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徽农村人，高中差点辍学，父亲东拼西凑210元，圆我大学梦
我出身贫寒，父母曾因为几十元的学费四处求人。他们的卑微也渗入我的骨子里，让我从小非常自卑，唯一能拿出手的就是我的成绩。大学毕业，我签约IT企业取得北京户口，却连羽绒服都没见过，感到自卑逃回老家教书育人。当老师后，我不断重建自信，悟透教育的真谛是授之以渔。不惑之年，我果断辞职帮助学生创业，就怕他们重走我的老路。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公平之处，无论你从前有多难，只要坚定心中的信念，你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终将会被时间看见并兑现。我出生在安徽淮河边一个贫寒的家庭，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童年的记忆只有贫困潦倒和无可奈何。小时候，淮河经常发洪水，我们当地有“三年两头淹”的说法，意思是三年中有两年会发洪水。洪水都是发生在端午节前后，那时候麦子还没完全成熟，无法收割。遇到洪水，麦田里就会变成汪洋一片，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颗粒无收。洪水退去后，村民们虽然可以清理耕田，进行补种，但由于错过了麦苗的最佳生长季节，收成自然不好，每次都要靠政府发放救济粮我们才能勉强活下去。尽管父母已经使出浑身解数，却仍然无法改变贫穷的现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而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讲，读书是唯一的途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养成了我坚韧、不服输的性格。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可学习成绩再好，也无法填补我内心的自卑和羞愧。在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每次看到同学穿新衣服，我总会不自觉地看自己身上或大或小，甚至带有补丁的衣服，然后就变得更加紧张，生怕同学看出了我的窘迫。除了学校生活上的拮据，学费更是压在我们头顶上的一座大山。每次开学前，家里常常为我的几十元学费东挪西借，看着父母为了我到处卑微地求人、说好话，我内心充满了挣扎和内疚。到了十几岁，看着儿时的小伙伴退学打工挣钱，寄钱回家，而我还在年复一年地花钱读书，也让我很内疚。但中考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的内疚达到了一个顶点。我中考那会，成绩好的学生会在中考志愿上填报中专，因为上完中专可以早点出来挣钱养家，这也是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去上中专。他建议我去上高中，还给我描述了上高中可能带来的不一样的人生，我在老师的描述中想象着未来的样子，确定那就是我向往的人生。于是，我告诉父母，我要去上高中，语气坚定又叛逆，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忤逆”父母。“读书改变命运”，于是变成了“读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对于这位老师我是无比感激的，如果不是他，我不会产生上大学的想法，同时我也很感谢我自己。比我成绩差的同学能够去上高中、读大学，拥有更好的前程，我必须也能！坚韧不认输的性格让我选择了不向命运低头。对于这个决定，我的父母自然是反对的，特别是父亲，尤其强烈。他认为上高中要花很多钱，这样可能会让他们再供不起弟弟的学业。但“读大学”、“改变命运”已经成为我无法拒绝的诱惑。于是，我反复跟他们讲我粗浅的认知——只有读大学才能真的改变家庭的命运，并承诺上高中一定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还可以尽量赚钱供弟弟读书。在我的极力争取下，父亲最后同意了，但整个初三毕业季包括暑假，他完全不理我，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过。整个暑假我都在太阳暴晒下放牛，本来很白的皮肤晒脱了几层皮，仿佛只有这样我心中的内疚感才能少一点。1994年9月1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父亲掏出一叠钱，5毛、1元、2元这样的数着直到最后一张纸币总共210元，这是我高一上学期的学费，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看着父亲因为劳作而布满裂痕的手，我的内心无比羞愧，强忍着眼泪，下定决心在高中三年过最简朴的生活，做最优秀的学生。高中三年，我每天就着从家里带的咸菜吃两个馒头，中午两个馒头买最基本的那个青菜，晚上又是早餐的那种模式，一个月生活费总共80多元，这就是我高中的生活。因为吃得太差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到高中毕业时我的体重不足100斤。都说人生路上所有困难的出现，都是为了造就一个真正的强者，我那时深信不疑。把生活的苦转化为学习的乐，一直拼命学习，成绩也一直特别好，基本上都是全县数一数二，就在我奔着考清华或者北大的目标拼命努力的时候，却被父母的一个要求打败了。那是高二的一次统考，那次考试我是第一名，比第二名多60多分。本来这是很令人振奋的事，没想到父母知道后跟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够考太好，因为考太好了，将来就远走高飞照顾不了家里。父母的话如雷灌顶，是啊，父母家人为我付出这么多，我怎么能够弃他们于不顾，我有什么资格追求自己的梦想？内疚感和自卑感如洪水般涌上心头，如果不听他们的，我是不是就成了不孝子？从小到大，父母与我之间很少有正常的交流，交流方式主要是棍棒——学习滑坡是棍棒、被误解是棍棒、孩子们之间有任何吵闹也主要对我施以棍棒。即使时至今日，我依然很害怕在与父母交流时，直视他们的眼睛。面对父母说不能考太好了，我不敢有任何辩驳，也不知道如果上清华、北大与其他大学有什么本质性差别，只知道不能再违逆他们。“读书”曾是我人生的最坚定的信念，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坍塌了。于是，我放弃了学习。因为如果我努力了，故意考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只能不学。