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碰撞，诞生了很多思想学派，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最为璀璨的巅峰之一。
百家之中，最有名的当属十大学派，即：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
然而，到了汉代，史学家们除去了“小说家”，只留了前九家，号称“九流”。
“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①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②
那么问题来了，在春秋战国时期闻名天下的小说家，何以到了汉代，竟被除名了呢？根源就在于"小说家"这一派系无论是思想学术，还是组织体系，都远不如另外九家学派的底蕴厚重，虽然单独成一系，但始终不入流。
说到这里，很多人感到奇怪，这“小说家”到底是干嘛的，难不成是写小说的？
汪郎认真的告诉你，这“小说家”是写书的，但他们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什么治国理论，皇权神授等对巩固君主统治有利的书，而是民间八卦。
是的，你没有看错。
诸子百家中的小说家，其实就是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之中，借考察民情风俗为名，记录街谈巷语，收集民间八卦，打听百姓趣闻，并以此装订成册，为君王足不出户就能了解民间风俗，而提供写作服务的一群人。
当然，这些成册的书中，存在着很多道听途说，当不得真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亦真亦假的民间趣闻一旦被朝堂之上的有心人采纳，将会成为玩弄权术之徒喷击朝政、攻击政敌的利器。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书》
所以这一学派虽然名列诸子百家中的第十位，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派系根本提不出任何能够切合实际的治国理论，和其他九家学派在“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③的背景下，提出自己的治国思想，以达到“取合诸侯”的目的截然不同。
看似与世无争，实则胸无大志！
正因为如此，“小说家”到了汉代，被时人看成是不入流者。没有君王支持，不受朝廷重视，自然也就成为绝唱，再也不见踪迹。
但不能说“小说家”没有任何用处，不要忘了，“小说家”的成员大都来自稗官，地位虽然不如王公九卿，但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善于总结街谈巷语，而且能够很快掌握舆情。
汪郎认为，在这个优点下，“小说家”如果能够得到皇权支持，借民间舆情渗入自己的政治观点，或坚持为国为民，或用来攻击政敌，都是一股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
纵观历朝，汪郎认为，明朝的言官其实就是“小说家”的重生，但他们的组织性、理论性、攻击性却是“小说家”无法比拟的。
换句话说，明朝言官，其实可以看成是先秦“小说家”的升级版！
说到这里，很多人又迷糊了，言官到底是做什么的？难道也是记录民间八卦的？
汪郎告诉你，明朝言官记录的不是民间八卦，而是大明王朝的社会道德规范。
1、明朝言官的组织性。
明朝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他们的品秩虽然不高，但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在明朝的政坛上始终扮演着獬豸的角色，成为敢于和皇权、相权（内阁）作斗争的政治群体。
作为皇权特许下的监察群体，言官不仅被授予规谏君王，“闻风奏事”的权力，还被授予从中央到地方弹劾和纠察百官，巡视和按察地方吏治的权力。
当然，是人就有私心，所以不排除明朝言官之中有趋炎附势，枉法残民之辈，但更多的是坚持天下道统、心中正义，并以冒死上谏、秉直弹劾而著称的铁骨男儿。
他们是明朝内阁、权阉、各级官员最为难缠的政治威慑力量。
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明史》
言官还是让皇帝头疼的代名词。
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明史》
言官，终明一朝，和厂卫一样，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我们所熟知的明代名臣，如：刘伯温、周新、于谦、戴铣、王阳明、夏言、唐顺之、王世贞、海瑞、孙丕扬、欧阳一敬、袁可立、杨涟等等，都担任过言官。
他们或无视皇权、或斗争权臣、或蔑视权阉，在言官的职位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青史之名。
看上去弱小的言官，实际上是一股无法轻易撼动的组织。
2、明朝言官的理论性。
明朝毕竟是建立在儒家社会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大一统王朝，同时也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大发展时期，故而儒家的行为准则就是言官们立身安命的根本！
