陈自明自幼好学，初问世就才华毕露。心悟，就是不拘泥于旧说，多疑善思。质疑、创新是治学的重要方法。
古人有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纵观历代名医，大都是对古人经验大胆质疑，然后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创造，提出中医药学之创新内容，从而成为一代宗师的。张仲景在《内经》热病论的基础上，经过自己反复的临床实践，提出著名的伤寒六经辨证纲领，推动了中医学基础和临床的迅速发展，从而使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金元时期，刘、张、李、朱亦都是在深研《内经》的基础上而分别提出了创新学说、形成各自流派的。明清时期叶、薛、吴、王之温病学派的建立也都是如此。不难看出，只有“由疑而思，由思而新，释疑而信，才是获得真理的重要途径”。本篇所选家本先生之创新文论共计13篇，充分反映出家本先生数十年在中医学领域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立志为医，为中医事业献身之精神。
郑家本先生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和临床经验，潜心研究《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他先后撰《试论<内经>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从控制论看中医辨证的科学性》、《金匮要略虚劳篇脉象分析》、《伤寒论阳明三急下症初探》、《郑家本运用温病学术思想指导妇科急症治验》等论文发表。
《黄帝内经》心悟
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家的支配。”毛泽东亦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内经》和其它科学一样也毫无例外，受着一定的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影响。更有甚者，在《内经》的形成年代——春秋战国时期，就和朴素的唯物论及辩证法思想有着关系，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从而使中医的理论充满深刻的的哲学原理。
朴素的唯物论——《黄帝内经》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意识而存在。”对于世界的物质性，早在《内经》时代就有了认识。《内经》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些种类繁多的事物有一个共同的性质——由“气”构成。
在《内经》看来，气的种类亦是多种多样的，在自然界有天气、地气、风气、寒气、暑气、湿气、燥气、火气……。在人体有营气、卫气、心气、肺气、胆气……。就其性质可分阳气和阴气两大类。如“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地之间由于阴阳二气运动的结果，造成万物丛生，“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在《素问·天元纪大论》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不难看出，《内经》作者把“气”看成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元素。那么，气的本质是什么呢？
东汉经学家何休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气之始也。”《内经》作者和中国古代其他朴素唯物论者一样，将“气”认为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极小的组成万物的物质颗粒。应当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两千多年前，人们还不可能对世界物质性作出科学的结论，能提出“气”是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在当时来说无疑是进步的。正如李达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说：“他们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在人类认识的万里长征中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人既是世界物质之一，必然也是由气构成的。“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张介宾在《类经》中说：“生化之道，以气为本。天地万物，莫不由之……人之有生，全赖此气。”进而言之，人是由“精气”构成的。“人始生，先成精”（《灵枢·经脉篇》）。“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先天之精（气），禀受于父母，构成人体。后天之精（气），来源于水谷，营养周身，共同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
《内经》认为：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气”不是僵死不动，而是无时无刻无不运动着。并由于这种运动，导致了自然界的一切变化。气的运动形式主要表现为升降作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又说“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在人体表现为“清阳出上窍，浊阴归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正是由于气的阳升、阴降的不断运行，使人的气、血、津、液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显示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人体的血液循环，正常的呼吸、营养物质的吸收，水液的代谢等均与气的升降有直接关系。故一旦气的升降失调则出现各种病态。《素问·举痛论》中“百病生于气也”即指此而言。
一切唯物主义的学派，总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内经》作者也初步认识到精神是物质的反映和产物。
人的一切生理活动的能源都来自于机体，来自于由“精”构成的生命物质。故《灵枢·本神篇》说：“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神成于先天，但需后天水谷精气的不断充养。故《灵枢·平人绝谷篇》又载：“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这里的“神”是指人体的神态、知觉、运动等生命活动，是人的机体的本源态势。而精神活动（即哲学上的意识），则是形式。
艾思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大脑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特殊物质的机能；而大脑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内经》也有类似的认识，如认为精神活动是外界物质在人体的反映，并认为一切精神活动（包括思维）都归心所主。“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灵枢·本神篇》）。何为“任物”？任物即接受事物并进行分析，亦即主持神明，而司思维活动的意思。这就明确指出了，人们思维活动是人的心（中医学中“心”的功能包括现代医学的大脑功能）对外界事物观察分析的结果。
