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关《四书大全》的评价问题
在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四书学著作，其中最具经典性、影响最大最持久的，是明初永乐12年（1414年）至13年（1415年）官修的《四书大全》。除了自身反复重印以外，还衍生有一系列名曰“大全”的书，而各种讲章类著作都以之作为重要的材料来源。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四书学著作，于民间著作最看不起“高头讲章”，于官方著作最看不起的就是《四书大全》。《总目》对《四书大全》的批评意见源自顾炎武《日知录》卷8“四书五经大全”条：
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幹）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德秀），名曰《集义》，止《大学》一书（引者按，此书实名“集编”，且四书俱全）。祝氏（洙）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后有蔡氏（模）《四书集疏》、赵氏（顺孙）《四书纂疏》、吴氏（真子）《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溢，于是陈氏（栎）作《四书发明》，胡氏（炳文）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士毅）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有汪克宽序。至正丙戌）。……永乐中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四库全书总目》引至“《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后云：
考士毅撰有《作义要诀》一卷附刻陈悦道《书义断法》之末，今尚有传本，盖颇讲科举之学者。其作《辑释》殆亦为经义而设，故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剟成编欤？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然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亦足以资考镜焉。
于是，此二书成为《四书大全》的耻辱柱。
对《四书大全》的这种评价大约随着《日知录》和《四库全书总目》的流行而逐渐流行开来。《四书大全》的清代版本大约有5种，其中有年代可考者最晚的是康煕49年（1710年）仿明内府刻本；而清代以“大全”为名的四书学著作则有28种，其中1种年代不详，25种是顺治到乾隆前期的作品，到乾隆后期就只有两种了。之后虽然沿用《四书大全》的体式的作品仍层出不穷，但却再也没有以“大全”为名者。光绪18年（1892年）进士李希圣的《雁影斋读书记对国初王夫之、魏裔介有《大全》系列的作品大为不解：
……然其书（引者按，指元倪士毅《重订四书辑释》）不过与其所撰《作义要抉》仅供场屋应试之需，猥杂庸陋，棼如乱丝，又为书贾所增窜。而胡广等之《四书大全》，竟以此为蓝本。永乐君臣无识，贻笑至今。故虽明代学究如张自烈，亦知痛加攻驳，至挂弹章。而王船山读之，魏文毅纂之，则不可解矣。（6B-7A）
按，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样一种精英之作，如果把其论辩的主要对象简单地斥为俗学，必然是武断的。另外如康熙朝最没有争议的理学名臣陆陇其，其著作主要也都是《四书大全》类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四书大全》以及与之类似的著作，给予它们一个比较公允、切合实际的评价。
其实顾炎武因明亡之痛而极诋明学，推崇“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而《四库全书总目》则连同元代的科举应试之学一并诋之，二者皆有所偏颇。与明清的高头讲章不同，《四书大全》所采都是宋元先儒因四书所发议论的精华。即便因袭前人之辑，也不为过；偶有小误，也不是大问题。虽然以《大全》成书之速推之，其对诸说剪裁失当乃至抄袭成书，都是意料之中的；但这种资料汇集始自宋人，历代递相增辑，其材料上的沿袭是完全正常而且不可避免的；而材料上“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本来就是见仁见智，难以有公认的准的。
而明代的四书讲章之所以远远不及宋元的同类之作，主要原因在于科举所试经义经过长期的自然的演变形成了严格的八股之体，不但形式严格，连内容也限于试题所属的当节之内，不许“犯上”，也不许“侵下”，联系其他章节更是不可能。正如康熙31年（1692年）金松在其《四书讲》中所云：
宋儒之书，专讲义理，其时不为帖括，故有下节意即讲在上节，后问意即发在前问者。明儒之书，兼求口气，自讲学一二语录外，大要皆为帖括取用，故讲上节，断不可预透下节，讲前问，断不得急侵后问。理贵透而有不宜说透者，理贵完有不得说完者。
据《日知录》谓八股格式“盖始于成化（引者按，1465-1487）以后”（卷16“试文格式”条），以明代讲章无可争议的翘楚、“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的蔡清（1453-1508）《四书蒙引》的年代推之，应该是可信的。顾氏反复痛诋由八股陶冶而成之学术可也，但连同50到70年前成书的汇集宋元经说于一书的《四书五经大全》一并视为恶俗之学，似无必要，也不符合实际。
