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宣德十年正月初十，经历了“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矣”①的风波后，皇太子朱祁镇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并以第二年改元“正统”，大明很快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得不说的是，朱瞻基虽然壮年早逝，但他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此时的大明正处于“仁宣之治”的盛世荣光之中，辅政大臣也是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的老臣，其中，文官以内阁“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武将则以英国公张辅为领袖。
无论是洪武之治，还是永乐盛世，亦或者是仁宣之治，他们都是亲历者，更是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的重要参与者。
他们文武相辅，谨慎老道，机敏果敢，是故，正统初期，大明朝“祥和清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真正的繁花锦簇，海河晏清。
然而谁又能想得到，此时，在这盛世之下，紫禁城的某个角落，却有一个人用阴鸷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
他像一片阴云，散发、扩大，逐渐笼罩在紫禁城的上空。十五年后，由他引发的一场差点让大明亡国的浩劫，即土木堡之变，打破了这欣欣向荣的盛世，以至于在史书上留下了臭名昭彰的一页。
他就是大明朝第一代权阉，王振，但他并不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出名的太监。
在此之前，明太宗朱棣时期就涌现了一批名宦，其中以六下西洋的郑和，五使绝域的侯显最为有名。
故而，汪郎以为，太监也并不一定就是反派，他们好与坏，关键还在于自己的品性。
王振的品性是好是坏呢？从后来的轨迹来看，此人确实坏。
然而在永乐朝，他只是内书堂的一个普通内侍，在郑和、侯显这样的名宦鼻息之下，难不保其内心没有起过波澜，立志要为大明的盛世伟业做一番贡献。
但一名内侍要想出人头地，除了皇权在背后支持外，还需要很多机遇、巧合。
今天，汪郎就和大家说一说开启大明权阉专权先河的王振，在除去皇权支持的这一因素外，他究竟是如何崛起的。
1、王振的崛起，首先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笑，一个太监还谈什么努力不努力的。
不，汪郎告诉你，除了那些天生命好的，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的人，普通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都离不开“努力”二字。
王振要不要努力？要的！
幼年入宫廷，入选内书堂，接受名儒教导，这是王振初时的境况。
在二、三百人（被选进内书堂学习的小太监人数）的惨烈竞争下，你想出人头地凭的什么？皇帝老子凭什么选你？
显然，从后面的轨迹来看，此时的王振一定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他一定深知一个道理，要想脱颖而出，就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所以，有了郑和、侯显等前辈为榜样，王振特别珍惜皇权特赐的文化课学习的机会。
在努力学习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永乐帝的青睐，成为太子朱高炽的心腹太监。
“臣（振）窃唯一介微躬，生逢盛世，爰自早岁，获入禁庭，列官内秩，受太宗文皇帝眷爱，得遂问学，日承诲谕。既而俾侍仁宗皇帝于青宫，复蒙念臣小心敬慎，委以心腹之任。---《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
王振能够成为太子朱高炽的心腹太监，这正是他努力得来的结果，也是他未来飞黄腾达的第一步。
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期间没有必然性！
那么，汪郎这么说吧。
试想下，如果王振没有被朱棣赐给朱高炽，而是被赐给了某个妃子，那么他最多就像现在宫斗剧中的那些太监一样，只能参与自己的主子无休止的后宫争宠之中。
太子就不一样了，他是国之储君，大明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能够成为未来皇帝的心腹太监，这份殊荣可比在后宫那些妃子身边混吃等死强多了。
而且，此时的汉王朱高煦对皇位继承权虎视眈眈，时刻发难东宫。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朱高炽的东宫能够上下一心，同心同德。
这就在无形之中，更把王振和朱高炽这一脉，大明未来两代皇帝（此时的朱瞻基已经是皇太孙）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正因为如此，王振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才智，在朱高炽一脉的皇权核心中站稳了脚跟，故而宣德时期，他已经成为紫禁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宣德九年八月庚辰）朕今率师巡边……命太监杨瑛、李德、王振、僧保、李和等提督皇城内外一应事务。---《明宣宗实录.卷一百十二》
