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古籍曾子《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1]。《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2]。
《大学》与四书关系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3][4]
《大学》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
汉唐时期
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尽管《大学》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但是，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他们对《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地位。
⑴董仲舒对《大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经学由民间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位，开启了儒学成为官学、显学和国学的始点。
⑵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使得《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他的著作《三礼注》中《礼记·大学》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学》研究著述。
⑶孔颖达解读《大学》，重点强调“诚意”的关键性作用。他将《大学》文本分为两大段，为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
⑷韩愈把“仁义”定为“道”的根本，并以《大学》为依据，提出了“正心一诚意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的修炼路径。他在《原道》中引用《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证明和张扬儒家道统，并把《大学》、《孟子》、《易经》视做同等重要的“经书”，提高了《大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3]
宋代时期
⑴程颢、程颐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作“大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作“小经”，并继续尊崇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人德之门也。”
⑵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为《大学》、《中庸》做章句，为《论语》、《孟子》做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做《四书章句集注》，经此，《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被确立“四书之首”的地位。自宋以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3][5]
元明清时期
⑴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考试程序”，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用书。
⑵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规定乡试、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做题目，故大多读书人往往倾注一生，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使《大学》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更加显赫。
⑶清代鼓吹复兴汉学，《大学》地位依然重要。[3]
现当代
⑴台湾将《大学》列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纲[6]。
⑵《大学》成为部分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必修课[7][8]。
⑶《大学》成为部分高校相关专业博士生必修课[9]。
⑷《大学》学习形式呈现多样化，国学经典地位依然稳固[10][11][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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