即使是这样，高考我依然考了第二名，没有选择去报更好的学校，就近报了武汉大学。1997年，大学还没有开始扩招，上大学的人不多，农村能够上大学的人就更少，更不用提像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所以我考上武汉大学的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大家开始议论我将来当省长还是县长、将来能给家乡带来多大的贡献。实际上，我对书本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也是在这时候我才发现，“读书”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当我背上行囊出发的时候，乡亲们把门前的道路围得水泄不通，看到他们满脸的笑容，我没有欣喜，却感觉到无形的压力，内心的痛苦和惶恐挥之不散。（1997年国庆节，我与在汉高中同学在武汉大学门口）到了大学，家里不再为我提供生活费，我也不可能还向家里要生活费。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我一直在打工和学习之间奔波。那时候，可兼职的工作远未像今天这样繁多，大学生要养活自己并不是那么轻松。大学里，我做过家教、市场调查员、传单员、促销员等兼职。当我奔波在打工路上的时候也会怨恨人生的不公，在面对都市的繁华时充满了自卑和胆怯，也曾走进网络世界用游戏麻醉自己。所幸我没有沉沦，因为优异的学习成绩让我还能找到一点自尊，给我一丝慰藉。我的一个同学，家庭条件非常好。在我为每日消费难以控制到10元之下而烦恼时，他父亲给他的消费额度是每月1000元，他居然每到月底需要向我周转资金。在我打工度日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要求我给介绍一些零活。另一个同学，终其大学生涯都有父母陪读。他爸爸或者妈妈跟他挤在一张铺位上度过了四年的时光。在身边，一个同学大概因为与我类似的境遇进了精神病院、一个家境好的同学因为心理问题整夜暴走、两个同学因为堕入网络游戏没能毕业。除了经济因素、心理问题，大学里开始充斥各种利益关系，我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记得刚进大学，有个同学十分愿意表现自己，在我对其十分欣赏的时候，另一个同学可能因为嫉妒悄悄告诉我不要捧场，我也居然就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听从了他。学校第一次评选助学金，班上几个家庭明显困难的同学没有受到救助，但是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同学被同学们“推选”，获得了助学金。武汉大学的学生，在高中阶段都是班上的尖子生，多数人都心高气傲，同学之间的相处很难融洽。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只想赶紧毕业，早点能够上班挣钱。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都想当公务员或者去国企。我们那会毕业的时候，第一目标是去IT企业或者去外资。听说去北京读大学的高中同学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不服输的我也开始蠢蠢欲动，不顾父母反对，想去北京搏一搏。其实，2000年10月，刚上大四不久，我就与清华紫光签约了，成为当时最早一批签约的毕业生，还有北京户口。正当我为美好明天奋斗的时候，却没有想到，命运又一次把我拽回了起点。2001年初，我到清华紫光去实习，到了北京之后，完全傻了眼。那么冷的天，其他人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而我没有，实际情况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羽绒服这样的衣服。同事间的关系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种种经历，让我每天都很压抑。不久之后，我对北京气候的不适应也逐渐出现了，鼻子流血、喉咙咯血，每天都是这样。身体不舒服再加上内心的自卑感让我觉得在北京的生活度日如年，挣扎了几个月，最后还是选择了逃离。为什么说是“逃离”，因为在那里我真的找不到任何归属感。然而，去北京的决定让我再一次与机会失之交臂，我错过了最佳的毕业分配季节。最后，经过学院老师的推荐，我应聘到了武汉一所大专院校，从此成了一名大学经济学老师。2001年9月，我正式开始给学生上课。原以为准备充分的我，站在讲台上不说是口若悬河，但至少也能够从容自如，然而，现实又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忐忑，心中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相信你自己讲的吗？你自己都不确信，学生会信你吗？带着这样的自我怀疑和心理负担，一节课上下来，我常常是身心俱疲。那段时间我也经常问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如果不能胜任，又该去做什么？我还要像在北京那样逃离吗？然而，坚韧、不服输的性格让我最终选择了留下来，接着干，而且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干好。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我很年轻就成为了教学水平不错的中层干部。但即便是小有建树，我始终没有一个方向。如果教书并不一定能育人，那教书就不应该是教师的人生方向。如果在行政岗位却不能担当作为，那领导岗位也不应该是人生的方向。有了这样的认知，我开始更广泛地涉猎专业知识，与圈子中的大咖交流请教，让自己在专业上有所长进。我在上课时总会融入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反馈往往会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价值感。有一次，为了应对学生上课玩手机的现象，我提出“但凡上课说话、玩手机、睡觉、迟到的学生，课后要在群里面发一个10人抢的10元红包”。没想到这个惩罚活动拉近了我与学生的距离。在群里，学生们开始跟我聊天，我们什么都聊，与学生的相处让我特别轻松，也特别享受，让我感觉到如果能给他们的成长多提供一些帮助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时的我，在别人看来，我的课讲得好，受人尊重，有大好前程。