宣德驾崩，王振又成为朱祁镇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是他自己这一路努力的结果。
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时，特以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诚益至，肆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七》
一个太监，皇家家奴，服侍了人家祖孙三代帝王，这也就能理解朱祁镇对王振的那份感情了。
2、王振的崛起，更少不了朱祁镇对以“三杨”为首的文官们产生了逆反心理！
有句话说得好，投其所好！
王振能够在正统朝成为权阉，除了他利用自己的身份离间皇帝和内阁文官们的关系，加深二者之间的矛盾外，更多的还在于文官势力在教导朱祁镇的时候方法用错了，以致君臣之间没有达到精神上的共鸣，反而让朱祁镇对文官们产生了逆反心理。
自秦一统以来，文官势力是历朝都无法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的存在，但明朝初期，并没有所谓的“文官势力”。
洪武朝，太祖朱元璋立国、治国，虽然重用了一大批文官，但在他的反腐和权力制衡的重压下，文官们并不能成型，即使出了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也因胡惟庸一案爆发被打回了原型。
建文时期，朱允炆开始重用文官，在身边聚集了以方孝孺、齐泰、黄子澄为首的一批文官为其出谋划策。然而不等这支文官势力成型，就在靖难之役中灰飞烟灭。
明太宗朱棣登基后，依然保持着藩王时期的骁勇善战。故而永乐朝，虽有太子监国（朱高炽用文官），也设立了“内阁大学士”，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朱棣朝纲独断，文臣武将只能依附在朱棣的强势之下。
这种情况直到“仁宣之治”时期，天下承平，战事消弭，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父子两人性格相对温和，对文官不再有洪武、永乐时的高压，文官集团的地位才渐渐得以抬高，开始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
文官，或者说大儒，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希望君主能够按照他们规划、设计的样子来，从而成长为他们心目中所认为的明君形象，可使得自己以帝师之名闪耀青史。
朱允炆为什么削藩？一是藩王势力确实威胁到了皇权，二是方孝孺等文官在背后对年轻皇帝的塑造。换句话说，朱允炆着急削藩，更多的还是受到了文官们的哄骗，削藩哪有那么急的。
但文官们这种对帝王形象的塑造，并以“仁”、“明”等字眼来控制帝王一言一行的心理，只有在性格温和（如宋仁宗），或年幼的帝王身上才能有效。
朱祁镇八岁（虚岁）登基，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人生阅历，基本为零。这在文官们看来（主要以内阁三杨为主），此时正是塑造朱祁镇作为帝王，应该具备正确三观的最佳时机。
但王振不一样，作为一名有文化、有学识的皇家家奴，他学会了历史上的历代权阉哄着自己主子的手段，即顺着皇帝的心理，鼓励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而对他这个家奴产生依赖。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差别，以三杨为首的文官势力和以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分别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时辅臣方议开经筵，而振首以武事导帝。是年冬，诏振偕文武大臣阅武于将台，以私人指挥纪广为第一，擢都督佥事。---《明史稿》
你们要小皇帝一天到晚读书、写字，束缚他的性子，我偏偏就要带小皇帝玩一些男孩子都喜欢的“骑马打仗”的游戏。
王振的所为，让三杨嗅到了一股不详的味道，他们意识到不除王振，难以塑造朱祁镇的三观，但要想小皇帝自己下旨去除王振，是行不通的，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朱祁镇的奶奶张太皇太后，母亲孙太后的身上。
故而，正统元年二月，杨士奇上了一道奏疏，只可惜，他使用的是文人惯用的春秋笔法，并没有光明正大的点名道姓。
“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皆留圣心，为皇上慎选左右随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随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觉其非，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杨士奇《请开经筵疏》
当然，汪郎不清楚张奶奶和孙妈妈接到杨士奇的这份奏疏是什么心思，也许她们对王振不以为然，认为杨士奇是危言耸听，或者是干脆装作看不懂。
所以这道奏疏交上去的结果是，经筵开了，但王振依旧伺候在朱祁镇身边。
而且小皇帝对那些名儒学者并不感兴趣，和这些文官也没有什么感情交流。他学习经筵，至多只是当成了完成奶奶和妈妈交待下来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仅此而已！
