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十岁的尤拉爬上妈妈的坟头，在寂廖的秋日长空下哭了起来。舅舅尼古拉让他住在戈罗梅科教授家中。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同教授的女儿托尼娅结了婚。
在动荡的年代，少女拉莉莎一家来到了莫斯科。她的美丽和聪颖竟使她遭到了母亲的情人科马罗夫斯基的蹂躏，但她终于凭着自己的坚韧和尊严修完了大学，嫁给了热恋她的安季波夫。
战争来了，日瓦戈医生（尤拉）被迫离开托妮娅和刚出生的孩子，到前线当军医。拉莉莎的婚姻也一直笼罩在科马罗夫斯基的阴影下，丈夫帕莎离家从军。到前线寻找丈夫的拉莉莎与日瓦戈不期而遇了，在工作中彼此萌生了爱慕之情，但终于各奔东西。
日瓦戈回到家中发现一切都面目全非，革命胜利时的激动和赞赏之情也随着之后的饥寒交迫烟消云散了。为了度过困难，日瓦戈举家迁往乡下。在瓦雷金诺，日瓦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一次在图书馆，他意外地碰到了拉莉莎。交往中，他知道了拉莉莎的丈夫和关于科马罗夫斯基的故事，但两人愈来愈亲密。日瓦戈挣扎在对托妮娅和拉莉莎的爱中，终于决定回到妻子身边。在回家的路上，他被游击队掳去当了军医。日瓦戈一心思念和担忧着托妮娅和拉莉莎，几经周折，终于逃出了游击队。
但回到了尤里亚京的日瓦戈发现托妮娅已经带着孩子们回到了莫斯科，并被迫迁居巴黎。疲惫和憔悴之下，日瓦戈患了重病，拉莉莎细心而深情的照顾他。在艰难时世中，他们思考着人生，彼此深深相爱，却无法摆脱对亲人的愧疚和牵挂。时局动荡，拉莉莎和日瓦戈回到了瓦雷金诺。在这片白茫茫的雪地上，日瓦戈找到了平生未有的幸福，他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找到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可不久科马罗夫斯基却用计带走了拉莉莎，日瓦戈的梦破灭了。几天后，来看望拉莉莎的帕莎也自杀了
回到莫斯科后，日瓦戈贫穷而落寞。他与善良的玛丽娜成了家，但仍与一切格格不入，终于在一次心悸突发中阖然长逝了。拉莉莎参加了他的葬礼并整理了他的遗稿后就被捕了，从此音信全无 。
1956年冬，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由于作品涉及到了俄国知识分子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问题而未能在国内发表。1957年，作品在意大利出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次年获诺贝尔文学奖。50年代，人们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无论是赞誉还是批评，都带有政治色彩。当时我国也有多篇文章发表，均抨击该作品诬蔑苏联新生活，称日瓦戈是市侩和叛徒。这部作品一直到1988年才被译成中文，真正的研究也随之开始。
80年代以来，中国的研究者用新的眼光衡量《日瓦戈医生》，对作品有了新的阐释。有学者注意到了这部作品的抒情笔调及其与作家早期创作的关系，注意到了小说的其他艺术方面的特色，但是大量的研究仍是围绕着作品的思想内容展开的。
一、对作品的多种角度审视
《日瓦戈医生》涉及了革命、战争、历史、宗教、生命哲学等众多主题，蕴涵着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时代和人生的独立思考，因此研究的角度也颇为丰富。
包国红在《〈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自传》中根据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探索分析了《日瓦戈医生》的自传性质，并从对待革命的态度、宗教思想、道德与情感的冲突三个方面论证了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的共通点。
薛君智的《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兼论〈日瓦戈医生〉》指出，作品所涉及的众多主题都围绕着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这一中心主题，帕斯捷尔纳克通过日瓦戈的一生揭示了俄国知识分子和时代的矛盾、和革命的冲突。他分析了这种矛盾起因的三个层次：日瓦戈的基督福音是历史基础的历史观，他个人的高度自我中心，日瓦戈根深蒂固的人性论观念。
赵一凡在《埃德蒙·威尔逊的德国之恋——评〈日瓦戈医生〉及其美国批评家》一文中转引了美国公认的日瓦戈研究权威威尔逊对作品主题的概括，即“革命——历史——生活哲学——文化恋母情结”，其基本观点为：“革命一路斩妖除怪，但又把仇恨和暴力洒满人间”；历史无视人间的苦难和烦恼，但诗人们却化困惑为明智的期待；日瓦戈对生活的默默忍受中也蕴涵某种永恒的价值；拉莉萨是俄国文化女神，三位男主人公与拉莉萨的关系展示了他们为争夺女神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
刘守平的《〈日瓦戈医生〉：主体命运的反思》则分析了作品中“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探索、对人类爱情生活的描绘”三个方面对于人的主体命运的反思。作者指出，日瓦戈虽然与革命的暴力格格不入，但却体现人类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与安季波夫和拉拉的婚姻相反，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生活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人的主体命运的高扬；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日瓦戈真诚地探究历史，在他的人生悲剧中似乎拥有某种永恒的东西。从而最终肯定了对崇尚个性价值、呼唤人性完善的追求。