但在心底，我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个好老师，充其量只能说是个合格的老师。特别是在兼任了多年行政岗位，做过团委书记和学院副院长之后，我内心的声音更加坚定了，一个好老师应该是真正地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自信，更好地走向社会，改变学生的命运。回想大学时期自己和同学们经历的无助和迷茫，自己逃离北京时的自卑感，再到刚开始当老师时的忐忑不安。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靠着坚韧一步步弥补自己能力的短板，才逐渐找到一点自信。我更加坚信有能力才有自信，能力是自信的基石，这样的自信才长久。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让学生获得能力提升。我开始谋划着在企业中兼职，通过实践带动教学，让学生通过真实的项目去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2009年，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我到一家上市公司下属的文化公司做副总经理，这次经历完全印证了我的想法，让我真正的自信起来，不再惧怕改变。我的课堂内容变丰富了。例如，在讲企业的认知或者与经济运行规律方面有关的内容时，各种案例，我可以信手拈来。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讲课时的那种自信由内而外地散发。如果公司里面有适合学生的项目，我也会让他们一起做。通过实践，学生们慢慢地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目标，不用督促，都会主动去学习提升自己。这样的尝试，虽然让我获得很多成就感，但我仍然感觉不满足。后期，我个人的成长也比较慢，能提供给学生的资源也比较有限。但我没有放弃，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机会。2015年，我抓住人社部鼓励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令我没想到的是，我刚创业不久，2016年学校计划成立创业学院，创业走进教育正符合当时我对教育的期待。我有一些行政经验和创业经验，很快受命组建创业学院，并谋划学校的创业教育体系。我们并不急于在学生创业大赛上取得成绩，而是侧重于建机制、搭平台。我们先梳理出创业工作应该在哪些领域去着力，然后用政策将资源引向这些领域。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学校的创业教育必须有助于学生的成长。因此我们基于学生走向创业历程的每一个阶段设置了激励手段和专家辅导的对接点。学校有创业大讲堂、创业沙龙、创业门诊、创业训练营、创业游学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众创空间，每一天都勃勃生机。立于人才培养的工作思路，让培养成果来得更丰富、更顺畅。我们带动了一批老师开始思考创业教育的育人价值，孵化了100多个实体公司，2家公司年收入过亿元。很多学生在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得了10多项全国性大奖。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暴发后，我组建了“抗疫情民间行动”社群。我的很多创业学生也参与其中，我们利用各方的资源给医院提供了40多万只口罩、防护服3万余套，还提供人工智能呼叫系统、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帮助社区进行防疫工作……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企业家的力量和创业者的力量。企业家和创业者以解决社会痛点为己任，具有天然的社会责任。（2020年被评为“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只有在真实的场景中，解决实际的问题，才能获得人生的巨大快乐。但是，作为一名教师，我害怕我的学生跟我一样，要在几十年后才能真正找到人生的方向。我不愿意看到他们重蹈我的覆辙，于是我把真正帮助学生去创业当成一个紧迫的任务，我要用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们。2021年7月，我辞去了行政职务，以更为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身份从事具体工作，攻坚难点领域。我要做的就是用真实场景引导年轻人尽快找到人生的方向，而创业场景是最容易构建起来的全面的、真实的场景。（余生我将努力办起一个以孵化企业来培育人才的教育试验场）现在，我的学生不再局限院校、专业，我可以跟个人合作，也可以跟企业合作，我的创业教育梦想正在不断纵深推进。2021年，我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专创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专业书籍——《专创融合方法论》，余生我将努力办起一个以孵化企业来培育人才的教育试验场。在这里，教育即是孵化、创业即是学习；在这里，所有年龄的人可以一起学习，他们在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中学到各自想学的和应学的知识，实现能力的全面增长。如今的我，已经40多岁，还在坚定地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回望来时路，不禁感叹，我这一生都在不断打破命运给我设置的困难和障碍，找到人生努力的方向，重塑自我，在一次次的挑战和突破中提升自己。我是教育的受益者，也是教育的传播者。前半生的路崎岖坎坷，但终究迎来了我理想中的人生。往后的人生，我将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帮助更多的有志者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人达己也将成为我新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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