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缘何有李耕国画研究所（作者：张霞）

图中人物为朱成淦

莆田缘何有李耕国画研究所

作者：张霞

 解放后不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其首都举办亚洲美术展览会。在印尼的仙游华侨周颖南先生把他家里保存的二幅李耕的作品送去参加展览，受到广大观众和苏加诺总统的欣赏，于是把它拍照起来，插进他所印编的画集中，而且把这本展览画集赠送一本给英国女皇。英国女皇看到画集中的李耕两幅作品，喜不释手，乃写信给苏加诺总统说：“李耕作品的原作，若肯卖给我，我愿意以一千英磅买它一幅。”但周颖南先生不肯把原作卖给她。

 约是1957年，省文化局召开全省美术工作者座谈会，晋江地区的代表朱成淦先生在发言中提起上述的情况。他说：“……墙内栽花墙外香，我盼望我省文化局重视此事。”会后，省文化局蔡大燮副局长问我：“朱成淦先生所反映的情况你是否知道？”我说知道。自是，我省许多领导对李耕老画家开始重视。

 当时仙游县政府文化副科长是张敏同志，我把上述的情况告诉他，要求他尽力爱护老先生。不久后，张敏副科长写信告诉我：“李老近来患'五更泻’，病情相当严重。”我立即把他的信拿给蔡副局长看。次日，陈虹局长和蔡副局长指示我：“你马上至会计室领取人民币500元，由你亲身赶去仙游李老家中，将现款交给他做医疗费，把病医好。”过了一段时间，张敏副科长写信告诉我说：“李老的病已经医好了，他非常感谢省局领导上对他的关怀。”不久，陈虹局长出差来仙游，亲自去中岳凤池村探望李老，请求李老搬来城关居住，以便培养一些学生，以继承他的国画传统。李老欣然接受陈局长的请求。不久就搬到城内大井巷旁边一祠堂里去住，他的爱人跟在身边以侍护他。于是在这座祠堂里成立李耕国画室。李耕老先生于解放前在他的家乡培养学生，一向只能一个一个地来，不可能一下子就收二个以上的青年去培养，因为他老人家的精神有限，学的住处也有困难。他搬来城内，住家在祠堂里，条件比较好，可以多收一些学生。那么要吸收谁？这个问题经过当时的县委书记申九顺同志和其他同志研究后决定：把黄羲先生所培养的学生陈毓和同志，从他执教的仙游师范调来国画室交给李老再培养。陈毓和同志乃向申书记推荐孙仁英同志进去，李老要求把他的儿子李文博也调进去。因为李老的几个儿子中只有李文博毕业于闽侯师范，已在外县一间小学校当美术教师，把他调来国回室继续学国画，以继承李老的三代美术家业，又可帮助他的母亲服侍李老。

 李耕老先生和他的以上两代都是住家在中岳凤池村，单靠卖画不够全家的生活开支，所以必须耕种一些田地，在他家中学画的徒弟，也必须协助他下田耕种，例如黄羲、张英、周秀廷等曾经都是这样做的。把他的家搬来城里居住，不但不要去耕种，而且他夫妇和他的儿子李文博的生活费都由人民政府负担（他还有三个儿子都已成家，能独立生活）。

 李老在这种情况下，深深感谢人民政府对他的照顺，于是自愿把自己所珍藏的自己作品一百多幅赠送给省文化局。

 1961年秋，李老对我说：“据说北京故富博物馆里有很我国著名的古画，我很想去参观一下。”我把他的意见向省文化局陈虹局长反映，陈局长立即允许，而且叫我预算除去北京以外还要到什么地方？须开多少钱？同时指令我沿途扶护他。于是由他的儿子李文博和我一起扶护李老到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地游览。当年在国务院当参事的革命老前辈廖华老师（另名陈国柱，莆田人，我的老师。）特地到大前门之新侨饭店去探望李老。廖老师问我：“你们准备到什么地方去旅游？”我说：“准备到天津、武汉和南京。他说：“天气已逐渐冷了，老人家不宜远出旅游，我劝你马上护送他返回家乡。”于是我马上带着李老返回仙游，自后李经常生病，在仙游医疗无效，乃送到福州省立医院高干楼医疗很久，看他有了起色，乃返回仙游，不幸于1964年4月下旬去世。

 自此以后，李耕国画室改名“仙游李耕国画研究所”，一切经费仍然由省文化局负责。在“文革”之前，国画研究所的所长由仙游县行政领导上决定；由陈毓和同志负责。“文革”以后，陈毓和不肯负责，只愿在文化馆里当美术干部，而改派孙仁英同志任所长，直至今日。

附：朱成淦简介

朱成淦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