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物色》)人作为高级社会动物，对自然界的变化是敏感而有反映的。一则为肌体之本能；一则更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意识与客观对象的相互渗透而激发。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的咏物感时作品问世，而伤春悲秋便是众多主题当中的一类。陆机云：“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赋》)宋人尤喜咏春抒怀。这类传统题材，到南宋也极其变。周济曰：“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墨，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宋四家词选序论》)周济所说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姑且不论，但南宋词题“变化益多，取材益富”却属实。就咏物词里的写春词言也莫不如此。在写词的同时多含自我情怀，使词多了几分人性美；南宋词人更寓时代风云于词中，使词寓含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内容。辰翁作为宋遗民，似乎对春别有感悟。在其描春写景中总是能让人体会到无尽的郁闷愁苦，诉不尽的幽思哀怨，写不完的感春、惜春、伤春情绪。以致厉鹗称之“送春苦调刘须溪”。[1](P207)但笔者认为就整体而言，辰翁词中的咏春内涵不可以单一意蕴概之而大致可分如下三种：一对春天本体的描绘；二对生命、时间的伤逝；三对国家社稷兴亡的哀痛。
一、春天本体的描绘
春天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季节，春天也是一个适合郊游踏青的季节，故对春之景的描绘，在文人笔下历来举不胜举。辰翁也有此类之作，但不多。试举隅一二：小阁横窗，倩谁画得梅梢远。那回半面，曾向屏间见。风雪空山，怀抱无荀倩。春堪恋。自羞片片。更逐东风转。(《点绛唇·瓶梅》)
题为“瓶梅”，说明本词是写梅花之作。上片由窗的视角刻画梅花的形态，并用柔柔的语句写出词人仿佛在与梅花交流：“倩谁画得梅梢远”；而下片则从大环境着眼，突出梅花傲霜斗雪之品节：“风雪空山，怀抱无荀倩。”
全词笔调显得轻盈，语句清新，不像辰翁其他写春词那么沉郁。梅花作为春之使者，受人关注；而其零落成泥，惟有香如故之气节尤为人推崇。写春而语调显清新的诸如《浣溪沙·春日即事》：“远远游蜂不记家，数行新柳自啼鸦。寻思旧时即天涯。睡起有情和画卷，燕归无语伴人斜。晚风吹落小瓶花。”词人的思绪在数种春景中来回闪现但透过字面还是能感受到词人隐约孤寂之情。但词调较清新，“间有轻灵婉丽”[2](P377)之气。况周颐《惠风词话》认为这类词“以谓《须溪词》中之别调耳”，对比其大部分词作，信然。像这样清新空灵的春词，又如《山花子》下片云：“早宿半程芳草路，犹寒欲雨暮春天。小小桃花三两处，得人怜。”俨然是婉约词一路。
纯粹描景写春是罕有的，因此对春景的描绘有时也夹杂着词人的无绪之情。如《菩萨蛮·春晓》：画梁语透帘栊晓，坻桐风送扬花老。细雨绿阴寒，罗襟只似单。青门三里道，个个游芳草。比似嫁来看，踏青难更难。”相对上词，这一首描写面较开阔。上片写了桐花、扬花、细雨、绿荫四个春景意象；下即从人活动的视角：“游芳草、踏青”着笔，寓人于景中。春本是个生机勃勃的季节，一切春景应是明朗而有活力，但本词中人物却似乎不在意春景，情致略现黯然。扬花老去，天雨阴寒，衣物单薄，他人都在野外斗草戏春，而主人却不由感慨“踏青难更难”，为我们展现出一个闺中少妇思春之愁。至于主人为什么有这股与时与景不相称的感叹，我们不得而知。辰翁这首春词比较特别，全词感情基调显得低沉。另外一首《点绛唇·和邓中甫晚春》云：“燕子池塘，乱红过尽秋千晚。絮飞欲倦，正是帘初卷。睡起无情，犹道天涯远。羞匀面，乍惊红浅。梦自无人现。”辰翁的这首词上片让我们想起欧阳修的《蝶恋花》句云“乱红飞过秋千去”，而整词在描写晚春之景里亦乍隐乍现地露出主人公相思之愁。如此看来，又是婉约气格。