郑羽注意到了小说从哲学和伦理观上审视历史变迁的特性。在《哲学和道德的审视》一文中他系统地分析了《日瓦戈医生》与苏联现当代众多反映十月革命的作品的明显区别，即作品是以个人的遭遇和命运以及某种先验的善和正义等宗教人本主义为参照来审视历史变革的，它强调了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性中某些不可改变的因素，并且对历史事件持非政治性的审视。他指出这种特性正是基于渗透于全篇的作者的宗教人本主义的的哲学观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伦理观，它们“够成了小说评价社会历史事件，描述人物的价值参照体系”。郑羽认为，“在小说中，扼杀个体理性的价值、泯灭思维个性是一种社会总体氛围”，小说的三个主人公都是它的牺牲品。“安季波夫的命运象征着革命的哲学悲剧，拉拉的遭际象征着革命的道德伦理悲剧，日瓦戈医生颠沛流离，猝死街头，则象征着作者眼中那些极少数保持着自省自觉的个人理性的圣贤之士，最终仍走投无路，潦倒终生。”因此，对帕斯捷尔纳克而言小说的重点在于“对扼杀个体理性价值的悲剧性的强调”的哲学思考和“为摆脱上述局面而寻找的出路和归宿”的伦理论述。
二、作品提供的超越时代的启示
《日瓦戈医生》由于描写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主题并展示了在特殊的年代中人性的选择，因此具有了某种超越时代的启示意义。在研究中许多学者注意到了作品的这一深层价值，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作品研究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李华在《历史与人性的冲突》一文中指出，日瓦戈的悲剧不是人物的悲剧，而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剧。因为革命、战争、社会力量带来的暴力、破坏和强制与人类本性中热爱自然、安宁和对艺术的追求是格格不入的，《日瓦戈医生》正是展示了这一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描写的延续了几十年的故事中，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模糊的远景，苏俄历史上的这些专有名词：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三年内战、卫国战争等等，在小说里是见不到的，而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都是故事发生的背景。” 作者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以此意在表明“就历史事件的破坏性而言，它的正义与否是不明显的”，“历史是深奥复杂的，不能简单的以正义、非正义来划分”。大革命时期的混乱和嗜血确实存在，但作品的启示意义恰恰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了“社会对日瓦戈应当爱惜，历史对人性应当宽容”，“历史的进步不应只是技术带来的物质享受，历史的进步应是给予日瓦戈安宁的生活。”
刘士林的《生命：沉重的象征——读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则以基督教追求至善的受难作比，分析了日瓦戈在历史的感悟中对于生命的价值的痛苦的求索。文章指出，“在对命运的忍受中，我们亦可发现一种更宝贵的人类的理性和英雄品质”，虽然日瓦戈在世上历尽艰辛却以失败而告终，但“给他芸芸众生带来了生活下去和生存得更美的信念”，他使我们看到了人性所能经受的苦难和厄运，也看到了终将到来的真善美的世界。这种对于生活的肯定，正是作品的启示意义。
何云波在《二十世纪的启示录——〈日瓦戈医生〉的文化阐释》中写道：“《日瓦戈医生》以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主线，在对历史、自然、人生、社会、生命、死亡、自由、真理等种种命题的探究中，以其博大深邃的思想、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苦苦追寻，仿佛成了二十世纪的一部启示录。”他在进一步阐释作品的宗教象征意义时指出：“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在对现实政治、社会人生、日常心理——伦理的关注中，保持一种终极关怀，也许恰恰是《日瓦戈医生》所能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董晓的《〈日瓦戈医生〉：我心目中的经典》中也指出了作品超越时代的经典的价值。他认为经典需要有史诗的风采、诗的意蕴、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而《日瓦戈医生》描写了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被称为“抒情诗般的创作”；“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色彩等广泛的形而上问题”，具有“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了普通政治层面的思考”和“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功利主义情绪，以人类最广泛的永恒的、共同的情感为旨归的批判与超越意识”，因此具有了经典的风范。
随着研究的深入，《日瓦戈医生》的丰富内涵逐渐得到了清晰的展现，但它永恒的魅力仍将吸引着人们对它的孜孜探讨。
1. 郑羽 ：《道德和哲学的审视 评〈日瓦戈医生〉》,《读书》，1987年第12期。
2. 刘守平：《〈日瓦戈医生〉：主体命运的反思》，《国外文学》，1998年第4期。
3. 李华：《历史与人性的冲突——读〈日瓦戈医生〉》，《社会科学战线》， 1988年第2期。
刘士林：《生命：沉重的象征——读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郑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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