再以倪书而论，即便倪士毅本人就有为科举服务的《作义要诀》，也不能仅仅因此而推证《辑释》本身的质量如何。元人以经义和经疑取士，毕竟差善于以八股文体取士。而元人之以经义取士又自始北宋王安石，王氏动机之纯正、高尚当无可怀疑。其实无论以多么高尚的内容作为士子进身考试的内容，则都会流变为俗学，而俗学之外，“正学”依然可以繁荣。无论是元代的科举形式还是明清的科举形式，都不必见之即斥为俗。
在顾炎武以来的这种偏见之下，《四库全书》尽管于宋元人所作的四书类著作几乎悉数收入，却唯独将倪士毅的《四书辑释》打入存目。其实前引顾说中误将真德秀的《集编》名曰“集义”，其误似即始于汪克宽为倪书所作之序，而《四库全书总目》又误沿顾说。后来《四库全书》将真书的著录刊正，而他书提要相关之文则未能改正。这说明无论顾氏还是四库馆臣，作为指责者，其自身的态度都不够认真。此虽小误，但又有一问题之大者。《四库全书》原书提要与《总目提要》对倪书的评价相反，持肯定态度：
倪氏原书最为审要，其义理明备，采择精醇，实迥出他家之上，则当日诸臣据以编订，亦不为无因。
恐怕无论原书提要还是《总目》提要的作者都没有读过倪氏的原书。
2．《四书大全》的性质和体式——兼论清人新疏与宋末以来的“集疏”体著作的历史渊源
要客观、正确地评价《四书大全》，首先要弄清它的著作性质和体式。《大全》从内容性质上是资料汇编，其近祖为南宋石敦山的《中庸集解》和朱熹的《论孟精义》、《中庸辑略》等，其远祖则为六朝时代的《论语集解》、《春秋谷梁传集解》、《史记集解》等。而从著作体式上，《四书大全》则属于传注体中的疏体——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经，将各家论说疏于其下，其远祖是唐宋的《十三经注疏》，而其直系祖先则为前引《日知录》所述及的宋真德秀《集编》、祝洙《附录》、蔡模《集疏》、赵顺孙《四书纂疏》以及元人为数众多的同类著作。
一言以蔽之，汇集众说而又有所宗主，即成所谓“《大全》体”。其学名可以叫作“集疏”。
虽然为时人或者近人之注作疏在前朱熹时代大约是没有的，而这些书的偏重义理，一般不作串讲，也与经典的唐宋《十三经注疏》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有较大的差异；但这些书在根本的体式上还是疏体，则是没有疑问的。
正因为宋元人都将这类书认作疏体，所以宋元的四书学著作中偏重考据者完全意识不到自己与偏义理的同体之书在体式上有任何差异。如金履祥在其《论孟集注考证》的跋中交代其书之体式、名义及内容云：
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
赵顺孙的《纂疏》属于典型的《大全》类著作，金书虽内容上以考据为主，但拟名时却避开了赵书。
《四库全书总目》卷35一方面热心论证宋人蔡模的《孟子集疏》这种与“贾孔诸疏”体式不尽相同的著作也是“疏”，另一方面又讥疑元人邓文原在为胡炳文《四书通》所作的序里颇病赵顺孙的《四书纂疏》之冗滥是“殆未考孔贾以来之旧式，故少见而多怪”，则又太低估元儒的知识水平了。宋元朱子后学的这些“新疏”引用古注疏者不在少数，甚至赵惪的《四书笺义》于各卷之末附有《四书注疏纂要》。当然，这种重视古注疏的倾向至少就是朱熹本人带起来的风气，所以朱子后学都知道唐宋旧疏的体式，这根本就不成问题。
疏体当然较注体文繁，但疏体内部具体的著作仍存在着文繁文简的问题，这与是否熟悉孔贾旧疏的繁简程度没有关系。即以孔贾旧疏而论，《春秋》三传的疏文就不繁，其疏文与经注文的字数之比未必能高过以“通”为标榜的胡炳文的《四书通》。《总目》此疑此讥不见于原书提要，又是统稿之人加上去的诬妄疑词。其所谓旧式皆冗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而已。
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清代考据学经典的新疏之作，就会发现它们在体式上，与其说接近唐宋的旧疏，不如说更接近宋末以来的“《大全》体”新疏。唐宋旧疏虽然也征引很多异说，但是通常只是附带的内容，不占主导地位，主要的内容还是直接征引原始材料加以考辨按断和串讲文义。而清人的新疏除了考辨原始材料以外，一个非常明确、没有争议的任务，就是罗列众说；至于串讲文义，则居极次要的地位甚至略去。这样，如果抛开义理和考据这种内容方面的侧重点的差异，而只看其著作体式，清人新疏多数都是极典型的《大全》体；这种以汇集众说为突出特征的“集疏”体式，是南宋新兴的朱子学所开创的。当然清代有的新疏（如《尔雅》的邵疏和郝疏）基本上不罗列后人的说法，而是直接罗列原始材料加以按断；但是从其所列材料之丰富、篇幅之大，仍然依稀可辨宋元以来“大全”的风气。所以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唐宋旧疏皆冗的说法，移于宋元的新疏更为合适一些。当然，这实际上是与雕版印刷业的流行和繁荣是直接相关的。
清代考据学越往后发展，采用“集疏”体——或者叫“《大全》”体——的集成性著作就越多。民国以来，这种趋势越发明显。学者本人的水平未必能望乾嘉时期的大师之项背，但只要资料齐全，就会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案头必备”之“宝典”。
这样笔者就面临一个问题——清人新疏是直接继承了《大全》类著作的体式，还是是有别的途径（或者说机制）能够实现对《大全》类著作的体式的沿袭抑或造成暗合？
