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气法和定气法在我国自古有之。只是人们为了方便，在精确的计算方面用定气法，而在历书编写时，在二十四节气的确定上用平气法。那么我们是从什么开始使用定气法的呢？这还要从明末说起。1623年，明天启三年，也就是上一次土木大合（土木合相视距离小于0.1度）那年，一位德国人来到北京，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汤若望”。初入北京的汤若望因为自身的学识，很快得到了明朝朝廷的重用。明朝末年，时所使用的《大统历》年久失修，天体运行的误差积累成疾，天象预测屡出差错。崇祯命徐光启成立历局，重新编制历书。徐光启便率同汉人及西方传教士一同编订，汤若望便是其中一人。而在编写《崇祯历书》时，二十四节气定气用平气法还是定气法，又被争论起来。李天经主张用定气法注历，理由还是可使历法中的节气日与太阳黄道行度完全相符。其实，西法与古法定气注历略同，只是随着西法数学的进步其数据更精准罢了。
但历局仗着自身算法精确的优势，大肆宣扬西法之优攻击旧法。原本钦天监和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明白《大统历》有待修正，但又看不起历局的嚣张气焰，所以在“礼法”层面和历局死杠起来。后人，清初著名天文数学家，素有“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曾指出，平气法与定气法的差别古人非常清楚，古法中二十四节气的排算是用平气法，但主要节气之日则用定气法，如“定冬至”而非“平冬至”，这样可以达到对平气法与定气法兼收并用之效，既保存了中国传统的注历方式，又对太阳实际视行状态进行了描述，正可谓是兼两家之长而无两家之短。而历局用《授时历》的平气注历来指责传统历法“不知盈缩”，是完全荒谬的，是数典忘祖，是西历打击传统历法，用来彰显自己所长的一种手段。一方面新历法遭到大统及回回历法家的抵制，而徐光启也开始了磨洋工。也算是颇具明朝士大夫特点。结果“节气之争”还没有定论，《崇祯历书》也未颁行，北京便迎来了明清易帜。清初入关，身边除了萨满巫师，很难再找到懂天文历法之人。而中原之人因夷汉之别，不是不合作，就是避祸南迁。看到这个政治投机机会的汤若望，开始了人生的一次豪赌。汤若望通过向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示忠，和入京的新统治者建立了初步信任。后利用自己之前的职务之便，在一起钦天监会议上，指出明朝旧历《大统历》的多处谬误。而且多有用“天象”帮多尔衮、顺治皇帝说话，等到了多尔衮、顺治皇帝双方极高的信任。一方想尽快颁布新的历法以示正朔，一方想借机上台获得钦天监的统治地位。两方一拍即合，多尔衮下旨将测算天象和编制新历法的工作交给了汤若望。
汤若望将《崇祯历书》进行删改后献于多尔衮。多尔衮在其上批“依西洋新法”五字，改称《时宪历》，颁行全国。而汤若望也因此成功获得钦天监的领导权，并通过其在政治站队上的完美走位，奠定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后，全力推行西法，奏请撤销回回科，瞬间砸了所有旧历法官员的饭碗。并将平气注历改为定气注历，以彰显西法之优越。而且此次历法改革还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并且采用的是西方算法，这是汉族旧历官员所不能容忍的，进而更为争论增加了复杂的人性因素。所以，“节气之争”也从相对简单的天文算法的学术问题，变成了富含复杂人性的政治问题。顺治十四年（1657），钦天监前回回科吴明炫奏新法之误，请“复立回回科，以存绝学”。新安卫官生杨光先更是撰写文章，进《摘谬论》、《选择议》等以攻击新历。但由于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信任，并未得到奏准。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受一品封典，地位进一步提升。而且因其教士身份，进一步成为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保护伞，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因而扩大，一时各地教徒增至十万，逐而引发各地宗教冲突。但随着顺治皇帝的去世，汤若望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人，而旧历势力看准时机，开始抬头。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蓄谋已久之后，杨光先祭出杀招。他向礼部呈文《请诛邪教状》，例数汤若望布党京城意图谋反、侵害圣经贤传、《时宪历》书依西洋新法窃取正朔、《时宪历》只编二百年于国祚“俱大不合”、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等数条大罪。其所列之罪均可谓十恶不赦，条条可诛九族。此时，朝堂上掌权的顾命四大臣中，鳌拜是“素不喜西士”，苏克萨哈对天主教也无好感。内堂的孝庄太皇太后因汤若望排斥喇嘛教对其也有所反感。所以汤若望此时处于被动和无助的状态。