《内经》在肯定形体和精神是从属关系的同时，还强调精神意识对形体反作用。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的异常是内伤疾病的病因之一，如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精神剌激，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使脏腑升降功能紊乱，而致疾病的发生。“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灵枢·口问篇》）。说明情志因素影响人的心，而致疾病发生。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黄帝内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艾思奇在《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中说：“从相互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来观察事物，这就是辩证法的总的特点。”《内经》就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素问·生气通天论》）。这种自然界的整体观集中体现在“天、地、人”三位一体，“春、夏、秋、冬”四时一体，“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一体，“木、火、土、金、水”五行一体四个方面。
生活在自然界之中的人，与天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灵枢·本神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素问·六节脏象论》）。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衣食住行的充分必要条件；自然界的变化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理活动。如天暑则汗出，天寒则腠理闭；南方之人多湿热，北方之人多伤寒……
古人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人体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体内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器官、组织、都是互相联系的。“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谿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生理上，脏腑经络和皮，肉、筋、脉、骨等形体组织及口、鼻、舌、耳、眼、前后阴九窍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完成人体的机能活动。在病理上，脏腑功能失调，通过经络反映到体表；体表组织器官有疾，亦通过经络影响有关的脏腑。这种思想即《内经》的整体观念。
处在整体之中的物质，彼此之间是怎样关联的呢? 在《内经》看来，世上一切物质都可根据属性分别归为“阴”、“阳”两个方面；事物的关联都是阴阳的对立统一的结果。什么是“阴阳”？张介宾解释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当然这里的“一分为二”是不能同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划等号的。但是，它确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观点。
阴阳是普遍存在的。在自然界：“天为阳，地为阴”；“昼为阳，夜为阴”；“水为阴，火为阳”；“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人体：“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则背为阳，腹为阴……脏者为阴，腑者为阳”（《素问·金匮真言论》）。总之“人身有形，不离阴阳”（《素问·宝命全形论》）。大凡活动的、外在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功能的、机能亢进的都属阳；反之则属阴。并且阳中有阴阳，阴中亦有阴阳，故《素问·阴阳离合论》用“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内经》用这段精辟论述来概括说明阴阳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存的。
阴阳的普遍性是阴阳的一个特性，而阴阳的相互依存、对立、消长和转化则是另一个特性。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热为阳，寒为阴；外为阳，内为阴。假如没有上、左、热、外之阳，就无所谓；下、右、寒、内之阴；反之亦然。阴阳两方都以另一方为存在条件。正如毛泽东曾说过的一样：“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讲阴没有阳，或者只讲阳没有阴，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阴阳相互依存的表现形式是“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内的阴是阳的物质基础，在外的阳是阴的表现。
阴阳双方随时都处在制约、斗争之中。《类经附翼·医易义》载：“动极者镇之以静，阴亢者胜之以阳”。如果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制约和斗争，必致某一方亢而为害。“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灵枢·论疾诊尺篇》）。夏为阳盛，夏至后阴气渐生，用以制阳；冬为阴盛，冬至后阳气渐旺，用以制阴。双方斗争的结果，必有胜负。这就形成了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在人体“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失去平衡，则出现病态。其治疗亦是通过阴阳的斗争原理来补其不足，制其亢盛，使之平衡而达到“阴平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的目的。
阴阳制约、斗争的结果，使双方不可能长期处于一个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之中。就人体而言，各种机能活动（阳）产生，必然要消耗一定的营养物质（阴），即“阴消阳长”；而各种营养物质（阴）的新陈代谢，又必须消耗一定能量（阳），即“阳消阴长”。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正处在这种“彼此消长”的动态平衡之中。
阴阳双方制约、斗争的结果，使自己有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可能。即是说，阳可以转化为阴，阴可以转化为阳。例如：疫毒痢在高热、烦躁谵妄、里急后重、舌红绛苔黄燥，脉滑数有力，这一阶段属阳症；如误治、失治或久治不愈，病情恶化，出现面色苍白、四肢厥冷、汗出喘促、脉细促无力，则属阴症，这种转变过程，在《灵枢·论疾诊尺篇》称“重阳必阴……热极生寒”。它和《周易》的“否极泰来”同出一辙。
阴阳转化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说的“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重”和“极”就是保持阴和阳本身性质的“极限”和“度”。阴阳依存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阴阳消长是一个量变过程，阴阳转化是质变过程，而“重”和“极”则是度量关系“关节线”。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统一物质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他的矛盾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内经》将自然界（包括人体）这一统一体认为是阴阳两部分对立统一的结果，正说明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黄帝内经》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