直接继承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清人新疏最早的大约作于乾隆末年，而如前文所述，乾隆后期《四书大全》和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已臭名昭著，以“大全”为名的书也基本绝迹。
雕版印刷业的极度繁荣自然属于一个底层的条件。它可以造成暗合，也可以成为沿袭的必要条件。
乾隆后期以降，“大全”之名虽然消失，但是沿用《大全》体式的偏主义理的著作却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嘉道年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而这种偏主义理的体式在宋元明清四代的传统上，一直就可以容纳相当篇幅的考据性内容；而到了嘉道年间，志于作新疏的考据学家虽然其目标常常是唐宋之旧疏，但是其突出的资料汇编的性质，应该可以说是受了“《大全》体”的直接的影响，而以这种体式写成的偏主考据的著作，又经常可以容纳相当篇幅的义理性内容。嘉道年间的个别著作如陶起庠的《四书补义》（1811），其体为资料汇编，其内容则义理考据兼重，于是读起来既像高头讲章，又像清代考据学的著作。这种古怪类型的出现，实际上是《大全》体或者说疏体完全可以自由地包容义理和考据两种内容的极其自然的结果。
所以，暗合与承袭当兼而有之。至于哪种因素占得更大一些，有待于日后研究的深入。
3．解释：义理与考据的共性以及“义理上的考据”
把偏主义理的《四书大全》看作疏，貌似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其实经学时代的注疏及札记往往都是义理性内容与与考据性内容夹杂在一起的。就像南宋以来的“《大全》类”著作中常有考据性的内容一样，唐宋旧疏与清人新疏中同样都有义理性的内容。“疏”体很难作为考据学的标签。札记体亦然。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义理与考据从根本上看是存在着共性的。义理也好，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也好，同为对共相、对规律的寻求，同有脱离经书本文而追求更大范围内的统一性的倾向。“学而时习之”，我们所“学”所“习”的都是可以重复的东西。不可重复的东西我们是学不到，也无从演练，甚至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义理之学可以在经书本文之外独立出来，这在宋代理学兴起以来早已众所周知；而传统意义上的考据学其实也有脱离经书本文的倾向，因为考据本质上就是将相关材料汇集在一起，去伪存真，而那些材料往往散见于不同的书甚至超出经书之外。小学是最容易从经学独立出来、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先秦两汉乃至后代文献的研究的一门学科。像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都是综贯各种古文献而成，应用范围也极广。通礼之作始自宋陈祥道的《礼书》和朱熹等的《仪礼经传通解》，这类书（特别是像清焦循的《群经宫室图》）可以脱离任何经书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成果。考经书史实的也是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将马驌的《左传事纬》归经部春秋类，而把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归史部纪事本末类，其实二书的体裁和材料都是近似的。
退一步讲，义理资料的汇编与斤斤计较，就是一种广义上的考据功夫和工作，这与闭门造车，完全不顾及经典和他人的意见，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义理上的考据”与典型意义的有关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历史史实等等内容的“考据”不同的地方在于，其考校的对象是做人的道理，抽象程度高，适用范围广。但《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的“之”，不仅仅是指所谓实实在在的乾嘉考据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做人，同样是学习的内容。像王鸣盛那样的考据大师，明确声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虽然说的是实理，但是不能不令后人发指和反思。纪昀事先给大贪官卢见曾通气，从社会公众利益的角度看也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义理也需要考据异同，裁成一是，这应该不难理解。
这种“义理上的考据”之风，近古以来由朱熹所确立，并流行开来。孙钦善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史》中谈到宋代经学范围内的考据学的“两谷一峰”说：
宋代古文献学以义理之学为主流，但是训诂考据之学也还在发展，并且向义理之学渗透。就史学领域而言，考据传统持续不衰。就经学而言，考据学构成了两峰一谷的态势，即宋初承汉、唐之学，训诂考据比较突出，随着道学的兴起发展，训诂考据的地位便逐渐落入谷底，自朱熹不废训诂考据后，延及其弟子，势头又重新上升。