二、生命时光的伤逝
人的生命是由无数时间段组成的，而时间之一维性使它一去不复返。自从孔子面对滔滔而去的流水发出“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的感叹，千百年来，文人们便开始在无穷之宇宙中感慨有限生命之宝贵。辰翁的许多伤春词与其说是伤春惜春，毋宁说是伤时光之流逝、叹生命之无常。在这些词中，春景一面是大自然的季节的客观反映；另一面更重要的是词人主体内心对韶华不再、青春难返的生命时光的伤痛无奈之流露。因而这类词具有词人生命意识之光，又具道家忧生之意蕴，非一般咏物词可涵。
中国古代士大夫所面对的人生忧虑无非是出世与入世两大困惑。孔子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孟子则将其发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孟都重视入世，是谓“忧世”之论，而另一种选择却留给了老、庄，是谓“忧生”之言。庄子强调出世，他所说的道，其最高内核实质指永恒的生命。故道家思索的是对人的生命情怀的关注而非对政治仕途的瞩目。当然，大部分文人士大夫便在“忧世”与“忧生”间游离。一般而言，国家昌盛，社会稳定，人多入世之想；反之，则看破红尘，多出世之思。道家思想在宋末衰世尤为盛行便是此理。辰翁作为宋遗民，沾染道家思想我们无须赘言，故其见国事之不可为转而入道家之思理，叹生忧命便在情理之中。他的某些伤春词无疑是生命之嗟叹、岁月之感怆的载体。如《山花子·春暮》：东风解手即天涯，曲曲青山不可遮。如此苍茫君莫怪，是归家。阊阖相迎悲最苦。英雄知道鬓先华。更欲徘徊春尚肯，已无花。
上阕在叹春风即将离去乃不可拒挡，正如辛弃疾《菩萨蛮》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意即韶华年光终究是要流走的。尽管词人用较轻松的笔墨将春拟人化，然而无论如何归期已到，挽留不下。在平淡的行文中，词人似乎对春之离去显得豁达开通，但下片即一转，悲从中来。春去人还在，但已非昔日之人，因为又过一春自己却无所为，虽有“英雄”自语，也是“鬓先华”，暮气沉沉，垂垂老矣。叹息生命之情油然可见。
我们知道，相比唐人，宋人开始将外在的事功心性转化为内在的思索，因此更注重内心的体念，对时间生命的感叹便是这种士人心态的一种表征。如果我们说忧世而进取是文人士大夫外向的显露给社会带来的，可以担当的一种自觉而又具体的责任感，那么当时间的流逝又夹杂伴随着未曾实现的人格理想追求必然带给他们躁动不安的生命焦灼，于是才有那么多的借物以咏叹生命时间之逝去的作品。辰翁的这一些伤春咏春词也可作如此观。在这些词中，词人吟咏春之意象实质是对生命存在意义、人生价值所在发出由衷的喟叹。特别是当看到或写到春天一些原本美好的事物受到摧残而飘零渐渐逝去，当其用事志意和生命的豪宕意兴也逐渐消磨黯淡时犹能激发他站在人生的高度，时时关注着时光的变动迁流，一则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韶华无限留恋，一则又不自禁地对年华虚掷、时光荏苒的无可追逐发出深沉的感慨。上述词便有此等味道。
对春天这个特殊的时间段的咏叹，其核心当是忧生之情感。有人认为这种情感的具体内容有三：生死之忧、生活之忧、生存之忧。[3](P280)辰翁作为宋遗民，他既不具备像文天祥那样以勇死报国之决心，也没有如谢枋得一样入元十年还心存殉节之举，当然也无法如赵孟頫、留梦炎之流背主叛宗，折节仕新，苟且富贵。所以他之生命之忧当为生活之忧、生存之忧，即如何既要保持自己的名节不被玷污又能在新的环境里得以生活生存下去。这种矛盾的二重心理便促使辰翁在对节序风物的咏叹中，一方面对生命的本体价值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又抒发着对时间逝去的无可奈何的感伤之情。如《谒金门·惜春》：风又雨，春事自无多许。欲待柳花团作絮，柳花冰未吐。翠袖不禁春误，沉却绿烟红雾。将谓花寒留得住，一晴春又暮。