而“康熙历狱”也逐渐从最初的历法之争，升级到了鳌拜辨别异己，展现政治力量的朝权之争。
案件办理大臣畏惧鳌拜等权臣，主拟了“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俱拟凌迟处死。”的意见。结果初审刚下来，天空就出现彗星，京城又发生地震，接着紫禁城又发生大火。一系列的异象弄得人们人心惶惶。钦天监作为研究天象历法占卜吉凶的重要部门，在论罪监正之时，发生这么多大事，相关办案人员难免有些惧怕。所以大臣商议，将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孝庄太皇太后进行决断。此时孝庄太皇太后敏锐的发觉此事背后的重大政治问题，所有罪状虽干系重大，但均无实证，如此判决完全出于对鳌拜势力的惧怕。从而指责顾命大臣道：“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岂俱已忘却，而欲置之死耶？！”见此，顾命大臣只好赦汤若望不死，但李祖柏等五人依然处于死刑。此后，鳌拜等人势力大张，顺治时期的诸多新政也被陆续废止。“康熙历狱”之后，《时宪历》被废止，《大统历》恢复实施，教堂关闭，教士被遣送澳门，汤若望郁郁而终，而不懂历法的杨光先则顺利成章的成为了新任钦天监监正。舆论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杨光先却乐不起来。因为自己虽懂历理但不懂历算，而副手（副监）吴明烜（吴明炫之弟）又没有能力修正《大统历》，以至于杨光先主持钦天监期间，预测错误接连不断。见此状况，刚被释放不久的南怀仁赶紧上书，针对“历法之争”向年轻的康熙进行辩解。并指出排算节气的核心争论，不是历算问题，而是要“合天”还是“从旧”的政治问题。满清入关之初，为寻求政权继承的合理性，自称“正朔”，所以表面上要维护汉族士大夫阶层“从旧”的意愿。
但康熙时期，满清政权已经基本趋于稳定，所以这个时候清廷则需要一套比明朝旧历更精准的历法以显示自己更为“合天”，进而显示清朝替代明朝在“上天”前面的合法性及必然性。
另外，随着康熙的亲政，康熙与鳌拜之间的冲突也逐渐趋于明朗化。而敲打通过鳌拜集团上台的杨光先所在的钦天监，也成为康熙亲政后反攻倒算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康熙七年，康熙安排大学士图海等与钦天监官员共同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 “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烜所称，逐款不合”。从而从事实上证明新历优于旧历。随即将汤若望平反，杨光先免死革职，南怀仁任钦天监监正。最终，随着随着鳌拜集团倒台，康熙获得实权。于康熙九年，《时宪历》恢复施行。至此，“历法之争”告一段落。而以“定气注历”的规则最终成为农历节气的编制规则沿用至今。其实，清初的“历法之争”并非是说西方发明了定气法，来挑战东方发明的平气法，而是在编订历书时，定节气是用“惯例”的平气法，还是用准确的定气法。除用平气还是定气注历外，另外则是围绕“是否使用西方算法”而展开。因为在那个时候，西方的算术确实比当时的中国精准。谁准谁不准一目了然。而杨光先在《不得已》书中一语点破了“历法之争”的要害。所以，与其说是算法之争，倒不如说是意气之争。外族人赶不出去，还不能和外国人为正朔争一下？礼法乃华夏先贤留世，用古法才能彰显中国之正统，岂容西法坏我正朔！所以在治学上，切不可有意气之争、异己之别、墨守成规，要不只会影响自身的进步。
那么话说回来，我们在排八字时，更换节气时应该用平气法还是定气法呢？
《宋史·律历志七》有载：“凡五星入气加减，兴于张子信，以后方士，各自增损，以求亲密。”所以古人在实际应用时，也并非一成不变，都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求精准。而古人用“平气法”排盘也只是习惯使然，为求方便快捷，如果我们现在电脑排盘一样。但并不是说“平气法”排盘就是准确、符合天象的。所以，如今我们有了更为准确的万年历，为何不用呢？另外，针对交节前后出生的人，我们在分析八字时则需要考虑其前后节气的情况，这样会更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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