孙先生进而引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把宋代经学领域的考据学“与元明清考据学一脉相传地联系起来”、谓朱子“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之学五传而为顾炎武、阎若璩的说法，指出“宋代经学领域的训诂考据之学，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并举顾炎武为例：
清初顾炎武反对陆王空疏性命之学时，正是标榜朱熹，打着“经学即理学”的旗帜的。（P498-499）
谨按，如果将“义理上的考据”之风也考虑进来，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为平滑和顺理成章的清代考据学兴起和全盛的历史大背景。而孙先生所谓宋代训诂考据之学不仅在发展，“并且向义理之学渗透”的说法，也变得更有意韵了。
名物典制上的考校异同，与义理上的考校异同，都是可以使人终身为之、乐此不疲的活动。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元明清三代的学者会在四书上投入这么大的精力。科举只是一个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原因还要归于考校某种说法是否合乎经义、是否合乎注义、是否合乎情理、立说是否有弊、如何裁成一是等等等等，这些的确也很有味道。例如清初的理学名臣陆陇其在其《三鱼堂四书大全》的序中交代此书第一编存在的问题说：
有先儒见到之语，读之若平澹而实关学问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时之言，读之若无病而实开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奥义，《大全》诸书所不及载，或载而不详者，则此本亦竟阙如；又有两说互异，当存疑而辄轻断、当画一而务并存：每取而覆视之，辄赧然于心。……（1B）
清代考据学公认的鼻祖顾炎武虽然看不起明代的《四书大全》，然而他对朱熹的治学路径极为赞同。他理想的科举内容是：
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日知录》卷16“拟题”条）
“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朱熹不但用诸训诂名物典制的考证，而且主要地是用诸义理；顾炎武所设想的科举考试的内容，显然同样是以义理和大义为主，而非章句名物之末。
4．余论：朱熹重新确立起来的传统：述而不作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突出的特点就在于“述”。他起初所作《论孟精义》和《中庸辑略》等书都是资料汇编，但最终还是裁成一是写成了《四书章句集注》，而将去取之意记于《四书或问》。而朱熹的后学，一方面出于对朱熹的尊重，客观上也是因为《四书集注》自身的质量过硬，所以一般都采取了“述朱”的姿态。这就是朱子后学虽然继承朱熹汇编各家经说的传统，但又采用了“疏体”，以将朱注突出出来的原因。这种疏体，实际上合朱熹的《集注》本身和“《精义》·《辑略》体”（也即资料汇编体）为一，本质上是资料汇编，但是又稳固地将朱注置于显要位置。其中有思想和判断力者（为今人所熟悉者如王夫之），能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进而将朱熹的“《或问》体”（也即论辩体）也容纳进来；而那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不愿裁成一是者，则基本上仅成资料汇编，不包含朱熹的“《或问》体”的内容。《四书大全》就是这一传统的一个不十分体面的代表。
清代考据学者同样以好“述”而著称。虽然其主观上和名义上所遵之祖为马郑、为孔贾，但是客观上从著作体式看，却都是朱子后学流行的体式的继承。而从主观上看，这些考据学者在思想上多数还是朱子学的信徒；能在义理上跳出朱子学范围的极少，而这些跳出来的人，其著作很多依然采用与朱子学同样的传注体。后者的典型是王夫之。王虽然从哲学基本问题上倾向于张载，但是单纯从其著作以传注体为主来看，已可归入朱子学而无大的疑问，因为与朱熹的著作基本上是传注体不同，张载的著作都是子学体的。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完全读不出同朱熹及其后学的势不两立的味道，这是因为他仍在以朱子后学自居。
无论是偏义理的《四书大全》类著作还是偏考据的清人新疏，都体现了朱子学“述”的精神。清代考据学家无论在义理上是尊朱还是斥朱，其实都是南宋的朱子治学精神的传人。难怪钱穆先生认为朱熹在儒学史上的重要性除孔子而外无人匹敌。
假如没有朱熹的那些化“创”为“因”、改“作”为“述”的努力，那么理学是否有机会并且能够稳定地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则成为极大的疑问。应该说，是朱熹扭转了北宋五子将儒学由经学向子学化发展的趋势，改变了宋代的新儒学脱离经学的传注传统的倾向，而将之纳回了传注的轨道，使得“述”的传统得以延续至封建社会的结束，从而对中国近古时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载：《炎黄文化研究》第三辑，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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