李达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说：“无论什么哲学，总是关于世界的某种理论说明，关于世界的某种看法，因此都是世界观；然而，当人们拿着这个理论去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它又是方法论。”《内经》认为人体是物质的、运动的、对立统一的，祖国医学的病理学、诊断学和预防治疗学，正是这些具体原理的应用。
在认识疾病方面。天地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与天地相应”（《灵枢·邪客篇》），人体各部在心的主持下共同维持人体的功能。当天地间气候发生异常加上人体本身功能紊乱的时候，便发生疾病。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疾病就是内因（正气）和外因（邪气）斗争的结果。在这里“正气”是主要矛盾方面。体内正气旺盛之时，邪气是不容易导致疾病发生的。正如《素问·刺法论》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有当正气虚弱之时，邪气才易侵犯人体，而发生疾病。故《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可见一切疾病都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治愈的，一些暂时尚未被认识的疾病，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有弄清它的规律，未把握它的本质而已，“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灵枢·九针十二篇》）。只要我们反复实践，反复研究，用各种手段“得其术”，一切疾病都将被认识，而“不治之症”也将迎刃而解。
在诊断疾病方面。唯物辩证法认为：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表现着本质。所以一切疾病都在外部必有相应的表现，通过望闻问切仔细观察、分析外在的表现（现象），就可以得知人体内部的病理变化（本质）。《内经》正是利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这一原理。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从了解分析疾病在人体外部症象入手，来审症求因，推导其病理改变。
在防治疾病方面。《内经》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体现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学上的内容甚广。大致可用“治病求本，调和阴阳，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十六个字来概括。
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本”是疾病的根本或本质；“标”是标志或现象，一切疾病都有其本质和现象，作为一名医生就是要通过现象来分析它的本质，并从根本上给予治疗。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
在一般的情况下，现象（病状）和本质是一致，但在特定情况下，现象和本质正好相反，有“阳盛格阴，阴盛格阳，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的假象。李达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说：“假象是本质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反面表现……是由本质产生的，它是由事物的本质派生出来的自身对立物。”所以在诊治重危病时，更强调抓住本质，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治本，从原则上讲，是根本之法。但并非千篇一律，当标急而重时，可首先治其标或标本同治，即所谓“急者治其标”之意。
调和阴阳：疾病在人体发生的基本理论变化为阴阳失调。因中医治病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根据疾病的根本——阴阳的偏盛偏衰，进行适当的调整。阳盛阴病者，泻其阳；阴盛阳病者，泻其阴；阳衰阴病者，补其阳；阴衰阳病者，补其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调和阴阳是中医学的唯一手段。
防微杜渐：疾病从发生到致死人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疾病发生以后，作为医生就要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防止由小变大，由轻变重，由局部到全身，即所谓“救其萌芽”、“发于机先”。防微杜渐，就是要了解疾病发展的规律，它在浅、微之时，就给予及时治疗；并在疾病可能出现下一阶段，加强预防措施，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由此可见，《内经》早就强调了“治未病”的战略思想。
未雨绸缪：一切疾病都是在人体正气虚弱的情况下，遇到致病因素的侵袭而发生的，假若我们使人体正气不虚或不受外邪，疾病便无从所生。这就是我们防止疾病的最理想的措施，它较之“治标”、“治本”，“防微杜渐”实为上策。
要做到不病或少病，首先要求人们生活饮食起居要有规律，注意精神情志的保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从而维持身体的正常生理，提高机体抗病能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上古天真论》）。
其次，应懂得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适应环境的变化。“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素问·移精变气论》）。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更明确提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的思想，对传染病的预防是有积极意义的。由此可见，《内经》早就强调“预防为主”的防病思想。
家本先生深刻感悟到《内经》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认识、诊断、预防和治疗疾病时的具体应用。世界是物质的，变化的。“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随时都处于升降变化状态。由于“气”的不断地运动，致成自然界的一切变化。物质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祖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地、由浅入深地认识疾病规律的历史。
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与天、地、季节、气候、环境、职业有密切关系；而《内经》认识疾病就是将多方面因素综合，全面的加以分析，既不排除外界致病因素的影响，更重视内部因素的作用，从中找出本质的东西，从根本上加以治疗——这就逐步形成了中医的基本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但不讳言，《内经》中还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成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容。吸收其合理的内核，扬弃其唯心成分与过时的外壳，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编者注：本文据郑家本先生文稿整理，并见于《成都中医学院函授大学学习通讯》、《内经新论》，《郑家本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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