作为先秦时期“小说家”的升级版，明朝的言官们（毕竟也是科举上走过的文人）继承了宋朝文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正因为如此，他们自然也会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要求君王，要求内阁，从而形成了“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的大无畏精神。
到了正德、嘉靖时期，因为王学（王阳明学说）的盛行，使得明朝的儒家思想有了自己的分支学派。
在程朱理学、王学的思想理论下，言官们对“整饬纲维为己任”有了更深的认识。
所以这也使得他们敢于和朝中，凡是不符合儒家道统伦理的不平事做斗争。
正德年间和权阉刘瑾斗，嘉靖年间和皇权及权臣严嵩斗，隆庆年间和首辅高拱斗，万历初期和首辅张居正斗，万历中后期和皇权及内阁斗等等，言官们都坚持着自己对儒家道统的信念。
这种善辨是非，敢论曲直的政治现象，纵观历史，也只有在明朝中后期最为激烈！
3、明朝言官的攻击性。
这里的攻击不是说言官赤膊上阵，去和人打架，而是指言官们在皇权授予“闻风奏事”的政治权力下，对不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行为、言语，或自己看不惯的事情进行弹劾，甚至为此不惜自己的性命，从而维护他们心中的正义和道统。
言官们在批击时，逻辑清晰、言语犀利，能够直击对方的要害，往往可以刺激到被拼击者的内心深处，使得被拼击者生出羞愧之心而无地自容。
如，明朝救时宰相于谦，宣德年间担任言官时，竟然能把桀骜不驯的朱高煦骂得伏地发抖，再也没有了谋反之初的嚣张气焰。
于谦……宣德初，授御史……扈跸乐安，高煦出降，帝命谦口数其罪。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明史》
而言官战斗力最旺盛时竟然能让内阁首辅倒台，万历年间的首辅申时行，就是在言官们的攻击下，黯然下台并辞官的典型。
给事中罗大纮劾时行，谓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中书黄正宾复论时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责。御史邹德泳疏复上，时行力求罢，诏驰驿归。---《明史》
至于皇帝，言官们也不会轻易妥协，他们毕竟是依靠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是儒家纲常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在“以整饬纲维为己任”的精神下，面对皇帝君德有失，他们无惧廷杖、身死，毅然挺身而出，指出皇帝的不足，并以此和皇权作斗争，海瑞就是典型的例子。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日，和宋朝包拯齐名的明朝青天海瑞，上了一道名为《治安疏》的折子，成为大明朝建国以来，言官骂皇帝的最高境界。
在这份奏疏里，海瑞把自诩为明君的朱厚熜骂得一无是处，把高傲的嘉靖皇帝彻底给骂醒了，而他自己却早已做好了求死的准备。
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明史.海瑞传》
而结果就是，朱厚熜只能以“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来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明朝言官们的攻击性就是这么犀利，不畏生死，无惧强权，而且能够直击对方的心灵要害，可见他们的战斗力。
4、汪郎说。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国祚，能够允许挑战皇权、相权存在的言官势力，不能不说明朝的政治环境相对宽容。
当然，有人认为明朝皇帝发明的了廷杖，视百官的人格尊严于不顾，怒而杖责，轻致残、重致死，所以明朝皇帝昏庸，政治黑暗。
这是典型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我们讲历史，可以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分析，但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
作为儒家思想道德标准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明朝言官们在正、嘉、隆、万、天的一百多年间里，之所以无惧皇权，无视相权，蔑视权阉，敢于和朝中不平事做斗争，正是为了天下苍生“求仁得仁”的心理所致，而廷杖只是对这种心理追求的外在表现而已。
换句话说，在明朝皇权的高压之下，言官们还能一代代前仆后继，无谓生死，敢于挑战皇权，这恰恰是明朝统治者的思想包容，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否则哪里还允许这些言官大放厥词，弄得天下人皆知！
否则就算来再多的海瑞，都不够朱厚熜杀的！
正如明末著名言官袁可立所说的那样，自明太祖朱元璋建立言官制度的那天起，言官的职责就是“为皇上复言国家大事”④。
皇帝不爱听的必须说，皇帝爱听的就更要说。
这是言官们必须履行的职责，必须坚持到底的理念！
而现代的多数人，只知道明朝有厂卫之祸和权阉祸国，却不知还有不畏皇权、不惧生死、心系天下苍生的言官存在，这也是对明朝最大的误解！
注：
①《汉书.叙传下》
②③《汉书.艺文志》
④《睢州志.袁可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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