吴企明先生认为本词是借美人喻花。[4](P538)若如此解，则言春事为言愁也未尝不可。但从整体看，借言春事美人其内涵还是在感咏年华已过，青春不再。在对春之景象柳花柳絮的言说中，词人仿佛为美人迟暮而伤感。古代的文人在叹己命时喜欢以伤美人为喻体，实质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况味而深思反嚼。辰翁少时便有宏图大志，后补太学生入临安也欲有所作为，无奈生不逢时，遭家国之变，几曾辗转，四处漂泊，最后只好隐居庐陵。因此大好韶华已去，世事多变感慨颇多。题为伤春，不过是在伤己而已。辰翁对时光的流逝是敏感的，他的不少词都有一种生命已逝年华不再的遗恨。“日暮不知春去路，一带阑干”，(《浪淘沙·有感》)对春的即将离去而惆怅；“一年春事几何空。杏花红，海棠红。看取枝头无语怨天公。”(《江城子·春兴》)杏花、海棠在春光的流逝中璨放出骄人的生命力，竞春争红斗妍，而词人触物感兴“一年春事几何空”，个中之味，耐人咀嚼，但叹韶光已去、事业未成的命运之感却在盘郁曲折中得以隐现。
三、对亡国之伤痛
咏春词，前人论述较多的就是辰翁以春喻国事.并寄以身世之感、家国之念的一类词作。当然这些词也应是辰翁最能打动人心、见其赤心的，使人涵泳咀嚼不尽回味无穷的词作。辰翁的这些以咏春事春景来抒发身世之感家国之思的作品“同前人以羁旅行役、离情别绪、仕途失意等为题材有较大不同，往往将家国之恨、黍离之悲融入其中，而不单纯从个人的漂泊、老大、窘困出发”[5]，因此倍受世人瞩目。叶嘉莹先生在论宋咏物词时指出，咏物词一般都具有隐语之喻托与巧谈之铺陈的性质，并且前者往往属于政治思想压抑之下的产物，而后者则属于社交活动的结果。[5](P170)叶先生所言当然符合咏物词的一般属性及产生动因。观照辰翁的这类咏春咏物词，我觉得他这些国殇之作，从性质言无可厚非地属于前者，然而从产生动因根源讲却是二者兼而有之。因为辰翁不仅是遗民，在新朝政治压抑下自然只得借助外物来隐晦地表达内心的感想情绪，但是辰翁同时是宋末江西庐陵遗民词人群体之首。这些庐陵遗民词人在特殊时代特殊地点相互唱和，彼此以气节激发互相鼓励，奏响了宋末的一曲亡国悲歌。[6]因此我认为辰翁的一些咏春感怀词作一面固然是结社酬唱的结果，但考其深因还是因为宋末庐陵词人不屑仕新或不愿屈新朝而保节操的集体意识，无疑又与政治相连。辰翁的这种遗民伤痛意识是深彻痛切的，其中不少直书甲子的咏春词尤为明显。如熟知的写于临安被破的1276年的《兰陵王·丙子送春》，用“芳草”、“风沙”、“飞絮”、“乱鸦”、“斜日”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意象表达自己“春去人间无路”“最谁苦”的遗恨。陈廷焯评之曰：“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算来有多少眼泪。”(《白雨斋词话》)诚然。再如：殷勤欲送春归去。白首题将断肠句。春去自依依。欲归无去归。天涯同时寓。握手留春住。小住碧桃枝。桃根不属谁。(《菩萨蛮·丁丑送春》)
辰翁有的词作明标甲子纪年，而这些词作都在宋亡后所写。这种写法是时人少见的。故如此除了见出词人认为此类词作重要外，当然也能反映词人入元后不屑以元帝纪年入书。其念宋之心于斯亦见矣。其实辰翁显然借鉴了陶渊明的为文之法。史载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7](P2288-2289)渊明只书甲子，怀晋之心隐然可鉴；而辰翁并非所有著述都书年月，但其某些词作也如此效仿，用心之良苦更不待明说。上述词就是如此。据题可知，本词作于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春，时临安已破一年。端宗虽为宋帝，不过是残余势力，徒然一象征而已，宋实已亡。是年，辰翁正避兵火于庐陵永阳，[8](P89-90)寄身于篱下，国破家散之伤楚实难以一言表之。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无庸置疑正是元军的入侵。所以全词以春去喻国势之不可为，正如此，词人倍感惋惜惆怅。前片即在春去中暗寓自己有家难回、无路可归的梗塞抑郁之情；下片抒怀自己已是天涯沦落客因而更想着手留春，无奈大势已去飘零在外，就像那无根的桃树一般不知何处是稳定的归宿。全词在郁郁之中饱含伤国伤己之遗恨。