一代贤相李贤就曾记录过正统初年，时人对经筵的评论。
可忧者，谓君臣之情不通，经筵进讲文具而已，不过粉饰太平气象，未必无意外之祸。---《天顺日录》
如果说正统元年，文官们在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上败给王振是失误。
那么在此后的斗争中，尤其是中央王朝是否要对周边不安分子发起军事进攻的讨论中，文官们无法体会小皇帝的心思，采取老生常谈的“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有伤天地之和气”等论调，更是进一步被朱祁镇疏远，也助长了王振进一步崛起。
正统六年，大明征伐麓川的战役已经打了三年多还是不见成效，朱祁镇要求加大兵力、财力投入时，文官们如正统四年那样，再次集体反对。
文官们的思路其实特别简单，一味遵循的是“先礼后兵”，从而给被征伐的对象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点，和宋朝的文官思维是一个模式。
臣又有愚忠，冒渎天听，昔太宗皇帝征讨有罪，必先遣人再三抚谕，及其不从，然后加兵。今麓川拒命，臣亦深切恶之，非欲释其罪，但思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战者危事]，自古圣帝明王皆不轻用者，恐害及无辜，有伤天地之和气也。---杨士奇《论遣将征麓川》
这种论调，在英气勃勃的少年天子眼中，是多么的迂腐可笑！
然而，这却是自宋以来文官们一贯继承的天地纲常。
他们向朱祁镇输出的思想核心，用现代话说就是，我们真的是为你好，只要听我们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你一定可以做一个好皇帝。
以杨士奇为首的文官们其实并没有深入了解朱祁镇的内心。
作为少年天子，站在祖父辈的盛世余荫之下，内心没有丝毫波澜是不可能的。
洪武之治也好，永乐盛世也罢，亦或者是仁宣之治，这些都是祖父辈们开创的盛世典范，但也都是过去式了。
如今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他朱祁镇，那么自己就有责任承担起大明盛世的延续。
少年天子急需一个新的盛世向天下证明自己，证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至正月初九，自己登基前的“召立襄王”的流言是多么可笑。
所以，“正统之治”是朱祁镇心中的执念！
正是这份执念，使朱祁镇最害怕的就是大明的文官们欺他年幼，故而在国事上对他阳奉阴违。
他希望大明依然如太祖、太宗、仁宗、宣宗那样，保持着锐意进取的精神，他希望大明臣僚能够和他同心同德，而不是因循守旧，暮气沉沉，还时时和他唱反调。
只是文官们的表现却让他大失所望，而这份失望在正统元年就埋下了根。
正统元年十二月，西北军情紧急，八岁（虚岁九岁）的朱祁镇要求兵部拿出对敌方案，哪里想得到，兵部过了五天也没有向他反馈。
试想下，作为大老板，面对底下的人如此敷衍了事，谁还没有个火气的时候。何况这个老板还是大明皇帝，尽管他还是个孩子。
（丁丑）上以西北边情紧急，诸将未即奏功，命骥等会官计议以闻，越五日犹未回奏。是日早朝奏事毕，上召骥等至前面责之，曰：“边情紧急如此，尔等何故迟延不议？欺朕年幼邪？”--《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五》
朱祁镇在一怒之下，把兵部尚书王骥、兵部右侍郎邝埜全部下了大狱。在此期间，能够积极响应小皇帝的只有以英国公张辅为首的权贵、武将一系。
有这样对比，让年轻的朱祁镇如何能对文官产生好感，对支持他“骑马打仗”的王振又如何能够不建立深厚的情感。
所以，和老板产生精神上的共鸣是非常重要的。
正统年间的文官们就是没有理解这一点，以至于逐渐失去了朱祁镇对他们的信赖，让宦官王振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
3、汪郎说。
纵观正统十四年间，王振的崛起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而其中的偶然性却占据着极大的成分。
朱祁镇毕竟幼年登基，还是个孩子，而好动正是孩子的天性。而他身体里流淌的还是老朱家坚毅、果敢、不屈的血液，在父祖辈创下的盛世成就面前，身为帝王，他又如何不想创下属于自己的“正统之治”！
所以他需要认同，需要自己的臣属们能够支持他的决定。
而以三杨为首的文官们见证了洪武朝的官场压抑（反腐和对官场压制），经历了永乐朝的风霜雪雨（解缙之死，纪纲被诛），虽然开创了仁宣之治，但对皇权的风云变幻还是养成了瞻前顾后的处事风格。
双方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使得在“少主老臣”的正统年间，自然也就存在着无法沟通的隔阂。
毕竟眼前的小孩子不是自己的儿孙辈可打可骂，而是真正的君主。
所以在讲究天地纲常的古代，这些大儒老臣们根本不懂得少年天子产生了逆反心理该如何顺导，还是使用老生常谈的那一套，说一些逆耳的肺腑之言，以为自己是正直、正义的一方，却不知这只能是增加了小皇帝对他们的厌恶。
而王振恰恰相反，作为家奴，他知道如何讨自己的主子欢心，知道如何因势而导，从而成为朱祁镇不可或缺的存在。
换句话说，王振比三杨等文官们更懂得人性，更懂得老板的需求！
这其实就是王振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懂得人性，善于利用人性，真的是太重要了！
注：①《明史.卷一百十三.列传第一.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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