辰翁有意以书甲子来伤国悼己的意识是深切而又持久的，可以说贯穿了他的后半生词作，至老而不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辰翁隐居庐陵，追念宋事乃难释怀，有作《浣溪沙·庚辰送春》以再次表露不忘亡国之心迹：“春是五更先去了。我醉方之”；“留君不可。归到海边方忆我”等语句显得伤感而情真。至元三十一年(1294)，宋亡已近二十个春秋，而辰翁离他的生命终点也为期不远(注：辰翁亡于1297年)，回首往事，感慨万端，于是年又作《摸鱼儿·甲午送春》。词有句云：“春怜我。我又自、怜伊不见侬庚和。已无可奈。但愁满清漳，君归何处，无泪与君堕。”词人对春之追思幽念可谓情到深处，难以舍分。最后在“钟情胜有词千首，待写《大招》招些。 ……荒荒得似江南么？老夫婆娑。问篱下闲花，残红有在，容我更簪朵”中表白自己爱国之心如屈原，人老心不衰之志节。
辰翁的这种直书甲子不用元朝年号的叙述方式不限于咏春词作，其他的也不乏表露。正如人言“暮年有意以词存史”。[9](P356)观之辰翁，当为确言。在同时代词人中，辰翁的伤国词作是写得最深切感人的。其借言春事喻悼国事之作尤其如此。除了上述之外，还有诸如《归国遥·暮春遣兴》、《柳梢青·春感》、《大圣乐·伤春》、《六丑·春感》以及绝笔作《宝鼎现》等大量篇章中描景抒情，施事用典，莫不寄寓自己或隐或显、或深或浅的重重亡国之悲、遗民之恨，真切感人。某些真挚的词作其情毫不夸张地说“一读则改容，再读则泪下，三读则断肠矣”。[10](P183)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辰翁咏春词的内涵意蕴，当然辰翁自己在作词时不可能有意如此，只不过是我们今天来评品其词时所得的感受。这三方面其实也可看成一个层递而统一的整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本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季节，春之景无疑是美好而值得留恋的，但春天同样是短暂的撩人愁绪的季节。对春景的浏览必然触发人对内在生命生活的思索，故词人在对春天景物的描绘中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时光的逝去，而岁月的年轮不断向前未免使人发出“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的感叹。昔日良辰美景不可久留，生命亦如春光一般易消逝，要使生命在有限的旅程中焕发出持久的活力，便要将己之身躯投于家国之宏业中去——这是宋代文人的追求，辰翁也不例外。可叹的是辰翁的理想被蒙元铁蹄所踏碎，而故都之风物也正一去不复返，只能在记忆中怀想和追思了。辰翁便把这些以往的事物一并托之于春，于是将这三种内在的思绪有机地溶混一起，形成一种似实非实、似虚非虚的描景写物之貌，而主体抑郁难言之情便投影其间，达到形式上曲折回环而思想内涵又层层递进的审美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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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宝林. 刘辰翁咏春词的意蕴解读[J].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04, 25(4):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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